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的斗争策略的调整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明确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与此相配合，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1947年7月4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出“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宣布任何民主和平运动均为“法外之滋扰”，“均应严行防制”。广州国民党当局于7月31日宣布实行“国民身份证制”，规定居民报迁户口必须缴验身份证，外地迁入亦须领取身份证后才能进行户籍登记。7月下旬，警备司令部派警车巡逻市区，抽查“可疑户口”、“拘究形迹可疑者和无户籍者。”8月，广东反动当局成立保安警察队，加紧控制人民群众，并迫使中山大学解聘梅龚彬(5月31日后已撤离广州)、钟敬文、章导、彭芳草、朱智贤五位进步教授。9月30日，国民党政府派宋子文接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1月15日，又任命宋兼广州行辕主任。宋随即改组扩充警保队为3个总队，并组建税警10个团，以加强对广州的统治。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分析了广东的政治局势后，调整了斗争策略，提出：“避开敌扫荡，保存我基础，仍坚持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削弱敌人的方针”。并强调要“依靠群众，与最广大的中间、后进群众结合，共同进退，掩蔽自己，麻痹敌人，渡过难关，相机前进。”①同时作出如下具体部署：

　　(一)揭露敌人大逮捕的阴谋，撤退在运动中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发动社会各界营救被捕人士，对党员和进步骨干分子进行气节教育，进行反特务斗争和监狱斗争的常识教育。

　　(二)总结“五·卅一”斗争的经验教训，展开暑期学习指导，发展广州爱国民主协会会员，动员积极分子在生活、升学、就业、学业上进行互助，团结广大群众。发展党员，提拔干部，巩固学校中的革命群众组织。

　　(三)布置学生暑期下乡工作，使城市爱国民主运动影响到农村，与农村武装斗争相结合。

　　(四)加强与各大、中学校进步学生的联系，组织广州全市学生的联络机构，进行对工人、商人、青年军警的宣传组织工作，为迎接革命斗争的高潮作好准备。

　　根据中共香港分局的指示，中共广州地方组织决定：开展斗争“以公开合法活动为主，更广泛深入地团结教育广大群众，并使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两种斗争方法，交替使用，以合法活动掩护非法斗争，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也不放弃公开进行非法斗争。”②指导斗争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同时，在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坚决和及时地把在运动中暴露了的党员撤退到游击区，支援游击战争，让反动派逮捕进步学生骨干的阴谋落空。二是吸收一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加入党的组织和“爱国民主协会”。三是制定了“由点到面，结合工农”的方针，从中山大学抽调一批党员骨干去推动和加强其它大、中学校及工厂企业和各阶层的工作。

　　中共广州组织根据调整后的策略方针，在领导群众进行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广州的各种社团利用合法的形式纷纷建立。在中大组织了几个大的社团。即：“社会科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教育研究会”、“生产团”、“南燕剧社”、“中师剧社”等。在其他大专学校，建立了文理的“榴花歌咏团”、法商的“黎明剧社”、岭大的“艺文社”、侨二师的“萤光社”“热潮社”等。

　　与此同时，广州党组织还加强了工人夜校、农村夜校的工作，开展识字活动，引导学生接触工农群众。在又派出党员转入广东省新生活运动妇委会工作，取得合法身份，通过上层关系掩护支持党的基层工作，培养发展妇运积极分子，并利用宣传机构办了一期妇女学习班，毕业分配时，安插了三四十个同志到各基层妇委会中去。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广州党组织可及时地果断地开展非法斗争。例如侨二师的断炊拍卖就搞得很成功。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崩溃，物价飞涨，靠公费供给伙食的侨二师学生领到的伙食费已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一个月的伙食费不足20天就吃完了，要断炊10天，学生为了团结自救，屡次要求学校当局增加学生的伙食费，却毫无结果。在这种情况下， 1948年冬，由共产党员黄菘华及唐北雁的指导下，侨二师的共产党员就发动群众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断炊拍卖活动。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组织大家自动把捐献的衣物，连续几天拿到市区游行拍卖，高呼口号，作演讲，还广泛散发了《告社会人士书》，控诉国民党政府只顾打内战，不顾广大师生死活的罪行，还组织擦鞋队、卖花队、拍卖队等。这一活动吸引很多市民的关注，争取了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广州、香港各大报都作了报道，发表评论，同情声援侨二师的师生。但在进行中，群众发现一个破坏断炊拍卖活动的学生，在他身上搜出写有“将赤色分子一网打尽”的密告信及黑名单。全校学生便把这个特务学生揪出来公审，揭穿其幕后操纵者破坏学运的阴谋，使群众情绪更加高涨，进而包围军训教官的宿舍，要求他出来向同学交待如何在幕后操纵，他开枪后狼狈越墙而逃。该特务学生被迫当众认错，写了悔过书。结果学生们将他送给警察局去处理。接着又出现了中大教授罢教，中小学校教师举行索薪“请假待命”等斗争。

　　①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汇集》(1947.5—1949年)第209页。

　　②  钟明、李国霖：《为了祖国南大门的黎明》，《广州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二、党的外围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为了更广泛深入地团结教育群众，但又不轻易暴露广州党的力量。1947年3月至1949年春，广州党组织又相继建立了6个地下秘密外围组织。

　　1947年1月广州学生反美游行之后，进步同学迫切寻求中共党组织的领导，而当时党员已大批撤退，形势恶劣，党组织不宜过快发展。于是，经中共广东区委城工委批准，广州党组织首先在中山大学建立起外围组织“中山大学爱国民主运动协会” (后改称爱国民主协会)，它在中共特派员的直接领导下，以中共党员为骨干，发展第一批会员约50多人，该组织仿照中共“七大”党章制定了协会章程和秘工条例，要求成员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在组织上应严格遵守《秘工条例》。1947年“五·卅一”游行后，广州党组织认为中山大学已经树立起强大的群众优势，决定由中山大学抽调一批力量，转向其他大学及中学发展组织。邓克流、萧曙华、唐北雁、张善儒、梁耀端等负责到其他大学及大专院校建立组织，黄菘华负责到全市各中学开展工作。1947年下半年，中共广州组织还派出党员钱涤笙和周林(周大昌)到广西梧州建立地下学联组织，成员发展到30人左右，后来大部分成员参加了党，其中有钱雨亭、蒙一平、何国元、黄汉云等。1949年1月，这部分组织转归中共广西省党组织领导。与此同时，还派出中大的中共党员黄道奇(黄维中)回湖南原籍与先期回去的中共党员张犀文取得联系，不久，又有中大学生回去(其中有一部分是爱协会员)组织地方武装，开展当地游击战争。1948年下半年，这部分组织转归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在各大学建立的组织统称“广州爱国民主协会”，在各中学建立的统称“广州学生联合工作协会”，后于1949年初将两个组织统一更名为“广州市学生联合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华南学生联合会，内部简称为“地下学联”。地下学联从建立开始，就不设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和领导机构，它受各单位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全市组织总的负责人是中山大学党组织的总负责人胡泽群。全市共发展成员1300多人，其中中山大学547人。据不完全统计，至1949年10月，地下学联成员总共1400多人(其中湖南、广西两省共有成员近100人)，在建国前输送参加中共的共179人，占成员总数的 12．9％。其中有杨泰芳、李灏等，在建国后参党的更多，其中有王屏山、杨资元等。还有大批成员带领学运积极分子离校参加了反蒋游击战争，仅在中山大学理、工两学院参军人数就达50人，占该院成员总数33％。在侨二师参军的达120多名，占该校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全市成员在武装斗争中光荣牺牲的共 13人。

　　为了提高学运骨干的政治思想水平，交流总结经验和布置工作，1948年暑期，香港分局在香港举办学生战线主要党员干部学习班。主要是学习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学习班共办了三期。广州的学生党员骨干分期前往学习。

　　地下学联在两年半的斗争实践中，根据形势的变化，斗争策略作过一些调整。在成功地组织了“五·卅一”示威游行后，又及时提出要由点到面，走向社会、深入各阶层的工作方针。这样就迅速地在1947年年底前，占领了全市大专院校及重点中学的阵地，并向工厂企业延伸。当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考虑到广州地处国统区大后方，反动势力加强，斗争方式转变到以合法为主，以合法掩护非法，迷惑敌人，又及时将合法斗争引向非法。在组织方面，则自始至终坚持单线联系，纵深配备，及时撤退，慎重发展组织。在思想教育方面，坚持了理想前途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群众路线教育、组织纪律、《秘工条例》和革命气节的教育，使“地下学联”成为一个组织严密、联系群众、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严格组织纪律的革命组织，成为广州在第二条战线斗争中的骨干力量，这些成就是党的蒋管区工作方针与广州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体现。

　　“地下学联”作为广州党组织的得力助手，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一、大力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动摇它的统治。二、壮大和保存了革命力量，在千多名成员周围又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群众，并为解放后建政和建团准备了干部力量。三、支援了华南游击战争，为邻省和本省游击区输送了一批干部。四、深入国民党各机关和社会各阶层中去调查研究准备接管的资料。五、开展了护校护厂斗争，完成了应变、迎接解放任务。

　　鉴于“地下学联”组建后在推动广州第二条战线斗争中的重大作用，广州党组织报经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城工委批准，决定将建立外围组织的经验推广到其他社会阶层，从1948年9月开始至1949年秋止，分别在广州和香港组建了“广州工人协会”，“广州新民主主义教育工作者协会”(含“教授协会”)、“广州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者协会”、“广州新民主主义妇女联合会”(后改为“广州民主妇女联合会”，简称“地下妇联”)、“解放军之友社”等五个外围秘密组织。这些组织像“地下学联”一样，也不设自己单独组织系统，均由党组织派出党员或“地下学联”成员作为骨干，分别到各个系统和阶层进行宣传和个别串连工作，待发展对象培养成熟时，就以这个系统名义发展组织。各个组织吸收成员时，需报上级指定党员负责干部批准。五个组织成立时，均制定了各自的章程和秘工条例。每个成员入会时，要求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心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

　　在“积极慎重”的方针指导下，到广州解放前夕，除广州地下学联以外，五个组织共发展成员600人左右，其中包括“工协”留香港工作的100多人和广州解放前调往东江教导营后留下在东江工作的共70多人。实际在广州参加斗争的约有430人。五个组织的活动以广州地区为主，但也涉及香港、澳门、禺北、佛山等地。成员中有专家、教授、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大中小学教师、医护人员、职员、工人、小商贩等，他们分布在国民党的省市机关、交通邮电部门、公用事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以及学校、医院、报社等单位，联系面十分广泛。这些外围组织的建立，为迎接解放，接管广州准备了一定的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广州工人群众的斗争

　　宋子文主粤之后，加紧了对人民的掠夺，宋氏官僚资本更垄断了广东的制糖、纺织、水坭及盐业和出入口业，又与美国资本相勾结，打击了民间工业，导致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卖家无法买回再生产的原料，只好停业的局面。据香港《星岛日报》1948年5月16日报道：“目下广州各类工业，无论火柴、橡胶、卷烟、织布、电泡、五金等各工厂，相继被迫停业者达70％至 80％以上。”商业方面情况亦相同，至1948年底，全市有31％以上商店倒闭。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还加收捐税，1948年所得税税款为1947年的6倍，并限于4月中旬交清，逾期加罚数倍。

　　1948年春夏间，广东发生百年罕见的大水灾，各地堤围崩溃。东江、西江、北江、韩江沿岸各县汪洋一片，农业失收，灾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

　　国民党当局对人民经济上的掠夺，造成金融波动，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工人大量失业。为了生存起见，广州工人积极开展斗争。从1948年1月至11月，广州市共发生劳资纠纷106起，平均3日一起。1月份，电话、电力、自来水厂等公用事业单位工人要求加发年终双薪开展斗争，紧接着，榨油、糖面、洗衣、水果、海味、屠猪、建筑、装潢、纺织、制粉、铁器、夹万、制纸、针织、戏院、机修、清粪、酒店、旅业、海员、饮料业的工人纷纷开展要求加薪或折实发薪的斗争。6月15日，粤汉铁路工务十一、十二段工人2000多人为争取合理待遇而进行怠工斗争。8月4日，粤汉铁路南段1000多工人到大沙头广九车站，要求局长清发欠薪，未获解决而怠工数天。11月，中山大学教授100多人为饥饿所迫，联名请求校长提前发放调整待遇后之薪金。全市各界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反抗斗争此起彼伏。①尽管当时在御用工会和工贼的控制下，到工人中去开展工作十分困难，但广州党组织抓住这个有利形势，大力加强工人方面工作，从学校抽调一批党员和地下学联的骨干分子，香港分局城委又从香港调来一些工人党员和广州工协成员，继续加强原来有一定基础的要害部门，如广州自来水管理处、广州发电厂、东亚酒店、广州市电话所、省邮电局、铁路、水运、仓库和粤海关外，还分别开辟和加强了西村士敏土厂、造币厂、纺织厂、卷烟厂、军胶厂、电筒厂等单位工作，积极发动工人为争取合理待遇而斗争，如要求加薪，发放年终双薪，清发欠薪，折实发薪等等，其中造币厂的工协成员，针对该厂长期不发“地沙”的情况，开展了一场要求“分地沙”的斗争。造币厂工人的收入主要靠两个方面，一是工资，二是“地沙”。所谓“地沙”，是指在生产过程中散在地上的银碎、银粉，平日工人们把它扫起来，月终交给厂方折钱，大家分账。工人占40％，职员、厂长占60％，本来工人最辛苦、人数又多，占小头已经是不合理了，厂方连这么点“地沙”都不发给工人，便激起公愤。1949年初，该厂工协成员串连工人积极分子，乘该厂监工长邓寿如到车间时，停工与之说理，尽管邓气势汹汹，说这是共产党搞破坏，要抓共产党，但工人们团结一致，毫不畏惧，坚定地回答说：“不分地沙，就不开工。”最后迫使厂方答应即分“地沙”，工人才继续开工。这一合法斗争的胜利，对团结和教育广大工人群众，为后来开展应变护厂、顺利接管准备了条件。

　　①  《广州工人运动简史》(初稿)第288页，广州市工运史办公室编。

　　四、打入敌人内部的秘密斗争

　　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敌人动向，以达到克敌制胜、保护人民的目的，是中共广州党组织和敌人进行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最早打入敌人内部的，是陈翔南、李国霖两条线下面的一些党员。他们有的打入国民党政权的一般机关做中低级职员，亦有一部分打入敌人的核心部位。

　　中山大学毕业生陈超，于1946年打入“广州行营”政治部任第三科少校速记员，后来他被晋升为中校秘书，向党提供了敌人的《匪情汇编》等机密材料。宋子文主粤之后，统辖广州10个特务机关，成立特种情报处，陈超被安排到学运组，他将敌人准备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的部分黑名单，及时向党组织提供。1949年春，敌以特情处为核心成立了“第七号办公厅”，搜罗一批特务成立3个行动队并配两个团兵力，准备向中山大学进行一次大逮捕，也因陈超预先提供了情报而使此计划破产。 1949年敌人又拼凑起“广州卫戍司令部”，陈超任第二科情报股长，掌握了敌人的“防奸”部署及组织情况。他深入虎穴，坚持荫蔽战线上的战斗直至广州解放。当时与他单线联系的何君侠、王达等领导人，曾给予他很多支持和帮助。

　　一部份共产党员打入敌警察分局，如伍少辉、何琼玉、余炳登及黄梅仙夫妇。另一部分共产党员如马文羲、王培桑则在萧泛波的布置下打入广州市义勇警察队，掌握了部份民间枪杆。1949年初广州卫戍司令部把这支队伍改名为民众自卫队，改由警备司令部管辖。广州党组织考虑到应充分利用这一支力量来维持广州的社会治安，保护工厂商店，防止敌人撤退前对交通及公共设施的大破坏，便通过广州市工业理事会理事长林志澄的关系，由他出任东山区民众自卫队长，安排马文羲和王培燊在第一、第三中队负责维护一些街道的治安。广州党组织还十分注意策反工作，并取得许多成绩。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曾成功策动广东省邮政局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省地政局第二队队长、国防部陆测总局驻穗第七地图站站长及一批国民党空军人员投靠人民，向广州党组织提供情报，保护机场设施器材物资，使一批秘密军用地形图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广州党组织还曾派原在侨二师参加地下学联的林飞来打入军统特务控制下的广州洪门会。这里集中了大批特务、反动军官、土匪、大天二、流氓地痞及走私贩毒者。林飞来打入这个反动组织后，了解到很多重要情况，为解放后侦破一些重大案件提供了资料。

　　五、郊县人民武装在反“清剿”斗争中不断壮大

　　1947年11月宋子文主粤之后，大力扩编地方保安部队，收编土匪武装，加强对农村革命武装的“清剿”。并召开“清剿”会议，公布“绥靖新策略”，叫嚣对广东的治安“三个月有办法，六个月见成功。”命令国民党部队和各地反动武装向人民革命武装进行清乡“围剿”，妄图把广东境内的革命力量消灭。中共香港分局根据当时形势，于1947年12月在香港召开干部会议，讨论“大搞”方针，1948年2月发出《粉碎蒋宋进攻计划，迎接南征大军》的指示信，提出“普遍发展地方武装，领导群众分粮，分浮财，土改清算，反蒋匪的斗争”。广州东北郊县人民武装，根据上级指示开展下列工作：一、全区共收缴机枪50多挺，长短枪2000多支，大大加强了队伍的装备；二，开展平分地主恶霸的粮食、浮财运动，群众分得了一部分粮食，解决了渡荒问题；三、在群众基础较好，我能控制的地区试行按“晋绥边区告农民书”的办法，实行土改分田。通过这一系列斗争，进一步把群众发动起来，许多地方组织了农会、民兵，部队得到迅速发展，活动地区也扩大了。随着部队的发展和形势的要求，1948年3月，中共香港分局决定将中共江北工委改为江北地委，黄庄平任地委书记，陈李中任副书记，在各团活动的地区，相应成立中共县委。并将广州东、北郊县的人民武装统一编为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北支队。黄柏任司令员，黄庄平任政委，王达宏任副司令员，陈江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团和两个主力大队。博龙地区部队编为第一团，曾光任团长，黄干任政委；增龙地区部队编为第二团，徐文任团长，钟育民任政委；从龙地区部队编为第三团，丘松学任团长，马达任政委；清从花佛地区部队编为第四团，黄渠成任团长，罗光连任政委。部队整编后，有计划地不断打击敌人，至6月，进行了大小斗争百余次，粉碎了宋子文的第一期“清剿”计划。

　　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不仅要具备必要的客观条件，还要经过充分的准备才能进行。当时广州郊县总的来说仍属于游击区，接到中共香港分局指示后，马上就行动，未有经过充分准备，仓促上阵，加上干部对土改政策不熟悉，又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土攻，就出现了“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侵犯了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对地主的斗争也不讲究策略。这样一来，不但扩大了打击面，而且引起了地主的强烈反抗，纷纷组织了反动武装同我们对抗。后来，江北地委收到了中央5月25日发出的关于《1948年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广州郊县地区是不具备土改条件的，江北地委立即召开会议进行检查总结，纠正错误。

　　虽然在“大搞”和土改斗争中，部队得到很大发展，成绩不少。但土改中的错误造成的损失和困难，尚未克服过来，宋子文又于1948年7月，调动5000人的军队，实行第二期“清剿”计划，采取“肃清平原，围困山区”的方针，向广州市东北郊的增城、从化等地区进行“清剿。”形势十分严峻，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共江北地委和江北支队领导人民开展反“清剿”斗争。 1948年夏，根据中央和分局的指示，中共江北地委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确定了“巩固原有基础，相机发展，大胆开辟新区，建立新的斗争基地”的方针。会后，即派出钟育民、崔佳权为开展平原工作的正副特派员，组织两支精悍的队伍，到广州市郊的九佛和广九铁路沿线新塘、仙村、石滩等地牵制敌人对山区的“清剿”，扩大新的解放区。到1948年，江北人民武装在反“清剿”斗争中共进行了大小战斗60多次，解放了一些圩镇，曾击退龙门县自卫总队的进攻，在12月10日从化杨梅潭伏击战中，歼灭了护送新丰县长赴任的敌军并活捉了新赴任的新丰县县长张汉良，因而声威大振。至12月，江北支队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清剿”计划，部队已发展到2000多人。武装斗争由被动开始转为主动。

　　与此同时，广州南郊番禺的武装斗争也有新发展。于1947年冬成立的二支队禺南武工队，1948年已发展到有三个主力连队、三个区武工队共400多人的人民自卫武装。

　　另外，江北支队在1948年3月接受改编了一支由民革领导的“华南人民自卫军”七八十人，有二挺机枪，六七十支长短枪的武装，增强了实力。该部是由民革领导人李济深在香港指派民革成员杨遂良策动国民党番禺县警察局督察朱骥于1947年8月率一个警察中队起义而组建的。经过半年多活动后，他们认识到只有加入中共领导的武装才有发展，遂决定一方面由杨遂良(当时任该部司令)去香港请示李济深，获得同意后又通过与李济深有密切联系的中共党员杨德华与中共香港分局联系，分局则介绍杨遂良在香港与中共江北地委书记黄庄平认识，商谈接受该部并入问题。另一方面由朱骥(当时任参谋长)和在该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宋奋扬一起，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江北地委副书记陈李中取得联系。经过多方反复讨论，遂于1948年3月将该部改编为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北支队二团独立大队，朱骥任大队长。该大队经过多次作战，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歼灭国民党自卫队106人，缴获长短枪243支。1948年10月，朱骥加入中国共产党，调任第五团副团长，1949年4月改任东三支直属先遣队总队长，于同年7月21日，在禺北冯迳下突围战斗中与政委崔佳权一起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