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以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

　　1950年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发出《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指出：国家已“开始由长期的战争状态转入和平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策思想必须不断提高，才能掌握政策，统一思想，团结人民，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学习”。遵照这一决定，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于1950年2月6日成立了以叶剑英为书记的广州市各机关总学习委员会，代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总学习委员会的职权。2月21日中共广州市委决定成立以朱光为主任的广州市学习委员会总分会。接着，各机关单位也相继建立学习组织和学习制度，在全市展开了干部学习运动。

　　(一)“建国三大文献”的学习

　　广州解放初期，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繁重任务，市委宣传部于1950年5月，组织了“建国三大文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和《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的学习，提高了广大干部对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国体、政体以及建立国内外的统一战线、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各方面的政策的认识。

　　(二)学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基本知识

　　1951年3月～7月，市委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以《社会发展史》为教材，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5293人参加了学习。1951年12月广州市举办了为期4个月的第一期马列主义夜校，初级班学习政治常识，中级班学习中国革命基本问题，高级班学习马列主义基础，培养了一批干部理论学习的指导员。1952年，结合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学习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1953～1954年，市委宣传部还组织了高、中级组干部学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理论和著作，初级组干部学习了《政治常识读本》，全市3.54万多名干部参加了学习。

　　(三)学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

　　1953年7月市委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规定：参加高级组学习的主要是有学习高级党校课程能力的高级干部；参加中级组学习的是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水平，理论学习成绩较好并具有学习中级党校课程能力的干部；参加初级组学习的是具有相当初中毕业文化水平和学习初级党校课程能力的干部。经过对全市干部进行学习编组，计高、中级组3800余人，初级组3.5万人。同时，市委宣传部成立了学习室，选拔了理论教员75人，辅导员990余人，建立了中级组课堂3个，初级组课堂56个。在国家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下，1953～1954年，开展了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和经验的教育，干部理论学习的高、中级组学习《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九至十二章(从1921～1937年时期的历史)，初级组学习《苏联建成社会主义道路》读本，比较系统地了解了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四)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冬，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4年1月市委宣传部将中宣部的这个提纲发至每个干部，对1700名党员干部和3.5万一般干部进行分组、分级动员学习。通过学习，广大干部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加深了认识，使总路线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动力。为了借鉴苏联经验，还组织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五)学习《论十大关系》

　　1956年7月，广州市分区、分系统向全体党员干部传达了《周总理在司、局长干部会议上传达毛主席“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指示的报告》。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问题的十条指示》(即《论十大关系》)，广大干部进一步提高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面临新高潮的形势下，如何解决经济建设中各个环节的矛盾的认识；初步克服了“广州不是建设重点，没有搞头”的思想障碍，增强了搞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信心和责任感。

　　二、学习党的八大文件和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

　　(一)党的八大和八届二次会议等文件的学习

　　从1956年10月～1957年2月，全市干部展开了对党的八大文件的学习，分预习、深入学习文件和检查总结三个阶段进行 。干部学习的热情十分高涨，普遍赞同八大提出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通过学习，还进一步明确了要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和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必要性；对八大提出的党的一些基本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认识，如要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以及要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加强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等；并进一步认识到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内外的团结，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改进党的作风的重要性。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总路线，干部理论教育即围绕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而展开。随即，党中央和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开展“反右倾”斗争，接着，于1962年9月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并提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会上，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并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这一系列会议文件，市委都发出通知进行传达贯彻，组织了干部学习。

　　(二)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

　　1957年6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广大干部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已上升到主要地位的变化的实际展开了学习。1958年9月，市委发出《迅速掀起一个规模浩大的全党全民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的指示。为了推动这一学习运动的开展，市委宣传部总结推广了广州中一烟厂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学习政治理论的经验。1960年10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市委作出《认真学习和宣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掀起学习新高潮》的决定。为了搞好学习辅导，全市配备专职理论干部126人，专业理论教员92人，兼职理论教员1700多人，学习辅导员1.2万人，作学习辅导报告5300多场次。1961年，在局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重点抓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学习，着重学习毛泽东关于改进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论述。1963年，市委作出《关于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工作的指示》，决定县级以上机关的干部先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学起，然后再学第一、二、三卷，并组织干部系统地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1966年2月市委作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南局〈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党员、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改造思想，树立不图名，不图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为了总结学习经验，提高学习质量，1960年9月，广州市召开学习理论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先进代表共1000人。大会评选出学习理论的红旗单位9个，个人标兵7人。1965年，市委推选出广州市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单位的代表和积极分子62人，出席广东省学习毛泽东著作经验交流会。

　　1962年3月25日，市委宣传部作了《1958年以来广州市宣传教育工作的检查报告》，报告中认为：这几年来广泛地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干部思想得到武装，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普遍的宣传，从而提高了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坚定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信心 ，推动了中心工作，为工农业生产和各项政治任务的完成起了一定作用；提高了干部、群众学习理论的兴趣和积极性；理论教育和宣传队伍有了发展，学习辅导力量有了加强。报告中也检查了宣传教育工作存在的缺点和错误：(1)存在主观片面、界线混淆不清、要求过高过急的现象，如宣传了“拼命劳动，不计报酬”、“消灭手工操作”、“消灭天灾”等口号，由于片面宣传“取消计件工资”、甚至“消灭个人利益”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刮“共产风”、“平均主义”、“主观主义”等错误倾向的发展，还出现过盲目追求数字和形式的浮夸风气，如几天就要“改变宣传工作面貌”，写出万篇诗歌、万篇文章等；(2)缺乏民主作风，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强制压服代替了说服教育，一个时期有些单位还把批判斗争的方式运用到理论学习上来；(3)由于某些党委长时期过多地包揽了行政工作，因而削弱了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

　　(三)进行坚持马列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

　　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初，《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 ，市委宣传部组织党员、干部进行了学习，初步澄清了由于赫鲁晓夫(当时苏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国际、国内引起的思想混乱。从1958年开始，由于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中国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当时称之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1960年4月，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前后，市委宣传部组织干部学习了《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陆定一《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等文章。1963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等重要文件和文章。是年1月和3月，市委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群众中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的通知。同年4月发出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辅导报告提纲》。1963年9月～1964年7月，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了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的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通称《九评》)，加强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但是， 由于这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运动，有许多理论是非界线混乱，缺乏科学的定义，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共产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

　　三、开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学习

　　“文化大革命”时期正确的理论教育受到严重破坏和干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学习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这就必然导致是非不分和敌我混淆。“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 ，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这一时期正规的干部理论教育和学习被取消，而代之以学习《毛泽东语录》和一系列毛泽东“最新指示”，以满足“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及服务于“阶级斗争”。1970年11月，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区、县、局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讲用会，交流以毛泽东的“老三篇”和《实践论》、《矛盾论》等五篇哲学著作为武器，“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搞好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的经验。1972～1976年，结合“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和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组织干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县以上领导干部还选学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著作。1974年，市委批转了市委宣传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建立理论队伍的规划意见，各工厂企业、商店、农村、街道的基层单位普遍建立了工人讲师团等理论辅导队伍。

　　这个时期的理论教育常常以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控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和在江青反革命集团控制下的写作班子署名“梁效”等的文章为主要内容，使理论学习成为灌输极左的一套理论观点的主要渠道。

　　四、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从1976年10月～1990年12月这一时期的理论教育，主要围绕着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展开。1977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广大干部进行了学习。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市委紧密地结合广州的实际，组织广大干部深入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的重要文件，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加深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解，不断解放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积极贯彻落实中央赋予广东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使广州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大大促进了全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一)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在广州引起强烈的反响。8月下旬开始，全市干部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各单位发动干部群众积极参加学习讨论，还培训了学习骨干，领导带头学、带头谈体会，理论骨干先学一步，然后组织全体干部群众阅读文件，重点是阅读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实践论》，叶剑英、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中央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重要文章。同时，加强辅导，开展讨论。讨论的中心围绕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意义、坚持真理标准和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关系等问题展开。12月，在充分开展学习讨论的基础上，市委宣传部召开了有700人参加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学习心得交流会，市建设局、橡胶局、工交干校、越秀区委、交运局、郊区区委等6个单位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学习体会，市委第一书记焦林义在会上作了总结 。这场大讨论，对于全市的干部群众在思想上澄清“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的影响，明确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认识，促进广大干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促进各项工作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党的重要文献

　　1981年7月，在干部中开展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学习，重点提高对建国以来党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等方面的认识。全市1.4万多名县科级以上的干部分3批进行学习轮训，对一般干部和基层群众主要是进行宣讲教育。1982年进行了经济理论的教育，主要内容是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参阅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1983年7月《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7月16日市委发出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市委决定组织县以上领导干部，县级以上党、政、群、团单位的干部，以及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的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通过学习，广大干部进一步加深对党的十二大文件的理解，联系广州的实际，总结经验，打破老框框，狠抓改革，积极贯彻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工作中开创新局面。1986年，对全市科以上领导干部分批轮训，紧密结合广州市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围绕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时期党的建设、领导方法的科学知识等六个专题进行学习，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1987年5月，市委举办局以上领导干部学习班，市直机关各部、委、办，各区、县、局、总公司主要负责人137人参加，学习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本书，深刻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意义和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必要性、长期性，全面理解和正确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改革开放，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至9月底，全市162个局级单位科以上干部共2.19万人，参加了学习这两本书的轮训。1989年，深入进行形势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一步武装头脑，引导干部用辩证的方法看待形势，用历史的、发展的、分析的观点对待改革，为治理整顿、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理论指导和舆论环境。市委宣传部编印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等书籍，作为干部的基本阅读教材。4月～6月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中共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学习《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等重要文件，广泛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的教育。12月，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市社科院联合召开“广州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研讨会”，联系广州实际深入进行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认识，坚定不移地推动广州改革开放的事业继续前进。1990年，贯彻党中央在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决策，共组织全市20多万名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参加党校轮训的副局级以上干部共495人，参加各区、县、局、总公司中心组学习的约5000人，参加各单位组织学习的科、处级干部和宣传理论骨干3万人，一般干部17万余人。使广大干部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认识国内和国际形势，认清社会主义的前途，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

　　(三)理论工作改革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广州市的理论工作紧密联系改革开放的实际，努力开拓创新，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理论工作进入了成果最多的时期。

　　1.理论教育正规化

　　根据中央和省干部培训规划的精神，为迅速提高各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政治素质，1983年，市委发出了《关于加强干部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全市干部用3年～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几门课程，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和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从1984～1987年，对全市16万多名在职干部，开展了正规化的理论教育，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理论教育格局。按照各条战线在职干部的工作性质、职务、理论水平和文化程度，分甲、乙、丙三级组织 。甲级和乙级以省委宣传部编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和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要教材，丙级在补习文化课的同时，学习《走历史必由之路——学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政治课教材。在学习的形式上，采取了多样化的做法：各级党校、干校开办短期脱产的全科或单科马列主义理论进修班；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干部通过广播、电视和业余函授学校等社会办学方式进行学习；以自学为主，参加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的考试；更多的干部以“小集中”的方式组织学习。最后由市委讲师团进行了命题考试，5万多人参加了哲学考试，3万多人参加了政治经济学的考试，取得了结业证书。这对帮助干部理解坚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提高思想理论水平，起到重要作用。1985年，在改革开放新形势的推动下，市委宣传部依托中国人民大学、广州大学创办了广州宣传函授学院，为培养合格的宣传理论干部服务，从1985～1989年先后培训了大专毕业生300多名，另培养了取得大专专业证书学历的宣传文化干部500多人。在广州市委党校以及经济、财贸、教育、农业干部学院等16个单位，也开设了基础理论教育课程，加强对干部的培训，从1983～1988年共培训了5460名大专毕业生。

　　2.理论研究为改革开放实践服务

　　在改革开放的十年里，广州市的理论研究打破以往“封闭式”、“经院式”的做法，直接参与到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去，积极组织多种课题的理论研讨会，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增强自身的活力。1984年，针对广州地区农副产品价格高居全国平均水平之上的问题，广州市的理论工作者运用对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提出“改革农副产品购销体制 ，全面放开市场”的意见，指导解决了广州市困扰多年的“吃鱼、吃菜难”的大问题。1985年，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理论工作者牵头制订了《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经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成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纲要》。1985～1986年，在市委宣传部组织下，经过20多次文化发展系列研讨会，3次大型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后，制订了《广州文化发展战略总体设想》，经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成为《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纲要》。这两个纲要对广州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在1979～1990年期间，就发挥广州中心城市作用，开放工业品、农副产品市场等数十个专题，理论工作者又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活动，1.46万多人次参加。如1988年，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广东省、广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等6个单位联合召开了“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讨会”，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并出版了专集。这段时间，广州市的理论工作者还出版了《社会主义四百年》、《中国宣传学》、《灵魂工程论》、《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广州改革开放十年》、《改革开放与观念更新》、《广州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企业文化学》等一批颇具特色的理论专著。

　　3.理论队伍的建设和理论宣传阵地的拓展

　　1981年7月，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1989年8月改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从此，广州市有了专门的理论研究机构。从1983～1985年，广州相继建立了广州经济研究所、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州软科学公司等多家理论科研机构，对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能力大大增强。至1990年，全市共有专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600多人，各种学会、协会50个，会员1.1万多人，其中具有副研究员(副教授)以上职称的200多人，理论队伍的层次显著提高。

　　在理论宣传方面 ，1982年市社科所和社科联创办了《广州研究》，从各方面反映广州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广州日报》理论版是广州市理论宣传的主要阵地之一，1987年，开设了《探索与争鸣》理论专版，还开辟了《为改革开放献策》、《试验区论坛》等专栏，扩大了理论宣传的阵地。1988年，市委宣传部和广州电冰箱压缩机厂联合举办“华光理论讲坛”，围绕改革开放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理论宣传，每月一讲，至1990年已举办了31场报告会，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刘国光、厉以宁、董辅礽、苏星和广州地区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及党政领导到这个讲坛作讲演，听众达2万多人次。这个讲坛还组织理论研讨会，在《广州日报》理论版开辟《华光撷英》专栏，刊载该讲坛的理论成果。该讲坛每年还举行一次理论夏令营，邀请宣传理论骨干参加活动。由于这个讲坛创造性地开展理论宣传和研究活动，受到广大宣传理论工作者的欢迎，在全国也产生了影响，被上海《文汇报》誉为“羊城有个‘思想库’”。从1978～1990年，全市共创办《探求》等30多种政治理论刊物。理论宣传教育的形式有了新的创造，除了传统的阅读、听辅导、漫谈讨论、集中轮训外，还开展了领导与干部对话、理论研讨、参观考察、问卷测验、知识竞赛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大大增强了理论教育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