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体制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

　　为了加快广州的改革开放，1984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确定广州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同年11月，国务院批准广州市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享受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根据中央的精神和广州地区的实际情况，市委对这一阶段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进行了总体规划，以城市改革开放为中心，发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4～1988年，是广州市全面改革开放的时期。

　　一、企业的体制改革

　　1984年5月，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布了《关于市下放部分权限给各区、县、局(总公司)的通知》，下放给各区、县、局(总公司)6方面的权限，即：下放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业务权；简化出国考察人员审批手续；下放留成外汇审批权；下放利用外资项目审批权；下放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审批权；下放物资管理权。同月，市委、市政府批转了《关于第一批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请示》，批准广东玻璃厂等70家企业为第一批扩权企业，并下放给扩权企业十大权限，包括：生产计划权，产品购销权，价格自主权，资金使用权，劳动工资管理权，机构设置权，干部任免权，固定资产处置权，技术改造和引进项目审批权，对外贸易权。目的是通过扩权，把企业的责、权、利统一起来，使企业既有内在的动力和活力，又有压力，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

　　1985年2月，市委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是搞活企业。针对当前企业改革的主要问题是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干预过多，放权的步子过慢，市委提出：从1985年起，把企业的人、财、物、供、产、销等方面的经营管理权放下去，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内部要建立和健全各种经济责任制，建立和健全厂长(经理)负责制，经济责任制要层层落实，做到责、权、利相结合，职工的劳动所得与劳动成果相联系。

　　1985～1988年，企业管理体制实行了多项互相配套的综合改革：(1)逐步下放权限，扩大企业自主权。市政府先后在财政税收政策、资金使用、人事劳动管理、机构设置等方面下放了24条权限。(2)探索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路子，包括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和改革企业内部的分配制度。(3)整顿行政性公司，减少行政管理层次。(4)开展股份制试点，1985年第四季度和1987年初，分两批对12家国营工业企业实行了股份制试点。

　　二、其他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

　　随着企业改革的进行，各项社会体制的配套改革提上了日程。1985年2月，在市委四届五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全面展开广州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一中心环节，市委提出：以“三放”(放宽政策、放权简政、放开小企业)带动“六活”(搞活企业、金融、流通、建筑、科研、联合)，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调整多方面关系，建立各种相应的体制，把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推向一个新阶段。针对各领域的情况市委指出了改革的方向：

　　一是搞好农村体制改革，要与城市改革协调进行，互相促进。目前以调整农业结构为重点，按照“贸—工—农”的次序安排，逐步提高林、牧、副、渔业和工商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发展畜牧业和乡镇企业。

　　二是搞好财政、金融、工资、价格管理的配套改革，要发挥好它们的经济杠杆作用。广州是南方的金融中心，要以搞活金融来带动整个经济建设。要运用经济手段，融通资金，使现有资金得到更好的安排和调剂使用。企业的工资改革和第二步利改税工作要继续进行。价格改革要适应市场调节，放宽计划外产品的价格管理，扩大浮动价格的产品的范围和幅度，实行计划价、浮动价、自由价、质量差价、地方差价、季节差价相结合的价格政策，以便灵活地反映价值和供求关系，刺激生产，鼓励先进。

　　三是搞好外贸和流通体制的改革，其原则是政企分开，重点是简政放权。对外贸易方面，让各种专业性的外贸公司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向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流通领域方面，建立少环节、开放式的批发体系，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

　　四是搞好科研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实行科研成果商品化，推行有偿合同制，克服吃“大锅饭”现象，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教育改革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逐步推行校长负责制，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教育内容、方法和手段，加强成人教育。

　　1986年1月，广州市被列为全国首批金融改革5个试点城市之一，开始了金融体制的改革。首先，建立和发展了金融市场。1985年，广州市已建立证券市场。1986年1月开始，建立了外汇调剂市场。同年10月，成立了跨地区跨行业的“广州金融同业拆借中心”。其次，实行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管理，改革了资金管理体制、财务管理体制和银行内部的经营机构。再次，建立了多种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和交通银行广州分行。

　　1985～1988年，广州市对计划、财政、税收、物价、信贷、物资等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强总量平衡，减少指令性计划，扩大市场调节范围。1988年，广州市工业品和社会商品中指令性计划已从1978年的200多种减少到20多种，大部分是中央和省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在减少直接控制的同时，以金融财税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开始发挥作用，从而建立起以财政、信贷、价格、工资等方面的新政策指引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体系。

　　1985年起，农村专业合作经济不断发展，农业实行适度规模经营。1985年，白云区江高镇组建了家禽合作经济组织，以镇办鸡场为依托，联合8个村办鸡场、1000多家养鸡专业户，形成以场带户，科研与生产结合，与外贸部门挂钩，产供销“一条龙”的集团式合作经济组织，被誉为“江高模式”，在广州市推广。同时按照“服务城市，富裕农村”的方针，广州重点抓了“菜篮子工程”建设，建成了一批菜、肉、禽、鱼、蛋、奶、果、花等鲜活农产品生产基地。1987年，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加强市带县工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提出发挥广州地区的城乡优势，实行市带县，城乡结合办工业，从而把城乡联合办企业和乡镇企业纳入广州市经济和工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从1987年起，连续4年由财政拨款500万元贴息贷款，扶持乡镇企业。1987年签订的城乡联合办企业协议或合同项目347项，投资金额12.48亿元。

　　此外，外贸、流通、科研、教育等领域的体制改革也在进行。

　　三、制定社会发展战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委在全党全社会广泛推进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广州城市及其发展道路进行“再认识”，进而制定了一系列反映广州城市特点，符合城市发展方向，适合改革开放需要，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

　　建国以来，广州市偏重于发展工业，而为城市自身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服务以及为整个华南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广州作为贸易中心城市的功能日渐萎缩。随着改革和开放逐步深入，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就成为广州经济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转变工作方式，重视抓宏观管理和战略决策，1983年开始，市委、市政府先后组织了有广州地区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重点围绕如何发挥广州中心城市作用问题的研讨会，推进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事求是，对广州进行“再认识”。在这过程中，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人民取得一个共识：广州是珠江三角洲、广东省以至华南地区工业、科技、金融、饮食服务、交通通讯最集中、力量最雄厚的中心城市。对于这样一个中心城市来说，它本身的工业生产能力固然重要，但它更重要和更基本的功能，是在于组织华南地区或更大地区的区域性市场，实现区域的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从而组织华南地区经济的运行，达到整个区域的最佳经济效益。

　　在这个基础上，由市委研究室和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起草，经市政府修改，制订了《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纲要》、《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纲要》和《广州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纲要》。

　　根据广州的优势特点和地理位置、战略地位，根据广州作为中心城市应当发挥的组织区域经济运行的功能，《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纲要》提出1986年到本世纪末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和总方向是：以外经外贸为导向，以科技、教育为依靠，以工农业为基础，以轻纺工业和第三产业为重点，大力发展能源、交通运输业。为把广州建设成为具有强大内外辐射能力的、多功能和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心城市打下基础。

　　根据广州地区文化发展特点和社会发展要求制订的《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纲要》指出：今后广州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服务，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一致，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对外开放相适应，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广州新文化。

　　《广州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纲要》制订了从1986～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坚持把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放在科技工作的首位，有选择地加强新兴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有重点地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继续开展对工业、农业、医疗卫生、交通、环境综合治理等方面的科技攻关，同时加强先进的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促进中小企业、乡镇和区街企业的技术进步；有计划地扩大技术引进，把技术引进同研究开发、消化创新紧密结合起来，提高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的起点，增强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和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增加出口创汇；有重点地支持对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和决策科学的研究。

　　这三个发展战略纲要是几十年来参加广州建设的领导和人民共同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在重新认识广州，全面开展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以实事求是，不断探索的精神提出的社会发展目标，它对指导广州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的改革和开放具有重要意义。这三个发展战略纲要经1987年8月广州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执行。

　　随着全面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纲要的实施，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工业方面，到1988年，广州已建立起一个以轻纺为主体，重工业有一定基础，门类比较齐全，设备技术较为先进的工业生产体系，成为华南工业生产基地。198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263.78亿元，比1978年的75亿元，增长2.53倍；农村社会总产值82.17亿元，比1978年增长5.3倍；农业总产值11.91亿元，比1978年增长75.92％；乡镇企业总产值55.3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30倍，农民人均年收入1324元，比1978年增长了4.3倍。1987年，广州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为121.06万人，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30.23％；第三产业产值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0.76％增至43.7％，增长速度高于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运输业、商业、邮电业、金融保险业、旅游业、房地产业已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柱。

　　四、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

　　1985年广州实行计划单列以后，市委、市政府把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确定为：以外经外贸为导向，逐步建立“贸工农”型的经济结构。同时确定：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广州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不变的战略选择。从此确定了广州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方向。

　　在新形势下，市委、市政府决定：改善广州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在硬环境方面，加强了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大力兴办第三产业，解决外商投资者的食、住、行问题。在软环境方面，加强了管理、政策、法律、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建设。同时进一步修订了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规划。1985年，集中有关部门在东方宾馆创办了广州对外经济事务总汇(“外经一条街”)。广州市委、市政府也经常通过各种联谊、恳谈、节庆活动和到港澳举办洽谈会、展销会等方式，介绍广州的投资环境，公布投资和贸易活动。市委研究室就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政策和法律问题，先后提出“关于搞活广州外经工作，促进和发展外贸出口的意见”，“关于吸引侨资、港资的优惠办法”，“关于搞活金融、用活留成外汇以及开办境内居民外币存款的意见”，“关于引进技术消化创新的意见”，“中外合资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外贸活动中的问题和建议”，“关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意见”等等。

　　在外贸体制上，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在企业中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发展工贸结合，建立出口货源基地，初步改变了外贸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1987年，广州外贸企业全面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88～1990年由地方政府向中央承包，其中轻工、工艺、服装3个行业实行了自负盈亏试点。

　　为了便于外商成片开发，兴办“三资”企业，1984年4月，市委、市政府着手筹办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并于5月审议通过了《广州开发区规划大纲(草案)》。12月28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奠基典礼，正式进入开发建设。开发区的筹办是广州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是：一切立足于现代化，要体现“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在优先发展与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新技术工业的目标下，协调发展教育、商业、贸易、居住、旅游等服务设施项目。1984年底至1988年底，开发区主要引进一些投资少、效益好、回收快的项目，采取“以贸促工、工贸结合、技贸结合”的策略。1989年起，开发区逐步建立起符合开发区经济运行特点的体制模式，重点引进技术档次较高、规模较大的项目。与此同时，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区以及20多个对外加工区也陆续开办，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还设立了保税区，形成了广州市多层次对外开发、利用外资的格局。

　　1979～1987年，广州市签订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和补偿贸易合同897项，合同规定的外商投资金额为17.66亿美元，实际投资5.66亿美元。按现行平均汇率折算，外商投资总额几乎占同期市属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的1／6，行业遍及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邮电、房地产、商业、旅游服务、文教卫生等行业。到1987年底，广州市已开业投产的“三资”企业有426家，1982～1987年获利润2.6亿元，并上缴工商税、企业所得税和分配中方利润2.8亿元。

　　1985年广州市恢复计划单列城市后，外贸出口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1985年比1984年增长19.83％，1986年比1985年增长46.18％，1987年比1986年增长48.61％，1987年外贸出口总值达到9亿美元，在全国十大城市中居第三位。

　　五、科技、教育领域的体制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委、市政府充分肯定了科技、教育的重要性，提出“科技、教育兴市”的口号，把科技、教育作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并逐步开展科技、教育领域的改革。

　　1984年4月，市委召开科技工作会议，通过了《广州市有偿使用科技三项费用暂行办法》等10个条例和方案。1986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制定了《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纲要》和《广州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纲要》，规划了广州市从1986～2000年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在1985～1988年间，市委、市政府还联合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主要的有《关于改革教育体制，发展教育事业的决定》(1985年10月)、《关于放活科技人员的若干政策规定》(1987年8月)、《关于加强中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工作的决定》(1987年10月)。市委、市政府提出：

　　加强基础教育。要求1988年基本实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求在1986年，市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和普通高中招生数的比例达到5∶5，1987年达到6∶4；黄埔、天河、芳村、郊县在1988年达到5∶5，1989年达到6∶4。

　　发展成人教育，加强岗位培训。要求在1990年以前对全市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党委书记、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及后备干部全部轮训完毕；1990年企业中级技工要占技术工人总数的50％左右，市属企业高级技工要占10％左右；加强对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技能培训和农村青年的实用技术培训。

　　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使高校在学校建制、招生、分配、财务、教学、科研、对外交流等方面行使职权。

　　实行科研单位所长负责制和科技成果有偿转让制度。

　　允许人才流动，允许市属科研单位、高校、机关及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到区、县、镇和农村进行开发、承包、租赁、领办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和亏损的全民所有制小企业。

　　1984年，广州市开始执行市委、市政府的指示，实行科研单位所长负责制，对内实行课题承包，对外实行科技成果有偿转让，改革过去的科研拨款制度。1987年10月，广州市科技投资公司成立，筹集和融通资金，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到1990年已初步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科技资金支持体系。1986年起，广州市推进科研单位与企业组成各种形式的科研生产联合体，并采取课题招标、技术入股、课题承包、科研机构进入企业等方式，加快科技与企业的结合。

　　1984年，广州市实现了普及小学教育，1988年老市区普及了初中教育。1984年开始试行校长负责制，同时不断调整学校的教育结构和专业设置，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教育部门与厂企办学并举的方针，发展职业高中。市属高校不断调整专业设置，新开设了一批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专业。成人教育以岗位培训为重点，全面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并有计划地对大中型企业领导、各类专业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培训，成为广州市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政治体制改革

　　在经济体制改革迅速推进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逐步展开的过程中，现行政治体制与之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突出。为了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政治体制也必须作相应的改革。1988年1月，市委根据中共十三大提出的要建立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精神，制订了《广州市1988年政治体制改革工作方案》。提出广州市的政治体制改革，以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为突破口，主要抓4个方面的工作：

　　搞好党政职能分开。在市一级，要理顺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司法机关、群众团体的相互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企业，进一步实行和健全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转变企业党委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

　　进一步下放权力。扩大区、县和企事业单位的权力，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基层群众组织的作用。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具体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制度、对话制度、决策咨询制度、监督制度、选举制度、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基层民主生活制度的建设。

　　加强立法和执法工作，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1988年5月，市委颁布了《关于理顺企业内部行政、党组织和职代会之间关系的意见》，作为具体指导企业党政分开的文件。它提出：确立厂长在企业全面领导的中心地位；明确党组织在企业的监督作用；强化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管理作用。

　　1984年6月，广州市实行厂长负责制，从而开始了企业的党政分开工作。到1988年，市委、市政府全面实行党政分开，把市委应属政府部门管理的工作划归政府部门负责。同时在企业中实行党政分开，党、政、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1988年6月，市委在越秀区实行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程序和手续，公开办事人姓名、工号和职责，公开办事结果的“四公开”试点，同年10月在全市铺开。1987年，市委、市政府作出“对重大问题要逐步做到‘三不决策’，即：不认真调查研究不决策，不经过咨询论证不决策，不制定两个以上可行性方案不决策”的决定，逐步形成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此外，市委、市政府还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协商活动，如“市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市政府新闻发布会”等活动，活跃民主政治生活。1987年3月，市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基层领导评议机关、群众评议服务单位的“双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