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亥革命后的广州政治形势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长期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朝政府屈服，订立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又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在中国的许多特权，外国人和外国企业、社团几乎完全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为所欲为。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由他们管理的港口、“租界”，并划分势力范围。他们的海军、陆军可以随意进入和驻扎在中国的领海、内河、领土上；他们掌握了中国的海关，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实权。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掠夺。只是由于外国侵略者之间存在着争夺中国的矛盾，特别是由于中国人民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中国才没有被灭亡。这样，近代中国就沦为形式上保持独立，实际上为各帝国主义列强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中华民族灾难的根源，是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便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①

　　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于危亡，许多仁人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地进行革命斗争。最初主要是农民的斗争。但由于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提不出有远见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结果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在内都以失败告终。19世纪末，中国初生的资产阶级登±历史舞台，其改良派发动了戊戌百日维新运动，结果失败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在1911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所支持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在中国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的旗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民主要求。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久便被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所攫取，代之以军阀混战。辛亥革命要求按照西方为榜样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国家的幻想完全破灭了。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的软弱性，也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

　　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为了做皇帝，于1915年5月7日接受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密约，以换取日本的支持。他只做了83天“中华皇帝”，就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声中病亡了。他死后，张勋复辟。不久，北洋军阀的段祺瑞打败了张勋；攫取了中央政权。南方各军阀们纷纷宣布独立，中国从此进入南北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广州便为袁世凯的忠实爪牙龙济光所统治(1913年-1916年)。在这三年期间，龙济光大肆扩充军阀武装，剪除异己，摧残民主，实行封建独裁统治，积极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劳；千方百计搜括民脂民膏，掠夺财富，开烟开赌，为了获取花捐，竟下令“娼寮妓院，一律复业”；大量发行纸币，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民怨沸腾。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之后，龙济光才于同年10月被迫撤出广州，退守海南。而桂系军阀便乘护国战争之机进入广东，在陆荣廷担任广东督军的5年期间(1916年10月至1920年)，继承了龙济光时期的一切劣政，把广西军队大量调粤，安插桂系人员控制广东的军政要职，对广东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军费比龙济光统治时期增加一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不惜出卖资源大量借债，其军阀部队集兵匪于一家，强抢勒索，淫掠焚杀，无恶不作，搞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据当时的《珠江评论》揭露，在桂系军阀统治下的广州是这样：  “只有一座白云山，几条新开巉岩不平的马路，几十间陷害市民的赌馆，几间包销外国货的亡国公司，几间藏垢纳污的酒楼旅馆，几间无聊的衙门和暮气沉沉的学校，其他什么都没有了。”②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掌北京政权，他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实行专制卖国的政策。孙中山号召人民起来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孙中山这一决定受到当时广东省长朱庆澜的欢迎。李烈钧率滇军两个师投归于他。海军总长程璧光即于7月中旬率海军第一舰队偕同孙中山一起由上海来广州开展护法运动；并通电“拥护约法”，脱离北京政府。桂系军阀陆荣廷，滇系军阀唐继尧，企图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来与段祺瑞抗衡，保存自己实力，亦表示拥护“护法”宣布独立。8月19日，南下广州的国会议员讨论召开国会问题，因不足法定人数，决定召开非常国会。8月25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决定成立军政府；31日，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在《临时约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之”，“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

　　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护法军政府，当时领导着滇军、粤军及部分桂、黔、湘、川等军，抗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军事进攻，曾将进入湘；川的北洋军阀打败。但南方护法军政府很快就发生分裂：桂系军阀陆荣廷，滇系军阀唐继尧不甘受控于孙中山，拒不就元帅职，却与北洋军阀政府相勾结，排斥孙中山，主张南北议和，反对孙中山北伐统一中国的主张，并操纵非常国会于1918年5月4日，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取消大元帅，改设七总裁合议制，排斥孙中山的领导，改变护法方向。当天，孙中山被迫通电辞职。5月20日，非常国会选出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七人为总裁，后又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改组后的军政府实权操纵在桂系军阀的手中。21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去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遂告失败。直到1920年秋，粤军陈炯明打着拥护孙中山的旗号打败了桂系军阀，占领了广东，孙中山才于1920年11月28日经香港回到广州，重开国会，成立军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再次揭起“护法”的旗帜。广州政治形势这一变化，有利于革命势力的发展。

　　从辛亥革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广州和全国一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变，中国的主要矛盾没有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帝国主义、官僚军阀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的历史进一步证明，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异常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过分软弱，他们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已经走不通了。中国必须有新的领导，必须走新的道路。

　　二、辛亥革命后广州的经济状况

　　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的商品经济和手工业是比较发达的。据翦伯赞著的《中国发展史纲要》记载：在清道光年间，“广州附近已有平均20人的纺织工场2500个，合计工人5万人。”当时丝织、象牙雕刻、刺绣、玉石雕刻、瓷器彩绘等特种工艺甚为兴盛，木器、铁器、石器、锡器及原料加工、食品加工、建筑材料、茶叶加工、香料化妆品、成药等的从业人数也很多。加之，当时广州是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因而运输业也比较发达，为了给外商提供多种多样的货物，以及交易场所和生活设施，早在清康熙年间就出现了十三行和专为接待外商的夷馆，后来城市建设不断扩大。鸦片战争前广州人口已超过100万。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种种特权，向中国倾销商品，输出资本，在中国投资办企业。据史料记载，英国人柯拜于1845年在广州黄埔建立柯拜船坞。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经营的第一个资本主义企业。1852年英国人又在黄埔成立了于仁船坞公司，1863年英国资本家组成黄埔船坞公司，先后吞并了柯拜船坞和于仁船坞公司，成为大型企业。到19世纪?0年代，黄埔地区外商办的修造船舶工业已有相当规模。

　　1861年以后，帝国主义又在广州的沙面强设“租界”，成为国中之国。他们在广州设立了一批金融和商业机构，逐步控制了广州以至广东的市场。由于海关大权掌握在英国人手里，制定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列强而不利于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税率政策，各种各样的舶来品就通过广州转销到各地，打击了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工场，压抑了新兴的民族工业。但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入，也带来一些现代化工业生产技术，刺激了广州的手工业向现代化机械化生产转变。这又在客观上为广州的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帝国主义入侵的同时，广州地区已开始出现我国的民族资本及官办、官商合办的近代企业。

　　南洋侨商陈启源(南海人)于1872年携款回国，在广州附近的南海县西樵地区开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招收女工约300人，后增至六七百人。这是广东地区，也是我国第一家民族工业。与此同时，陈启源与广州十三行一家专门制造、修理各种机械的手工业作坊陈联泰号合作，专为继昌隆修理、安装机器，后来发展成能制造机器的工厂。在继昌隆成立后，广州附近又增设了一批缫丝厂，10年后发展到1l家，至19世纪90年代达到五六十家。广州地区成了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的中心。后来又兴办了一批民族工业和官办的军工企业。

　　1894年甲午战争后，广州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掠夺性的投资，又取得了在中国进行投资的特权，在各地修建铁路和沿铁路线附近开采矿山等。另一方面，广州连续出现抵制美货、日货，提倡国货运动，清政府和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军阀政府，也颁布了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法令。

　　特别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忙于打仗，无暇东顾，对中国的侵略控制暂时有所放松之际，广州的民族工业如织布、针织、火柴、橡胶、造船等得以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甚至出现出超。但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帝国主义又恢复并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民族经济重新受到严重的压抑。

　　三、广州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斗争

　　广州工人阶级的产生早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19世纪40年代，它首先从帝国主义在华直接经营的企业中产生出来，所以工人阶级的资格比民族资产阶级还要老。1845年英商在广州黄埔建立柯拜船坞，产生了第一批产业工人。到了19世纪20年代，黄埔地区已有中国工人2000多人，这是省港地区也是全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后来随着外国资本输入增加，官办、官商合办和商办近代企业的增多，广州工人阶级也随之增多。到1894年，广州近代产业工人已达1．03万人，占当时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 13．5％。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广州地区的近代产业工人已增至约 10万人，再加上手工业工人及店员等，共约20多万人③，是全国工人最多的地区之一。这是广州共产党组织诞生的阶级基础。

　　广州的工人阶级由于与当时先进生产力相联系，除了具有工人阶级的固有的优点之外，还有其特点。这就是： (一)与港澳工人阶级关系非常密切，经常互相支持进行同盟性的斗争，容易显示其力量。(二)广州工人身受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压迫，过着悲惨的生活。一是工时长，一般每天工作 12小时，多的14-15小时。除了少数机器工人外，一般都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二是劳动条件十分恶劣，根本没有什么劳动保险，工伤事故频繁发生，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三是工资很低，通常每天只有二角，稍好的为三四角，广州机器工人工资是最高的，每月也只有二三十元，而女工、童工就更少了，在外国人办的企业里的中国工人，只有英国工人工资的四分之一以至十分之一；四是常受失业的痛苦和威胁，工人生病、女工怀孕就要被解雇而加入失业工人的队伍，失去生计来源。广州的惠爱路城隍庙前(今中山五路)，每晚有不下千余失业工人席地而卧，天刚朦朦亮就去“企市”，等候工头来雇用。这种“企市”全广州有“数十处，人数不下十万人。”④  (三)广州工人多是来自农民，他们与四乡农村有着密切的联系，经常互相支持互相同情，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工农联盟关系。

　　广州工人阶级诞生后，为了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进行过自发性的斗争，也组织了一些工会，但1919年以前，这些工会还不是阶级的组织，工人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工会的性质是属于“行会”或乡谊性质的“帮口”“会馆”和秘密社团。不少行业是东家和工友同时参加，而为老板所控制。这种工会我们称之为旧式工会。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广州地区进一步传播，先进分子到工人中间去做宣传工作，组织起新式工会，使之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开展了政治斗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1920年广州工人在东园广场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当晚，数万工人和学生一起提灯游行，影响很大，广州报纸以醒目的“工人万岁”标题进行报道。同年九十月间，为驱赶桂系军阀莫荣新等出广东，广州学生罢课，粤汉、广九铁路工人举行罢工，轮机工人拒绝为他们运兵。共同的口号是“桂系军阀滚出广东”。1921年6月，为了维护工人的权益，广州1万多机器工人又举行大罢工，并取得胜利。在1920年到1921年间，罢工次数增多，纷纷成立起工会。各工会间在斗争中增强了团结，互相配合，初步显示出阶级的力量。但由于无政府主义早于马克思主义在广州传播，因此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广州工人中有较大的影响，这就造成了早期工人运动的复杂性，出现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工人阶级的激烈斗争。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第二版。

　　②（ 见《珠江评论》，1922年第3期。）

　　③倩红、卢权：《党成立前的省港工人阶级》，见《学术研究》1984年第3期。

　　④《广东群报》1921年五二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