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广州市开始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1979年，广州市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指示，在农村大力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活经济，同时以流通为突破口，以市场为导向，开始了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

　　一、改革首先从农村取得突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高度集权、以行政管理为主、缺乏活力的体制，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劳动者4个方面的积极性。还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提出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

　　与中央改革思想相一致，广州郊县的农民群众也在进行改革尝试。1978年冬，从化、增城一些边远山区的生产队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自发实行了对粮食或经济作物的联产承包。但由于当时干部和群众对这问题的认识不一致，行动缓慢，绝大部分的生产队仍然实行不联产计酬的包工定额和大排工方式。1979年2月4日，省委批转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建立“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五定一奖”指定劳动、定地段、定产量、定成本、定工分、超产奖励)，指出：“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当前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中比较好的一种形式。”同时强调：“生产责任制原则上到生产小组，不要到个人，更不要到户。”此后，生产责任制开始推广。

　　1980年6月，市委召开了县(区)委书记会议，落实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指示，搞活农村经济，建立生产责任制。会议定出具体措施：调整农业经济结构，发展蔗、果、花、鱼、药材、畜牧等种养业和山区林业，发展采矿、小水电、建材、建筑、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和家庭副业，开展农工商综合经营；承认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对已经建立起生产责任制的地方，要加强管理，健全措施，尚未建立的，要引导他们建立。

　　这些措施在实践中起到很好的作用。1980年，广州农村85％的生产队建立起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82年扩大到95％，其中实行承包到户、包干到户形式的生产队占79％。1979～1981年三年共调减水稻面积19万亩，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在提高水稻单产、保证水稻总产不低于未调减种植面积的1978年的同时，3年间花生共增产46.6万担，相当于1978年花生总产的64.5％；糖蔗共增产52.3万吨，相当于1979年糖蔗总产的38.4％；塘鱼共增产18.7万担，相当于1978年塘鱼总产的1.2倍；多年生水果共增产75.4万担，相当于1978年水果总产的71％。1981年全市社队企业总收入8亿元，比1978年的4.25亿元增长88.2％。农业产值结构也发生变化，种植业产值的比重占45.2％，社队工业产值占41.4％，其他占13.4％。

　　1982年1月，市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同年7月，市委召开郊县(区)委书记会议。这两次会议提出了“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和“郊县农村为城市服务”的方针，并提出坚持稳定政策、稳定生产责任制、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抓好推广新技术、组织新联合、开辟新的生产领域。会议提出的服务城市、富裕农村的方针成为此后发展城郊型农业的依据。

　　1983年1月，中共中央下达文件，肯定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和搞活农村经济的做法，提出了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道路问题。市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进行传达和讨论，并为进一步放宽广州农村经济政策制定了十条措施，包括允许农民跨地区、跨行业搞专业联合和服务联合，放手发展农民的合作商业；农村个体工商户，可以请帮工；允许集资入股办各项事业和按股份分红；农村商业组织可以进行灵活购销，可以出省，可以进城，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可有升有降；允许农民长途贩运；允许私人购买拖拉机、汽车等大型工具。对于农村体制改革问题，会议决定，1983年上半年先在增城进行政社分设的试点，1984年全面实行政社分设。

　　此外，1983年初，市委、市政府还作出具体的政策性规定，鼓励和引导农民把多余的资金、劳力、技术投放到开发性生产上去，开发荒山、荒地、荒水、荒滩、荒涂(简称“五荒”)，推动广州农村的开发性承包事业。

　　在有关政策的鼓励和扶持下，1983年，广州农村专业户发展到9.6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2％。专业户经营的项目有种养、加工、运输、建筑、服务等行业，经营形式有家庭经营，联产经营，跨乡、跨区、跨县经营几种，其中跨乡、跨区、跨县联营的新经济联合体有1.9万个，参加的农户有4000户，占农户总数的5％，主要经营种养业，开始形成广州农村的种养专业村，他们生产的农副产品的商品率达70％以上。

　　1983年，广州有5万多个农户采取单独或联合的形式，筹集资金，从事开发性生产。共开发荒山、荒地、荒水、荒滩、荒涂面积达139.6万亩，已利用的有121万亩，主要用于发展种养业。

　　同年，广州地区虽然遭受了低温阴雨、暴雨洪涝、台风暴潮等严重自然灾害的袭击，仍然获得好收成。全年农业总产值为18.51亿元(含清远、佛冈县)，比1982年增长4.55％。除糖蔗、花生外，农、林、牧、副、渔普遍获得增产，农业总产值与林、牧、副、渔业产值的比例为46.15∶53.85。

　　与此同时，广州农村开始了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全市农村建区133个，实行党、政、企分工，分别成立了区委会、区公所和区农工商联合公司。

　　二、城市改革的探索和准备

　　(一)放开价格，搞活流通

　　搞活流通是城市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十年动乱导致的经济疲惫，以及长期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管理政策，导致市场上商品货源不足，物资匮乏，1978年广州居民需凭证购买的消费品达65种。1979年，市委提出了搞活购销的计划：敞开城门，疏通渠道，改革购销体制，放活价格，货畅其流。改革首先在水产品市场开始。1978年冬，广州放开部分水产品市场，在全国同行中办起第一间行栏货栈——广州河鲜货栈，对河鲜杂鱼实行自由购销，随行就市，议价成交。接着又办起咸鱼海味、塘鱼、海鲜品贷栈，开展议购议销。行栏货栈一出现，就对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活跃城乡物资交流起到良好作用。1982年，针对市场上鱼价偏低、农民不愿养鱼的情况，经过周密调查研究，对价格政策进行了改革，率先放开鱼价。市委、市政府总结了过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经验，顶住价格放开初期货少价高的压力，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方针。在价格杠杆的刺激下，农民大养其鱼，产量迅速提高，鱼价逐步回落，从而为全面放开农副产品价格创造了良好的开端。1981～1983年，广州相继放开了禽、蛋、果的价格。1984年11月，市委颁布了《广州市蔬菜购销体制改革方案》，对上市蔬菜实行放开任务、放开流通渠道、放开价格。到1985年，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7大类农副产品——菜、肉、禽、鱼、奶、蛋、果的生产、经营和价格全部放开。

　　在放开价格的同时，从1979年开始，广州市就敞开城门，放开农副产品市场，让10万农民进入流通领域，也鼓励外地企业进广州设厂办店，欢迎国内外商品进入广州，使国营、集体、个体经济自由竞争，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广州市区为中心，以广大农村和城市集市为依托的农副产品流通网络。1985年，广州城乡集贸市场发展到261个，逐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多渠道、多形式、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

　　(二)扩大企业自主权

　　这时期，广州工业部门进行了“扩权让利”的试点。1979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按照五个管理体制文件组织试点的通知》精神，广州缝纫机工业公司、广州第一棉纺厂、广州化工厂等88家企业开展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其主要内容是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扩大企业财权；实行按企业实现利润核定留利比例，提取职工福利金、奖励金和生产发展基金；允许企业对留成资金自行安排使用，并使企业的经营效果与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直接挂钩。与此同时，广州绢麻厂等3家企业开展“独立核算、以税代利、自负盈亏”的试点。1983年8月，广州市有354家工业企业实行税利并存的第一步改革——利改税，1984年10月过渡到完全以税代利。1984年，广州市46家大中型企业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和企业内部岗位责任制。

　　在集体所有制企业，试行由统负盈亏改为自负盈亏的办法，并普遍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

　　推行经济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有力地调动了职工和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广州钢铁厂1980年实行了“亏损定额递减包干，增亏不补，减亏留企业，一包四年不变”的财政包干政策后，当年就脱掉了长期亏损的帽子，并略有盈利，1981年盈利380万元，1982年盈利640万元，1983年盈利1600万元，平均每年以翻一番的速度发展。

　　1981年，为解决广州城市用水紧张、自来水厂建设资金困难的问题，广州市决定给广州自来水厂实行“以水养水”的政策，即自来水厂的生产利润，除缴交交通能源基金和企业留成外，全部返还留作维护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1981年12月，广州正式实行“一费三养”(按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收取市政建设费，实行“以水养水”、“交通费养交通”、“以园养园”)的特殊政策。

　　1983年1月，在市委四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市委提出要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把农村推行以“包”字为核心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扩展到城市工业、交通、商业、服务业、基建、科技、文化事业等各个领域。

　　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

　　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漏洞也开始出现，主要是管理工作跟不上，一些方针政策和必要的管理制度、管理措施跟不上。从1980年开始，广州市的经济犯罪不断增加，一些不法分子乘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之机，钻法制不完善、制度不健全、管理不严的空子，利用职权进行走私贩私、贪污受贿、假公济私、投机倒把的犯罪活动，在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要求立即查处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同年2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上，制订了执行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在坚持改革开放前提下打击犯罪活动的措施。

　　2月，广州市委作出《关于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紧急通知〉的通知》，指出：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开展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斗争，给予各种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以有力的打击。为此，市委成立了“贯彻中央紧急通知领导小组”(1983年10月改为“中共广州市委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领导小组”)，大张旗鼓地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

　　1982～1987年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期间，广州市查处经济犯罪案件3232宗，其中以贪污受贿案最多(1843宗)。其次为投机诈骗案(495宗)、渎职案(312宗)、走私贩私案(128宗)，盗窃案(191宗)等。在案受审查的党员1213人，国家干部1444人。处理结果：受党纪处分的635人，受政纪处分的714人，受刑事处分的583人(其中判死刑5人)，追缴赃物(折款)1122万多元。已结案300宗，结案率92.8％。

　　为了加强广州市的行政监督工作，1987年10月，成立了广州市监察局，撤销市委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对经济犯罪的监督和执法成为广州市的一项常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