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至1948年，三人赴日交涉机器设备归还问题，图中依次为陈丕扬（左）刘宝琛（中）赵如晏（右）

1948年，刘宝琛等人赴日本交涉移返被劫的广纸设备

1940年5月，广纸设备被日本人劫空

广纸正门

     1938年广纸全貌

　　上世纪30年代初广州引入国外先进设备建纸厂，1938年广州沦陷后所有机器设备惨遭日寇掠夺。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本报即日起推出系列报道，记者将翻开厚重的史料，走访一个个亲历者，寻访一处处事发地，回望那段悲壮的历史，缅怀先辈的不屈抗争。本期首先聚焦的是“铁蹄下的广州工业”。

　　从上世纪30年代初到1938年10月沦陷之前，广州有过一段较为稳定的发展期，相继建成了一批大规模工业企业，成为全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重镇之一。广州沦陷之后，这些工厂要么被日军“接管”，要么被日商巧取豪夺，广州的工业化进程戛然而止，日寇铁蹄下的民族工业奄奄一息，几近摧毁，其中最让人扼腕的，莫过于广纸沦入敌手后的悲惨遭遇。1940年5月，广纸所有机器设备被日商劫掠一空，转运至北海道投产，空荡荡的厂房荒草丛生，成为老鼠出没的废墟。这样一幅悲惨景象，恰是沦陷期广州工业之殇的一个缩影。

　　毁于一旦

　　五年建成先进纸厂 投产当天日军来袭

　　熟悉老广州历史的人都知道，从1929年陈济棠主粤开始，广州进入了一个较为平稳的发展期，外地人一到广州，只见“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足令人炫目”，这个时期后来也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那也是广州近代工业化进程初见起色的时期，士敏土厂、电力厂、纺织厂、纸厂、肥料厂等一大批企业平地而起，成就可圈可点。

　　广东省营纸厂（后更名为广州纸厂，以下简称广纸）是其中的翘楚之一。1932年底，陈济棠决定从西村士敏土厂的盈利中提取1200万银元，筹建新兴纸厂，以打破洋纸的一统天下。他找了两个曾在麻省理工学习造纸专业的留学生来负责筹建事务，一个叫刘宝琛，另一个叫陈丕扬。这两个人都抱着“工业救国”的赤子之心，后来分别当了厂长和总工。陈济棠对纸厂真是下了大本钱：工厂按照日产50万吨新闻纸的规模设计；全套制浆、造纸机械设备向瑞典卡仕达厂订购；全套动力机器设备向捷克斯可达厂订购，这些在当时都是世界最先进的设备。1934年，广纸破土动工，直到1938年上半年才竣工落成。

　　然而，就在刘宝琛和陈丕扬为了纸厂的投产夙兴夜寐，殚精竭虑之时，日寇的铁蹄正一步步靠近广州。事实上，从1937年8月开始，日机就开始对广州狂轰滥炸，广纸最后一个阶段的建设就是在刺耳的轰炸声里完成的。

　　开工典礼本来定在了1938年10月举行，可就在当月，日寇从大亚湾登陆，直逼广州，官方因此紧急取消了典礼，转而火速购买炸药，准备在撤退前炸毁包括纸厂在内的所有省营企业。面对不期而至的爆炸人员，心痛如焚的刘宝琛站在厂房内，决意以身殉机。爆炸人员这才留下了大部分设备，只炸毁了两台磨木机和精浆设备。10月23日，日寇攻入广州，同一日，广纸沦入敌手，被日寇海军军部霸占。

　　劫掠一空

　　机器设备拆挖殆尽 空留厂房荒草丛生

　　日寇海军军部霸占了纸厂之后，开始随意糟践这些全新的机器设备，居然还一度用它们来制造马鞍。后来，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接管了纸厂，他们用进口木浆做原料，在这里造纸牟利。王子制纸株式会社在纸厂盘踞了一年之久，前后造出了近4000吨纸张。要知道，在当时的广州，像王子制纸株式会社这样的日商还有很多，他们以日军的武力为靠山，攫夺大量本土企业商行，只投入极少的资本运营，进而牟取暴利，手段十分野蛮，把广州的工商业折腾得奄奄一息。

　　不过，这些野蛮日商各有各的靠山，彼此之间也常会“黑吃黑”。1939年秋天，一个名叫南喜一的日商利用日寇陆军军部的势力，打着大日本再生制纸株式会社的名头，将广纸从王子制纸株式会社手里夺了过去。这个南喜一真是强盗中的强盗，他霸占了广纸不到一年时间，居然把工厂里的所有机器设备悉数拆走，装箱运回了日本。更令人发指的是，他连一扇窗户一根水管都不愿放过，凡是能拆的全部拆走，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矗立在南石头，不久就成了荒草丛生的废墟，唯有老鼠与黄鼠狼时常出没。

　　这家所谓的大日本再生纸株式会社到底把抢来的广纸设备运去哪儿了呢？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个地方叫勇拂，位于北海道南部的偏僻城郊。由于抢来的机器设备实在太多，日商光是建厂安装就用了3年时间，直到1943年7月才正式投产，之后整整开机运转了48个月，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两年之后，南喜一等人还在大肆造纸，以榨尽这些机器的最后一滴油。

　　就在南喜一等人用抢来的机器疯狂牟利之时，为建设广纸付出多年心血的刘宝琛和陈丕扬一直在颠沛流离，刘宝琛于1938年11月撤离广州，之后辗转于江浙一带，职位频频更换，最后不得不返回台山老家蛰居。陈丕扬则一直奔波于广西一带，所幸他还可以做自己擅长的技术工作。虽然我们很难从文字资料里探知他们的内心活动，但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他们知道那些耗费了自己多年心血、却还未来得及造出一张纸的机器设备，正在日本勇拂工场隆隆作响，肯定会把牙关咬碎，对南喜一这样的人，更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才能报家国之仇。

　　战后追索

　　厂长总工赴日掘地三尺 拒绝日本人贿赂和色诱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驻日本代表团随后抵达东京，在参与盟军总部工作的同时，也在追索被日本劫走的物资。大家都知道，广纸的机器设备被抢到了日本，但到底藏在哪儿，代表团却毫无头绪。这时，曾因肥肉被夺一直怀恨在心的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找上门来，告发了勇拂工场的秘密。随后，中国代表团通过盟军总部责令日本政府归还广纸的所有设备。这时的南喜一从强盗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无赖，他一会儿说这些设备是买来的，一会儿又说经过远道运输，这些设备早就丢得七七八八，没剩多少了。中国代表团对南喜一的瞒报手段洞若观火，只是苦于缺乏真凭实据。为此，他们专门致电国内，请广东速派专员，带齐资料赴日交涉。

　　没有谁比刘宝琛和陈丕扬更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了，这么多年，他们梦里都忘不了广纸被抢的设备。1948年2月23日，两人带上厚厚的资料，飞抵东京。接着，他们与中国代表团的一位专门委员以及盟军总部的代表前往勇拂工场，用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几乎掘地三尺，终于查清广纸被劫的设备有2143件之多，被劫的电缆、水管和铁轨等物资也重达350多吨，南喜一只向盟军总部报告了一个零头。1948年5月7日，盟军总部作出决定，要求日方将这些设备悉数归还中国。

　　面对盟军总部的决定，南喜一一边煽动勇拂工场的工人请愿闹事，一边试图对刘宝琛和陈丕扬行贿，除了对每人许以50万美元的重金之外，还找美貌的艺妓，试图色诱二人。不过，对把广纸的机器设备看得比命还重的刘陈二人来说，南喜一用这种招数进行利诱，实在是打错了算盘。行贿不成，他又开始使用下三滥的恐吓手段，经常派一些浪人在二人住所附近昼伏夜出，可想而知，这样的伎俩也以完全失败告终。

　　1948年7月，勇拂工场最终停工拆卸，所有广纸设备在北海道装箱启运，3个月后抵达黄埔港。被劫八年之后，这些积聚了国人心血的机器设备终于回到了故乡。

　　1949年4月，所有机器设备被运抵厂区，但那时，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节节败退，没人有心顾及广纸，只有痴心不改的刘陈二人仍在倾力呵护这些设备，以求复厂重装。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1950年12月30日，也就是短短一年零三个月以后，广纸所有设备重装完毕，成功造出了第一张纸。

1951年4月18日，刘宝琛和陈丕扬最终迎来了一直梦寐以求的开工典礼，历经劫难的广纸，直到此时才获得了真正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