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胜利后的广州形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方面拼命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侵占解放区，另一方面打着和平的幌子，争取时间，扩展自己的势力，准备内战。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急调全副美式装备的新一军、五十四军、六十三军、四十六军到广东，进占广州等大中城市，企图歼灭东江纵队等在广东的中共武装。国民党的“接收”官员涌入广州后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大搞“劫收”。弄得人心惶惶、治安混乱、物价波动、货币贬值、民不聊生。人民再度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些市民在四牌楼(今解放中路)挂起瓦饭煲，贴上“抗战八年无米煮，和平三日吊沙煲”的对联，市民中还传唱着：“搭错牌楼，烧错炮仗，迎错老张(指张发奎)，睇错老蒋(指蒋介石)”的民谣，对国民党当局表示极为不满。

　　1945年8月14日，中共广东区委发出《时局突变，快快前进》的紧急指示，指出蒋介石明显地在挑动内战，明确广东党组织当时的基本任务是：创造强大的牢固的进退有据的根据地，扩大解放区，扩大主力军，发展地方兵团及民兵。①9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将原区委城工部改为城市工作委员会，由梁广任书记，统一领导华南地区各大中城市党的组织。广东区委指示各地：可能回城市的干部，都派到城市去，开展群众性的和平民主运动。②随后，广东区委从东江、珠江三角洲、北江、韩江等游击区陆续抽调大批党员到广州，以复学或从事各种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工作。1946年2月，中共广东区委发出指示，要求猛烈开展大城市的文化宣传工作，公开大胆地改造广州的局面，猛烈开展各项群众运动，迅速建立起广州的学生和香港的工人中的坚强阵地，以此为核心，扩大各阶层的反抗运动，城市以公开合法的政治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在城市的群众运动中，要防止关门主义和宗派成见，但必须防止奸细混入，注意精干发展。为了贯彻这一指示精神，中共广东区委随即派李嘉人到广州，负责文化统战工作。在他领导下，黄焕秋、李镇靖、陈健、温盛湘等党员分别在民主人土、大学教师和经济界人士中间开展统战工作。并通过出版刊物，对人民进行和平民主的宣传教育。1946年8月，由赵元浩在广州筹办了以合法面目出现的民间报纸《晨报》，社长梁若尘，总编邬维梓，赵元浩任主笔。区党委先后派余慧和李嘉人负责联系和指导。广东区党委还在惠爱东路(今中山四路) 328号办了一间广州兄弟图书公司，曹健飞为经理，吴仲为副经理。图书公司不仅出售进步的书籍和报刊，而且作为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联络失散关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与此同时，许多党内外从事和平民主运动的文化工作人士又纷纷南下，云集广州。如张铁生、干家驹、刘思慕、狄超白、司马文森、周钢鸣、华嘉、何家槐、陈残云、洪遒、郑思、周行、易巩、符公望、何芷、黄宁婴、陈芦荻、孙慎、吉联抗、黄力丁等。

　　所有这些大大地加强了广州党组织的力量，促进了和平民主运动的兴起。

　　①  《广声区党团研究史料(1937—1945)》(下)第60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

　　②  《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37—1945)》(下)第62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

　　二、中共广州市委的重建

　　为了统一领导在抗日战争中从不同的游击区派回广州的中共党员和原在广州开展地下斗争的各系统党的组织，1945年7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成立中共广州市工委，由陈能兴、陈顿(即陈翔南)、麦光(即麦任)三人组成。8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增加余化(即余美庆)为委员，10月，市工委正式成立。陈能兴任书记，陈翔南负责组织工作，余美庆负责职工运动。麦任因病无法到职。市工委成立后，即联络沦陷时期在广州进行地下工作的党员，接收各游击区派到广州的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恢复各级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投身和平民主运动。

　　1946年1月底，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撤销中共广州市工委， 2月成立中共广州市委员会，陈能兴调香港工作。原中共广东北江地委书记黄松坚调任广州市委书记，谢永宽任市委副书记，委员陈翔南、余美庆、饶华。为了加强当时正蓬勃兴起的青年学生运动，市委决定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林华康任青委书记，委员林铭勋、吴震乾。市委成立后，仍以恢复组织、站稳脚跟、开展群众工作、准备组织斗争为主要任务。市委以进步力量最强的中山大学为重点，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然后准备扩展到各大中学校和工厂、妇女群众中去。与此同时，中山大学中共总支委员会成立，书记罗湘林，委员廖建祥、罗柏元。下辖文学院支部，书记梁天培；法学院支部，书记雷毓彬；师范学院支部，书记曾进添。加上其他学院的党小组和个别联系的党员共计60多人。其他学校建立中共组织的有中华文化学院支部，书记李适存；国民大学支部，书记吴锦概；文理学院支部，书记郑彦文；法商学院党小组，组长康慧英，部分中学有少数党员在活动。

　　至1946年3月，中共广州市委辖下的党员约200人，此外仍保持原来领导关系未转归市委的党员约400人。广州各大学校基本上建立了党的组织。这是自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以来，党组织恢复较快、组织机构较为健全、党员较多的一个时期。

　　三、和平民主运动的开展

　　广州是华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抗战胜利后，不仅许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经济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纷纷聚集广州，而且许多进步刊物也在香港、广州创办。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正报》于1945年11月13日在香港创刊。由中共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报纸《华商报》亦于1946年1月4日在香港复办。这两间刊物都在广州设立办事处以扩大其影响。广州的进步期刊《自由世界》、《学习知识》及文艺杂志《文艺生活》、《文艺新闻》、《中国诗坛》、《草莽》、《新音乐》等，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版发行，在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中，产生重大的影响，为和平民主运动的开展大造舆论。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支持下，各民主党派纷纷在广州开展活动，1946年1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在香港成立后迁到广州，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取消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美军撤出中国。同年3月，民盟广东支部成立，半公开地发展组织并进行宣传活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亦于4月14日在广州建立，该会的成立得到在广州行营内的中共特别支部等方面的支持和协助。1946年3月1日，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香港创办的《人民报》，4月1日迁到广州出版。各民主党派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广州地下组织建立联系(如民盟就与中共组织建立特别小组)，相互配合，积极开展活动，成为广州和平民主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昆明“一二一”惨案①发生后，全国掀起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潮。这时，广州中山大学学生为要求收回被国民党新一军占据的校舍，要求补课补考及提前发放生活费(当时叫公费)，而成立了“中大学生临时工作委员会”，从东江纵队回校复学的文学院外文系学生、中共党员刘时熙和民盟成员刘承组等为发起人和负责人。由于新闻封锁，“一二一”惨案的真相传到广州已是 1946年1月，中大学生700多人立即在刚成立的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召开座谈会，刘时熙等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声讨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支持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会议印发《告广州市民书》，倡议全市学生和市民举行游行示威。当时正值全国政协会议的尾声，中大学生对国民党当局破坏停战协定十分愤慨，为声援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于政协会议结束前一天的1月30日，由广州中山大学学生联合其他大中学校学生，举行有2000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发表宣言，提出十大要求，内容包括：“政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彻底履行停战协定，坚决反对打内战!”“美军撤离中国!”“取消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反对新闻封锁，取消特务组织!”等。这次游行被当时进步报刊称为“响彻华南大地的第一声春雷”。

　　1946年2月19日，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自重庆飞抵广州。在民主人士李济深、蔡廷锴等的支持下，广州学生组织了一次以“欢迎”为名、要求和平民主的示威游行。中山大学、国民大学、广州大学、中华文化学院、法商学院、文理学院、艺专、侨二师、中大附中、广雅中学等20多所大中学校共3000多名同学团结一心，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停止广东内战”，“马上释放政治犯”等口号，迫使孙科与同学们见面，并答应把学生们的要求和请愿书转交给国民党当局。这次示威游行是在中共广州市委的支持下进行的。事前，市委经研究，决定动员组织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借以团结教育群众。

　　两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之后，国民党当局便指使三青团配合全国的反动逆流，开始进行反扑，因而广州发生了一连串的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1946年2月24日，国民党军警进入中山大学校园，威逼学生临工委负责人组织反苏游行未遂，便殴打工学院学生江仲怡致重伤，是为“江仲怡事件”。4月7日，发生广雅中学国民党驻军殴打学生事件。4月18日，又发生国民党军队包围文理学院，开枪追击学生事件。面对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各校纷纷成立“人权保障委员会”，并于4月24日，成立广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领导全市的学生运动，大大推动了全市学生的和平民主团结运动。为了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扩大内战、摧残民主的罪行，中共广州市委青委原决定利用1946年“五四”青年节时机，举行全市性的学生大会，会后进行示威游行。但事前中共广州市委获悉，国民党阴谋由三青团出面，在5月4日组织反苏反共游行，借故和进步青年学生的游行队伍发生冲突，挑起事端，镇压广州进步力量。中共广州市委权衡利弊后改变了方法，决定将集中纪念活动改为分散活动，将全市罢课改为罢课1小时。5月3日晚，市学联召开紧急会议，说服了各校代表，因而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

　　为了进一步打击进步力量，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国民党反动当局，在5月4日，组织以三青团为骨干的少数学生举行反苏游行，一小撮乔装学生的特务捣毁《华商报》、《正报》驻广州办事处和兄弟图书公司，6月份勒令广州30多种杂志停刊，封闭包括《华商报》、《正报》广州办事处在内的13家报社、书店及杂志，这些文化单位都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主办的。在这种白色恐怖笼罩下，广州的和平民主运动暂时出现低沉的局面。

　　①  是指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政府镇压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运动而造成4人死，数十人受伤的血案。

　　四、配合东纵北撤的斗争

　　根据国共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广东等8个南方省的中共武装，撤往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1946年1月，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达成停战协定，双方同时下达于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为监督停战协定的贯彻执行，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同时由三方派出代表在北平组成军调处执行部，调处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中共方面派出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到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

　　军调部成立后，即派出第八执行小组到广东解决停战及中共广东武装北撤问题。中共中央派方方为代表，国民党派黄伟勤为代表，美国派米勒为代表参加该小组，并于1946年1月25日到达广州。但国民党广东当局节外生枝，公开破坏停战协定。一方面封锁方方与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奉蒋介石之命令，声言广东没有中共武装部队，没有什么东江纵队，只有零星“土匪”，广东只有“剿匪”任务，不存在执行停战令的问题，拒绝东江纵队派代表参加谈判，企图把中共武装部队留在广东，然后作为“土匪”加以消灭。

　　对此，中共代表方方一方面在会上据理反驳这种谬论；另一方面，通过广州行营内的中共秘密特别支部的成员左洪涛，向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尹林平报告谈判困难情况，要求东江纵队立足于打，并揭穿国民党企图就地消灭东江纵队的阴谋，以配合谈判斗争。后来经过与中共中央联系，1946年3月9日，尹林平飞往重庆，3月3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由尹林平介绍华南人民武装发展概况，以及八年抗战的战绩，揭露国民党否认广东有中共武装存在，使军调第八执行小组无法开展工作的阴谋。这次记者招待会对各界人士了解谈判情况，起了重大作用，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内战，停止对东江纵队的进攻。经过会内会外的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广东有中共武装力量的存在，并签订了北撤协定。

　　北撤协定签订后，即由中共代表廖承志、国民党代表皮宗阚、美国代表柯夷组成“重庆三人小组军事代表团”到广州，会同第八执行小组与广东军事当局谈判北撤的具体措施。1946年4月4日，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尹林平以中共华南武装代表身份到广州参加会谈。经过近50天的激烈斗争，才于5月 21日达成了广东中共武装人员北撤山东烟台的具体协议。根据协议，广东境内中共武装2400人于一个月内，在大鹏半岛集中，由美国派轮船运往臣政地。可是，国民党当局并不就此罢休。正当中共武装按计划集结之后，美方突然说，三条船因飓风袭击可能迟到。这时国民党当局就加紧策划将集结在沙鱼涌的中共武装“一网打尽”的阴谋。正在这一危急的时刻，广州行营内中共特支成员，将这一紧急情报，迅连交由进步人士萨空了送到香港，转交给尹林平。尹研究后决定：1、立即报告周恩来、叶剑英，向“三人小组”和“军调部”揭露国民党的罪恶阴谋；2、由方方在第八执行小组向国民党提出抗议；3、动员香港的进步舆论，揭露并谴责国民党广东当局的倒行逆施。经过中共方面及时有力的斗争，终于使国民党当局消灭已集结的中共广东武装力量的阴谋不能得逞，东江纵队等中共武装队伍安全地北撤烟台。

　　中共特别支部是1937年秋由中共长江局从上海派往张发奎部队做政治工作的秘密党员所组成，支部书记先卮由左洪涛、刘田夫、孙慎、郑黎亚担任。该支部先属中共长江局领导，后归中共南方局领导，实际上为周恩来直接掌握。该支部曾在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统战和军事工作，于1945年9月随张部到达广州行营后，成员只有左洪涛、杨应彬、郑黎亚、方兮、何家槐、吕壁如等人。不久，人员先后撤离，只留下左洪涛、杨应彬、郑黎亚三人。当时在广州行营内还有另一系统的中共秘密党员吴仲禧(任行营中将军法执监)，他们之间虽无组织关系，但工作上互相配合，在秘密战线的斗争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恩来作出“相机撤退”的指示，特支成员先设法护送何香凝及叶挺夫人李秀文离穗，安排党内外一批知名人士及文化工作者撤离，然后才于1947年8月全部安全撤退，结束了达10年的特殊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