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战爆发后党的斗争方针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为加强对广州的统治，国民党反动当局企图全力消灭广州及郊县的中共力量。6月30日，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北撤山东后，国民党广东当局立即在全省疯狂镇压进步力量，公然违背保证东纵复员人员安全的诺言，逮捕和杀害东纵复员人员及其家属，扩大广东内战，部署‘绥靖”、“清乡”计划；实行“联防联剿，联保联坐”，强迫自新，限期全面“肃清”各地人民武装；并迫害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镇压民主运动，推行征兵、征粮、征税的“三征”苛政，加强法西斯统治。广州及邻近乡村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这时，国民党正规军在几经北调之后，仍留下两个军及10多个保安团，后陆续扩大至30个团，计划每县有一个保安大队驻防，并普遍扩大警察、联防队、护沙队及收编土匪，实行所谓“武力地方化”、“地方政权中央化”，加强对广东的统治。当时中共进入广州的党员大都是各地武装部队中抽调来的，有的原来已经公开，有的入城后在斗争中有所暴露，为了确保党组织的安全，这些党员不得不撤退和疏散，因而广州党的力量进一步削弱，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

　　但在另一方面，广东国民党统治区存在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农村破产、民怨沸腾的严重社会问题。广大群众不满现实，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是开展爱国民主运动有利条件和坚实的群众基础。

　　对此，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提出了“长期坚持，准备力量，等待时机”作为广东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总方针。①一方面发表文章和谈话，揭露国民党施行苛政、迫害进步人士的罪恶；一方面指示各地党组织，应坚持长期斗争，争取最后胜利，要求党员深入各阶层及国民党各部门中，站稳脚跟，多交朋友，埋头苦干，保存力量，待机发展；将现有基础(包括地方党、武装力量、民主力量及群众力量……)积极整理，达到稳步、荫蔽和巩固，同时在巩固原则下，力求新力量的点滴积蓄。特别是群众工作要做得好，应以经济斗争为中心内容，以公开合法为主，也可采取秘密非法斗争的多种多样和分散的形式，避免千篇一律，呆板不变的做法。广东区委还指出，在民主运动遭摧残压制的情况下，应防止近视、急燥与过“左”、突出、暴露的作风，同时防止冷热病和消极悲观情绪，应广泛组织民众及中间力量，坚持长期斗争。

　　①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  集甲56》第128页。

　　二、特派员制的建立及其紧急措施

　　根据“长期打算”这一总的方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撤销中共广州市委员会，改设广州特派员，全部改为单线秘密联系。特派员直属中共广东区委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

　　决定作出后，中共广东区委即派吴有恒到广州任职。数日后，因遇上可疑的社会关系而撤回香港，便改派钟明到广州任特派员。1948年8月，钟明担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组织调他回香港负责筹备接应南下大军解放广州的工作，但仍兼广州特派员。他不在广州时，由陈翔南联系各大线头解决有关问题。

　　1946年7月，钟明到任后即和广州党组织的同志研究了如何执行上级指示问题，认为当前首先要千方百计粉碎敌人对革命力量“杀尽灭绝”的恶毒阴谋，使组织免受破坏，要站稳脚跟，长期坚持，深入群众，积蓄力量。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以确保组织的绝对隐蔽和安全，然后开展斗争。第一项措施是继续布置暴露了的党员撤退。当时在广州坚持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员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抗战胜利后至全面内战爆发前在广州公开从事和平民主运动，其进步面目已经暴露的；第二种是虽未在和平民主运动中有所暴露，但在抗日战争中曾参加过武装斗争，已公开了身份的；第三种是在广州尚无正式职业，难以荫蔽的；第四种是完全未暴露身份，可以继续隐蔽坚持斗争的。前任市委书记黄松坚撤退前，已将第一、二种情况的党员先后撤退了两批；钟明接任后，继续进行严格的审查，将第三种党员再继续撤退了一大批，以彻底切断敌特追踪的线索；对于新接收其他地区转来的组织关系，亦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和措施。钟明本人行动极为保密，不参加有关会议，不接见过去有过关系的工作人员，在周全的社会关系掩护下绝对处于隐蔽状态，并以各种不同身份出现，千方百计开展工作。第二项措施是改变原有组织形式，撤销原有的总支、支部和小组，代之以各条不同系统的线，各线下面采取单线联系、纵深配备的形式。第三项措施是通过学习和思想总结进行自我教育，将留下的同志再一次审查，并加强形势、革命理想、为人民服务、革命气节和秘工条例的教育，经过上述措施把组织完全隐蔽起来，站稳脚跟，取得新的发展。撤退完毕后仍留下的中共地下党员全市约100人左右。

　　特派员领导下的广州党组织，逐步形成3条大线(分别由陈翔南、余美庆、李国霖负责)，另有由特派员直接联系的3条小线。

　　陈翔南领导的线。主要分管学校和部分机关、团体。这条线下面的党员有的在抗日战争后期即已进入广州坚持斗争，并有固定职业，如周锦照、郭静之、黄友涯、梁尚任、黎秀琼、何琼等，还有一些党员打入国民党军警和特务系统及行业基层工会。而人数最多的是学生线，总负责人是胡泽群。这条线由原市委交来的党员有余启勋、何锡全、陈连珂、邓克流、萧曙华、唐北雁、张善儒、黄菘华、邓锡勋、陈慎旃等近20人。陈翔南于 1946年11月因事去香港，至1947年7月才回到广州。这段期间，学生部分由特派员直接领导，其余由何君侠负责。

　　余美庆领导的线。主要分管工运和农村工作。这一条线，有些是由抗日战争后期粤南省委布置在广州作长期埋伏的，有的党员还深入到铁路、公路系统、文教部门和报业公会开展工作。其中包括曾珍、萧泛波、郑志文、吴康年、萧芳、何澄宇、曾序棠、陈友、梁尚立等。原由特派员直接领导，后来移交余美庆的何君侠线，大部分是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从事秘密活动的，如张惠亮(广州行营)、何瑞(粤华报)、余道于(善后救济总署)、伍少辉、余炳登(警察局德宣分局)等，此外还有打入工厂企业的，如黎沃能(卷烟厂)、陈汉威(电力厂)、宋兆真(纺织厂)、赵式键(自来水厂)、王培燊(家私厂)、关道源(柴栏)等。

　　李国霖领导的线。李国霖于1947年11月由湛江调到广州工作，他主要负责联系中小学教师和国民党政府机关中的职员，这条线下面有王达、陈超、刘坚、潘佛章、黄杏文、廖赵文等一批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党员。另外三条小线是：妇女线、海关线和涉外机关线，均由特派别员直接领导。妇女线主要开展社会上层工作，其中一些老同志如关景霞、孔庆余等。海关线联系着广州、九龙、江门等地海关地下党员黄扆贵、张家栋、陈双玉、程逸岩、李欧平、李国安等，涉外机关线有党员黄志坚等，人数较少。

　　三、广州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加上在此之前同美国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使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殖民地化，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国士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沈崇的事件后，立即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抗议。中共中央于 12月31日发出指示，提出“要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①的斗争。广州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在1947年上半年，组织领导了1月7日和5月31日两次示威游行，这标志着广州爱国民主运动走向新高潮。

　　在1月7日广州学生反美抗暴示威游行之前，广州各校学生的民主权利已被剥夺净尽，以中山大学为例，学生的唯一合法组织是“膳团联合会”，学校还要规定其代表要每月轮换一次，妄图以此控制学生的活动。“沈崇事件”后，中山大学校园贴出了法律学会和政治学会两社团的通告及另一份108人署名的呼吁书，要求于1月4日在福利食堂开会声援。会议决定罢课3天，组织示威游行，并选举成立“国立中山大学抗议美军暴行，声援沈崇案件委员会”，共选出委员15人，其中何锡全是中共党员。 1月5日，中山大学举行全校学生大会，决定1月7日前往广州沙面美国领事馆前示威游行。是日上午，游行队伍从石牌到达广州市区后，汇合了中大附中、中华文化学院、广州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学生约3000人，经过广州的闹市区向沙面进发，队伍来到沙面东桥，东桥已用沙包、铁丝网封锁，全副武装的士兵还架起机枪，守备营长公开威胁：如发生流血事件，他们概不负责任。在双方坚持不下的情况下，激动愤慨的学生们由周岳森带领，推开了铁刺网架，将国民党军队士兵手中的枪口推向天空，高喊“美帝国主义者滚出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英勇地冲进沙面美国领事馆门前，张贴标语，高呼．口号，这一场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一七”反美游行示威是党直接领导的一次群众性的斗争，它激发了广州学生的爱国热忱和民主意识，帮助学生们认清了美帝和蒋介石政权的反动本质，提高了广州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促使许多积极分子提出参加组织的要求，为广州党组织建立外围组织打下了基础。学生们的正义斗争对广大市民也有一定的教育作用。但这次斗争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积极分子某些行动过于突出。其次，注意策略不够。斗争过后，学校当局以“煽动学潮、不堪造就”为由，把左光宇、周岳森、余开森、蒋同政、黄云琛、王宗道、陈家宝、饶经训、王沛、王宾等10名学生骨干开除，而运动的领导人也未能组织反击。

　　在“一七”游行之后，广州党组织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行形势政策、群众路线教育，并认为建立秘密外围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经报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批准于1947年3月29日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中山大学爱国民主运动协会”。

　　自1947年初以来，国民党统治区由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各地罢课、罢教、罢工风起云涌，抢米风潮此起彼伏。为了更好地指导各国统区的斗争，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在白区对国民党的对策》的指示，指出“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引下，各地爆发了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5月20日，南京、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学生，不顾国民党政府刚颁布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游行示威的规定，举行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暴力镇压，南京、天津酿成血案。这一倒行逆施，激起广大学生群众的义愤，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蓬勃发展。5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指出：“要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既区别又结合，使群众沿着开辟蒋管区第二条战场的方向前进。”在这一形势的推动下，中共广州特派员向中山大学党组织和“爱协”发出指示，指出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斗争情绪已空前高涨，应坚决勇敢地领导群众进行斗争。中山大学地下党组织当即决定，迅速推动全校同学大会的召开，选举产生工作机构，打开局面，公开领导斗争。24日上午，全体同学大会在体育馆举行。大会开始后经反击特务的捣乱破坏，选举产生了由45人组成的中山大学学生工作委员会，其中有中共党员和爱协会员共15人，中共广州党组织指派党员何锡全负责公开工作。大会决定立即罢课 3天，抗议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制造的血腥暴行，并决定响应平津等地同学提出的全国一致于6月2日举行示威游行的号召，消息传出以后，广州市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响应和准备行动。与此同时，广州国民党反动当局则作了制造冲突和进行镇压的布置。 5月30日，中共广州组织在获悉情报后，认为举行示威游行的条件已完全成熟，应坚决行动。为了使敌人措手不及，决定“提前闪击”，将游行示威日期改为5月31日。于是学生工委会，在 5月30日全校文艺晚会结束时，即宣布提前示威游行。

　　5月31日，2000多中山大学学生在石牌校园孙中山铜像前庄严宣誓：“我们不怕暴风雨的到临，我们接受可能的牺牲。”然后以卡车为先导，步行到市区，汇合中大附中、中华文化学院和其他大中院校学生向市内繁华地区进发，高呼“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征兵征粮，要求自由民主!”的口号。当队伍行进到长堤时，突遭国民党反动当局收买纠集埋伏在那里的100多名地痞流氓袭击，他们使用铁棍竹杆向赤手空拳的学生进攻。学生奋起反击，队伍继续前进，搏斗持续两小时左右。学生队伍遭到两次袭击并发现前面仍有敌人埋伏时，为了避免重大损失，当即决定调整游行路线，把队伍提前撤回，并沿途声讨国民党当局的血腥罪行。游行队伍受袭时，共有50多位同学受伤，其中重伤 21人。队伍离开市区后，军警包围中大附中校舍平山堂，当晚又拦截中大校车，共捕去学生和市民乡民48人。当天午夜，反动当局又出动大批军警到石牌中山大学捕去梅龚彬、彭芳草、章导教授等数十名师生，与此同时，在广州市内，由章导教授主办有中共党员参加的《每日论坛报》社，也遭到围捕和封闭。事后，中大学生为抗议国民党当局这种无法无天的罪行，愤怒地在孙中山铜像前宣读《六法千古》的祭文，烧毁了堆成小山的数百本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在党的领导下，全市掀起了一个公开营救被捕师生的活动，一些进步教师和家长参加了营救，迫使当局陆续释放了被捕师生。斗争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这时学校宣布学期提前结束，全体学生同意工委会意见结束罢课，参加考试。广州党组织根据新的形势，决定把运动引入新的阶段。其后，为了纪念“五·卅一”斗争的胜利并扩大其影响，党组织在香港编印了《血债》一书，并秘密运回广州供广大同学阅读。

　　这次示威游行是成功的，标志着广州的爱民主运动进入了高潮，显示进步力量已树立于优势，成为广州学生运动的一个转折点。经过斗争锻炼和血的洗礼，大批中间群众觉悟大大提高，后来有许多青年学生参加了党的组织和外围组织，有些到农村参加游击战争，走上了革命道路。以上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当时关于“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战线，现在又出现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这样和全国人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②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在学生运动推动下，广州工人运动与广州各阶层人民的爱国民主斗争亦有新的发展。1947年1月，广州丝织业1500名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进行请愿斗争。2月，全市公共汽车司机罢驶。 3月，广州3000多名革履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宣布罢工。同月，报业排印工人亦举行罢工。此后，广州的工潮波及衡器、夹万、弹棉、制香、玻璃、餐室、水厂、电话、钟表、电镀、唐鞋、染磨、纸业、毛刷、木炭等业，参加者前后达20万人以上。③斗争形式包括呼吁、请愿怠工、停工待命、罢工等。有些斗争绵延数周以至数月，这些斗争多数是群众迫于生活困难而自发进行的，反映当时广州人民反饥饿斗争的普遍性。广州党组织把重点放在放手发动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时，派出党员千方百计打入工厂建立阵地，运用合法形式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斗争中掌握领导权。比如1946年5月1日，广州纺织厂工人要求成立工会，遭受厂方无理阻挠，在共产党员司徒敏的发动下，工人组织了全厂性示威请愿游行，罢工坚持了40天，终于取得胜利。又如1947年春，东亚酒店在共产党员萧泛波领导下，通过职工同乐会进行了保障人权和全面改善职工福利的斗争，迫使资方满足了职工的要求。又如中共党员赵式键打入广州自来水管理处，充分利用了国民党统治层之间的矛盾，终于站住了脚跟。广州党组织还注意开展城市贫民和郊区农民的工作，使党的活动有了回旋余地。

　　广州工人持续不断的斗争，和广州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相结合，形成了广州人民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的第二条战线，而且在斗争中，又有了新的发展，很好地配合了广东农村的武装斗争。

　　1947年5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分局下设城委，领导华南地区城市的地下斗争。中共广州党组织原由中共广东区委城委领导，自此以后改为香港分局城委直接领导。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15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20-1121页。

　　③  见《正报》第33期，1947年4月12日。

　　四、郊县武装斗争的恢复和发展

　　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发展，而广大农民贫困交迫，正值国民党在广东的主力部队相继北调，广东的兵力相对削弱的有利时机，中共广东区委为了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需要，决定恢复和发展在农村的武装斗争。

　　在广州东北郊，东江北岸一带的增城、从化、龙门、花县、博罗等地区，原属中共广东江北地委领导。1946年7月，东江纵队北撤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撤销江北地委，改为特派员制，由谢鹤筹任江北特派员，欧初任副特派员。8月，又撤销江北特派员，改设广州郊二区特派员，仍由谢鹤筹担任。

　　在这一地区，增城县龙门县于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成立了中共增龙县委员会，由袁鉴文任书记，杨德元任副书记。 1946年7月改特派员制至1947年3月，由钟育民任中共增龙地区特派员。从化县于1945年7月成立中共从化县委员会，陈江天任书记，刘渭章任副书记。佛冈县于1946年3月，由朱继良任特派员。新丰县于1945年9月成立中共新丰县委员会，梁泗源任书记。花县于1946年6月，由潘达任中共花县特派员，潘达于1947年3月调离后，由王卓吉任联络员，此时这一带地区，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主要是整顿组织，准备恢复武装斗争。

　　在广州西南郊的南海、番禺、顺德、三水等县设广州郊一区。1946年2月，中共广州市委成立时，即已派出特派员王炎光，副特派员林华康进行领导。番禺县分设禺南、禺北特派员，先后由周锦照、涂锡鹏、成崇正任禺南特派员，由林科、叶浆任禺北特派员，杜路任南海特派员，黄友涯、李峰先后任三水特派员，李株园任顺德特派员。1947年3月，王炎光调动，接着撤销郊一区郊二区，改设广州郊区，特派员由谢鹤筹担任。1948年2月，划归中共珠江地委领导。

　　东江纵队北撤时，还在广州东北郊县留下了一支约50人的小分队隐蔽待命，这一支小分队分成三路，一路在龙门县鳌溪、麻榨一带活动，由杨添、黄柏负责，共10多人，第二路在增城县派潭、小径一带，由马达、丘松学负责，共10多人，第三路在博罗县小金、象山头一带，由霍锡熊、曾光负责，共20余人。他们隐蔽在深山老林中，按照上级当时的“长期埋伏，求得生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这些部队开始时由副特派员欧初负责领导，1946年8月，欧初撤退香港后，则由杨添、黄柏领导。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乘东纵北撤之机，进行“清乡周剿”。地主恶霸也大肆反攻倒算。各地中共党员、复员军人、农会会员、民兵及进步群众，均受到残酷的镇压和迫害，小分队领导人杨添和霍锡熊都在这一时期中光荣牺牲，其余被关押、勒索、绑架的群众不计其数。广州郊县的党组织在恶劣的形势下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支持和配合武装小分队的隐蔽斗争，另一方面又积极组织群众，对付敌人的疯狂迫害。①

　　1946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作出恢复农村武装斗争的决定，口号是“反对三征，维持治安”，任务是“为人民做好事，保护群众利益。”②随后，恢复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就开始在广州郊县蔓延。东纵北撤后留在广州东北郊县的小分队马上活动起来，还串连发动了一些复员人员开展斗争。1946年底，“东江复员人员自卫队”出现在南昆山下，活动在增城、龙门县边界。“东江人民饥饿救济团”出现在东江河畔博罗县境内。黄柏、马达转移到从化北部一带进行活动，并与新丰遥田一带东纵复员战士取得联系。龙门永汉一带的东纵复员战士10多人也活动到增城正果一带。他们大力进行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的宣传，提出了减租减息、破仓分粮、反对迫害、维持治安的口号。

　　1946年12月，增城北部、龙门南部有由黄柏带领的和王达宏带领的两支武装力量联合行动，在1947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一个月内，向地方反动武装发起进攻，三战三捷，吹响了广州郊县武装斗争的号角，这三场战斗是：2月23日，袭击从化石坑乡公所，破灵山粮仓，分粮2000担；3月12日，袭击曾大肆镇压群众的龙门县永汉警察所，破隔沥、振东两处粮仓，新老区群众3万多人，两天一夜连续行动，分掉粮食上万担；3月16日，两队联合伏击前来“扫荡”的龙门县警中队，死伤敌20多人，俘敌30多人，缴枪40多支。从化北面的队伍亦控制了广韶公路段，镇压了良口国民党区长，破地派墟的显记集中仓及埔心徐家祠分仓，将全部粮食分光，帮助群众度过春荒，反三征的行动打开了郊县农村武装斗争的局面。

　　为了统一领导江北地区的武装斗争，1947年3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撤销广州郊二区特派员，成立以黄庄子、黄佳为正副书记的中共江北地区工作委员会。这时广州东北郊县党领导的武装已发展到100多人，而敌方则有正规驻军1200人，各县县警 800多人及地方反动武装1300多人，力量对比悬殊。为了不过早暴露自己的力量，江北工委决定这些武装队伍不采取统一番号。分别成立“增龙从博人民自卫队”，王达宏为队长，徐文为副队长，“从龙人民保乡队”马达为队长，五松学为副队长；“博龙河人民解放队”黄干为队长；“东江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十大队”邓子廷为队长，曾光为政委；“清从佛人民义勇队”，黄渠成为队长。至1947年秋，队伍发展至770多人，有机枪25挺，长短枪 600多支，公开及秘密控制了14个乡和12个墟场，在广州东北郊建立起一块以山地为主的游击区。并以南昆山为中心、以桂山、罗浮山作周旋区，逐步向平原发展。③与此同时，广州市南郊番禺县，也出现了党的特派员成崇正领导的“二支队禺南武装工作队”的活动。这支队伍沿用珠江纵队北撤前在当地活动过的二支队的番号，以示斗争的连续性，便于扩大影响，组织武装斗争。

　　广州郊县农村武装斗争的恢复，有力地支持了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

　　①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第七辑》第4页。

　　②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  集甲56》第291页。

　　③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第七辑》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