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运动在广州的反响

　　1919年5月4日，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3000多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这一正义行动却遭到北京政府的镇压，32名爱国学生和群众被逮捕，因而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5日，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对当局的倒行逆施表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并通电全国。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立即得到全国各地人民的响应，纷纷发出通电，声讨北京反动当局，支持爱国学生。6月3日起，上海等地工人阶级以崭新的面貌走上政治历史舞台，举行罢工，支援学生运动。

　　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各界人士纷纷发出通电，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掀起了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广州的工人阶级、学生和各界群众汇成一股爱国洪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广州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广州共产党小组的诞生作了准备。

　　1919年5月7日，广州各校师生结合纪念“五七”国耻日的活动，开展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5月8日，广州国民外交后援会通电要求严惩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5月11日，广州国民外交后援会，又联合各界群众在东园举行国民大会，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会场两旁悬挂着巨幅对联：“欲杜强邦，先歼国贼”；“不伸义愤，曷号公民”。四周贴满“誓杀国贼’，“保我国权”等标语，各界群众代表和一些国会议员先后登台演说，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痛斥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卖国罪行，指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关系到我国存亡，现正千钧一发，全恃民气挽救，如犹不自振奋，国破家亡，当即可见”。台上台下气氛激动，泣不成声。会后，数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 ①沿途高呼“还我青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誓杀国贼”等口号。至军政府门前，示威群众派出代表向当局提出三项要求： 1、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青岛；2、严惩卖国贼曹、章、陆；3、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和群众。南方军政府答应向北方军政府“尽力与争”。

　　5月18日，广东教育会在九曜坊(现南方剧院)举行大会，讨论外交后援办法。5月25日，广州50多间中等以上学校派出学生代表，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集会，通过了包括致电“巴黎和会”，力争归还青岛及取消各种密约；挽留北大校长蔡元培；联合全国学生及各界人民，组织劣货调查会、学生义勇团、学生工厂；追悼在“五四”运动中牺牲的粤籍北大学生郭钦光烈士等十项决议。5月26日，各校师生齐集高师，举行追悼郭钦光烈士大会，场面悲痛激愤。参加追悼会的除了学生之外，还有绅政商工各界不下5000人。与会者表示要学习郭钦光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坚决斗争。追悼会成为一个誓师大会②，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运动在广州的深入发展。

　　5月30日，广州青年学生及市民举行游行，明确提出把抵制日货作为运动的主要内容，检查不受劝告而继续出售日货的先施公司，一批学生因而遭逮捕。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大田晋见向广东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明令严禁“不法举动”，更激起了群众的义愤。

　　当时广州中等以上50多间学校，由于对如何开展运动的意见分歧，分成两大组织。一个是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简称省会学联会，成立于1918年5月，基本队伍是高师和岭南大学，还有省立女子师范及南武、培英、培道、真光、青年会中学、复礼女师、女子体育、柔济女医、妇婴产科、女子职业传习所等13间学校的学生。它的特点是教会学校多、女校多(占了11间)，会长是高师的李朴生。他们主张采取“和平行事”，“科学救国”，反对罢课和“过激运动”。另一个学生组织是在“五四”运动后，即6月17日才成立的广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中上学联会。基本队伍是省立工专和公立法政学校。包括广东光华医药专门学校、广东医药专门学校、韬美医药专门学校、私立医药专门学校、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广雅、培正等近30间学校的学生，其中有2间小学校。张启荣(公法)、周其鉴(甲工)任正副会长，阮啸仙、刘尔崧等为执委。他们主张“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为支持全国学生运动，主张罢课，到群众中去宣传发动，检查抵制日货。尽管这两个学生组织在斗争方法上有分歧，但在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宣传新文化思潮等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有些活动亦采取联合的形式。北京、上海、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派学生代表方豪等到广州联系工作时，表示支持广州中上学联会，同时，希望广州两大派学生组织采取团结合作的方针。后来，省会学联会起了分化，许多学生退出该组织，加入中上学联会。此后，中上学联会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由一般的发表通电、集会、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转向组织宣传抵制日货的斗争。这一斗争一直坚持到1920年底。

　　为什么要把抵制日货作为运动的主要内容呢?当时中上学联会是这样认为的：l、我国是日本商品最大的倾销场所，日本将其倾销所得充当军政费用，如日本海产品税就是用来养活海军的，若能坚决杜绝日货，就是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可以迫使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态度，取消“二十一条”；2、抵制日货，可以增加北洋军阀政府的内外困难，打击亲日势力，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3、提高群众爱国主义思想，对发展民族工业有利。当时学生联合会在宣传抵制日货的同时，协同各界开办一些小型工厂，专门制造日用百货，如小五金、竹、木等用品和化工产品等，不少学校自办学生工厂，学生贸易部。高师出产的“高师枧”(肥皂)，大量供应市场，受到欢迎。

　　总之，当时支持或反对抵制日货，这是区别爱国或卖国的一个标志。有些大公司，如长堤的先施公司、西堤的大新公司和十八甫的真光公司，由于不理会学生的警告而继续出售日货，便被称为“三大亡国公司”。甚至出现学生与公司发生冲突事件，如 5月31日，数百学生到先施公司查禁出售日货时，被该公司关在铁闸之内达二天之久，引起市民的抗议。自此之后，这三大公司便生意萧条，相当一段时间“门可罗雀”。学生们还在各口岸查禁日货，一经发现，就把日货扣留，当众焚烧。当时南方军政府虽然也发表过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声明，但当广州学生罢课和查禁出售日货而引起纠纷时，却慑于日本领事馆的压力，以种种借口对学生的爱国运动进行弹压，因而激起群众的不满，认清了南北方的军阀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丘之貉”。

　　二、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

　　(一)广州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五四”运动是一个反帝爱国运动，也是一个新文化运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被称为启蒙运动。所谓“新”，是指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即“法兰西文明”，是针对封建主义旧文化而言的。“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虽然包含着原来说的资产阶级新文化，但它在新文化运动中已不占主导的地位了，而无产阶级新文化，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逐步在思想领域内占据着主导地位。

　　以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德谟克拉西)与科学(赛恩斯)两面旗帜，具体内容包括：1、提倡新道德和民主，反对旧道德和专制黑暗；2、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神权；3、提倡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反对重男轻女和买卖婚姻； 4、提倡社会教育，反对宗教和尊孔教育；5、提倡劳动神圣和劳动解放，反对不劳而获，轻视劳动。“五四”运动以前，广州的新文化运动较为沉寂，  比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落后；“五四”运动后才开始活跃起来。当时广州已有许多知识青年到北京、上海以至日本、欧美等地求学，他们传回不少书刊报纸，宣传新文化的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如《真共和报》、《羊城报》、《粤报》、《国民报》、《大同报》、《岭海报》、《广州共和报》、《广州晨报》、《旬报》  (后改为《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日报》)、《惟民》、《雪耻报》、《救国周刊》、《广东中华新报》、《民风》、《新学生》、《劳动者》、《广东群报》、《青年周刊》、《光明》、《珠江评论》、《劳动与妇女》等。外地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政衡》、上海《民国日报》、北京《晨报》、《申报》、湖南《湘江评论》等也传到广州来，后来《新青年》迁到广州出版发行。这些报刊书籍，在广州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对促使广州人民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内容方面，从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逐步转向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影响着广州历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在广州的深入开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使广州的思想界出现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新时期。

　　早在20世纪初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已接触到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十八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就提到：“麦喀士(按：即马克思)，日耳曼帝国(按：即德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论家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也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的要点，这些是“五四”运动前广东人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③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并没有真正理解，而真正出现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潮流，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事。在传播新思潮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

　　杨匏安(1896-1931)。广东香山县南屏乡北山村(现属珠海市)人。他早年留学日本，接受了新思想，1916年回国后，在广州时敏中学担任国文教员、教务主任兼《广东中华新报》记者。1919年7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连续发表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40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和社会学说，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特别是 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连续19天刊登的《马克思主义》这篇论文，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的下篇几乎是同时问世的。杨匏安在他的文章中颂扬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他说：“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马氏以唯物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④杨匏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唯物论和唯心论是根本对立的；唯物史观“为极有用之史学方法，又为空前的社会哲学。”⑤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其大旨不仅指斥资本家之贪婪，而在于揭破资本主义之不公”，⑥阐明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能以学理为基础”，现在“虽以资本制度而益形发达，然今日贫富之悬隔，及社会上各种罪恶，莫不由是而生。然则现在之社会状态，实劳动者奋起革命，以求改造之时期也。”⑦正当人们在探索改造社会之际，杨匏安能如此系统介绍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对于启迪人们的思想有着重要意义。在杨匏安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时，李大钊与胡适之间正进行“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适大肆鼓吹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此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杨匏安不仅大谈“主义”，而且在8月发表了《实用主义》的短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实用主义是一种“调和说，改良说”，支持李大钊对胡适的批判。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又是广州共产党小组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0年12月，他应陈炯明的邀请，由上海来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直到1921年9月才离穗。在南来之前，陈独秀就与李大钊等通过创办《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大力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了大量的工作，影响很大。特别是他通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大论战，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批判无政府主义谬论的功绩更是不可磨灭。从1920年9月起，他就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地以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批判无政府主义。1920年 11月，《共产党》月刊出版。这个刊物第一号至第五号具有社论性质的“短言”栏中，以及其他一些由陈独秀撰写的论文中，都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1920年10月，在《广东群报》创刊号上，刊载了陈独秀撰写的《敬告广州青年》一文，对广州青年提出五点希望，要求他们“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的佣奴”。陈独秀到了广州之后，继续批判无政府主义，进一步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扫除障碍。他发表了许多政论性文章和讲演，直接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无政府主义在广州的传播早于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刘师复。1915年刘师复逝世后，黄凌霜、区声白、梁冰弦等人继承其衣钵。他们在学生和工人中有较大影响，还控制了茶楼、理发等行业的工会组织，创办了《民声》、《民风》、《劳动者》周刊等。这些刊物在揭露反动政府和资本家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号召群众起来斗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也使一些青年受其蒙骗，误把无政府主义当作最革命的理论，分不清无政府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无政府主义的主要错误是把工人受压迫剥削的根源归咎于政府。要打倒一切政府和权威：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声称要“自创一个无牧师、无皇帝、无总统、无法官、无狱吏、无警察管辖和无寄生虫之社会。”⑧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潮。

　　为了批判无政府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通过由上海迁来广州出版发行的《新青年》以及《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等等刊物，发表了《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下品的无政府王义》、《革命与制度》等一系列文章，并通过书信来往的形式与区声白进行论战。1921年初，陈独秀到法政学校讲演时，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也在场听讲。会后，区声白立即写信给陈，表示异议。陈作了答复。区不服再写信争辩。陈再作答复。如此往复达三次之多。后来，陈独秀将这些信件刊登在《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开辟的《讨论无政府主义》这个专栏上。陈独秀在广州期间，通过文章、讲演、书信等形式，在自由、革命道路、生产与分配、阶级斗争、社会组织、国家政权等问题上，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全面批判，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他指出：“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总是相对的”，如果人人都可以不受任何约束，那么“整个社会只能成为一盘散沙，任何事情也无法进行”。1921年1月2日，陈独秀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发表题为《新教育是什么?》的讲演中，非常强调改造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他指出：“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十分伟大”，任何企图以个人的力量达到“改良社会底目的”“都是妄想”，“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般制度上着想不可”，批判无政府主义反对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制度的错误。他们企图以个人教育为基础，通过所谓“新村”运动，使一部分人成为“改革社会的先驱或模范”，通过暗杀“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人以达到改良社会底目的”，陈独秀认为“增加一两个善的分子，不能使社会变得善良，除去一两个可恶的分子，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为不恶”，⑨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建立劳动者的革命组织。他说：“除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⑩他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须的道路。”⑾驳斥了无政府主义毫不分析地反对一切国家政权，集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

　　通过这次大讨论，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一些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革命者转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甚至连区声白本人最后给陈独秀信中，也不得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今日社会唯一之手段，此后唯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而已。”⑿

　　谭平山(1886-1956)，广东高明人。是广州共产党小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是陈独秀的学生，1917-1920年在北大读书时，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思想影响，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曾为反动当局所逮捕。1919年5月，他在北大宣传新思潮的刊物《新潮》杂志上发表《“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谈》的政论文章，具体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篇科学巨著。1920年初，谭平山毕业后，和陈公博⒀、谭植棠先在上海创办专谈政治的《政衡》杂志。他们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专论与时评，宣传社会主义，提出建立革命政党，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政治主张。《政衡》出版后，他们寄送给广州的亲友及同学阅读。1920年夏，他们回到广州，分别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公立法政学校和省立甲种工业专科学校任教。这三所学校是广州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大力开展活动的重点。他们并于、1920年10月创办了《广东群报》，不久又出版了《劳动与妇女》。这些刊物大力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及其经验，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潮。他们在《广东群报》创刊号上，明确指出“《群报》的目的，就是改造社会”，它的责任“就是负担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机关，去催促新社会早日实现”。《群报》除了连载《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业》、《列宁传》和列宁有关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演讲，《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以及李大钊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瞿秋白的莫斯科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等以外，还发表了陈独秀与区声白论战的来往书信，在“评论专栏”中，连续28天刊载编辑部评论文章《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及议会派之比较》这篇反映谭平山等人建党思想和政治观点的长文，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思想。所有这些，均对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广东群报》便成了它的机关刊物。

　　林修梅(1880-1921)，湖南临澧人，林伯渠的堂兄。当时任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中将，是“五四”时期我国军界中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将军。他因护法战争受伤，于1920年底到广州就医。在这之前，由于受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研读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开始探索如何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广州写下了《社会主义的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等一系列文章，公开宣传“我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形最为适合”，“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最大毒害，就是私产制度，我们想把这种毒害，设法扫除，只有社会主义是他对症妙药”，“俄国实业进步远不及欧美各国，列宁居然把社会主义实行起来，而且一天巩固一天”，“我国政治经济状况，完全和俄国一样，同是农业立国。……我们只有抱定这种决心，谋社会主义的实行，也是一定可以在短时期内成功。”⒁驳斥了所谓“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他还根据马克思关于建立“产业军”的思想，提出改革中国军队为“农工军”，“联合劳工为社会主义的先驱”，并认为既然“资本家可以用私有财产的魔力诱惑军队作为他们的护身符，我们就可以主张财产公有制的方法，使军队反戈相向，共谋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还拟订了《农工军组织大纲草案》。他这种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见解，在当时军政界中引起震动，实属难能可贵。可惜，他的这些主张尚未付诸实行，便一病不起，于1921年10月在广州逝世了。孙中山追封他为陆军上将；在追悼会上，还将他的遗著分发给到会者。

　　除了上述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了重大贡献的代表人物以外，还有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成员刘伯垂在广州创办的《惟民》周刊，也在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等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对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方面亦起了重要作用。

　　①  5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曾刊登广州有10万人参加集会游行。后经老同志座谈回忆，没有那么多人。一是地小，容不下10万之众；二是参加的主要是学生，而当时全广州中学以上的学生只有万余人，根本不可能达到10万人。故没有沿用10万人这个数字。

　　②  郭钦光是广东省文昌县(现属海南省)入，平日刻苦学习，细心研读中国历史，崇敬民族英雄，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1915年就读于广东初级师范，因恨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密约，他在东园召开的国民大会上，登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由于过于激愤，以致当场呕血。毕业后到北大就读文预科，积极参加五四游行，冲向赵家楼时，遭曹汝霖的卫兵推打，吐血不止，5月7日在北京逝世。成为五四运动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

　　③  转引自《简明广东史》第609--610页。1987年11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④《杨匏安文集》第13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⑤《杨匏安文集》第13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⑥《杨匏安文集》第1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⑦《杨匏安文集》第12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⑧引自《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3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⑨以上引文见《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

　　⑩《关于社会 主义的讨论》见《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

　　⑾《独秀文存》卷一第547页。

　　⑿《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1921年8月1日出版。

　　⒀陈公博于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汉奸。

　　⒁以上引自林修梅：《社会主义的我见》，  见《共产主义小组》(下)第730-73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