广州地处祖国的南大门，毗邻港澳，是对敌斗争的前沿地带。1962～1963年间，国民党台湾当局利用当时大陆出现经济暂时困难之机，派遣特务潜回广州等地进行造谣破坏，煽动居民外逃，导致“东站事件”发生。同时，又连续派遣武装特务在广东沿海地区偷渡登陆，进行骚扰，叫喊“反攻大陆”。针对这一局势，广州市开展了备战镇反运动。

　　1962年五六月间，台湾当局秘密派遣一批特务到广州，企图破坏铁路、公路、桥梁，纵火焚烧戏院、仓库，搜集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联络潜藏在内地的反革命分子，发展特务组织，散发传单，散布谣言，挑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制造混乱。当时社会上谣传：“6月1日～3日，为庆祝英女皇生日，边境开放3天，内地居民不用通行证可以前往香港。”6月1日，受到煽动的群众便聚集在广九火车站(又称东站，是当时广州火车客运站，地处白云路)广场，最多时达1万余人。他们争先恐后地往车站冲去，想搭车去香港，把车站办公室、站台、车道等围得水泄不通，列车无法运行。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等前往劝说，竟受到包围，宣传车被推翻，司机和公安人员遭殴打。当晚，市长曾生等人再次前往视察，聚集的群众有增无减，有些还乘机煽动闹事，秩序混乱。曾生等人即驱车前往广东省省长陈郁家，向陈郁省长汇报了东站发生的严重情况，并建议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当晚深夜，为解决“东站事件”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广东省长陈郁，副省长林李明，广东省军区政委宋维栻，中共广州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广州市市长曾生，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广祥等人。经过研究之后认为，总的指导思想应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作出决定：由广东省军区调派一个营的兵力，在东站附近地区实行临时局部戒严。6月2日凌晨1时起，向群众宣传戒严令后，对一些不听劝告参加闹事的人员拘留审查，其余群众陆续离去，事件逐步平息。

　　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讲明事件的真相，6月2日，市委召开各战线负责人、各区区委书记的紧急会议，说明“东站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和如何做好善后工作等意见。5日，又召开全市县科级以上的干部会议，由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作《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东站事件”的发生固然有其客观原因，这主要是群众对经济生活困难不满，企图往港寻求出路，但敌人插了手。要大家提高革命警惕。根据当时敌情严重，形势紧张，台湾当局蠢蠢欲动，居民思想不安定等情况，市委遂作出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备战镇反运动的决定。

　　6月15日，市委召开全市县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由赵武成作开展备战镇反的动员报告。17日，市委召开第三十次常委会议讨论立即开展镇压反革命的问题。18日，市委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备战镇反宣传提纲》，旋即发出《关于开展备战镇反宣传紧急通知》和《坚决镇压反革命的紧急指示》。19日，市委又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按照新华社“关于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匪帮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的新闻稿内容，向群众进行口头宣传问题。同时发出《关于立即传达新华社重要新闻稿的紧急通知》。接着，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出《关于干部在星期天照常办公的通知》。市委还批转市防空委员会《关于加强当前防空工作的报告》，为了防范敌机的侵袭，市人委于6月26日发出通告，对广州市防空警报讯号及使用等方法作出规定，还举行防空演习。与此同时，市委发出了《关于备战时期党员应严格遵守的十项纪律的通知》。

　　经过深入总结“东站事件”的经验教训，学习宣传有关开展备战镇反运动的文件，密切联系实际，使广大干部群众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进一步提高了认识和警惕性，识破了敌人的各种阴谋，不再听信谣言或传播谣言，正确对待目前出现的暂时经济困难，揭露敌人活动的可疑线索，协助公安机关做好对敌斗争。但也有157名党员因临危退缩、消极怠工、动摇逃跑而受到党纪处分。

　　与此同时，对敌斗争专门机关加强工作，侦破了几十宗大案，使敌人的破坏阴谋未能得逞，在这期间广州没有响过一次炸弹，保障了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和公共设施的安全。1962年10月～12月间，市委还运用我广东沿海军民紧密合作，连续歼灭窜犯广东沿海地区的台湾9股共173名武装特务的生动事实，教育群众，提高对敌斗争的信心。1963年6月3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宣判大会，判处了一批蒋帮特务分子，其中一名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被判处死刑，两名投案自首的特务分子得到宽大处理，免予刑事处分。还有5名特务分子被判处有期徒刑。以后的备战镇反工作，结合城乡开展“五反”、“四清”运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