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对外贸易源远流长。秦汉时期，广州已是海上贸易中心。唐代已确立了广州贸易港口的坚实地位。唐开元二年（714），在广州设立市舶使，这是中国最早掌管海外贸易的职官。宋王朝沿袭唐代鼓励海外贸易的开放政策，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对外贸易管理机构），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北宋时期与广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有50多个。元代，全国对外贸易中心虽移至泉州，广州仍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明清时期广州对外贸易发展很快，特别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957）朝廷下令罢全国各口，独留广州一口贸易，广州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市场一派繁荣。古代的广州对外贸易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中国的对外贸易起源于封建社会，交换上市的对象是物而不是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广州（番禺），早期出口是以丝绸、漆器、铁器为主，而进口是以犀角、珠玑等物质交易，从无奴隶买卖，体现了文明贸易的历史传统。第二，广州是中国历史上资格最老、历代相传唯一不衰的对外贸易港口。

在古代，广州对外贸易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外贸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来，成为广州外贸繁荣的重要保证。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当时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通过两条路线：一条是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入中亚，然后到达西南亚的陆上丝绸之路；另一条是起自广州，从中国沿海港口经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路线的开辟，不仅使中国与南亚诸国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间接地沟通了同西亚、北非及欧洲的海上贸易渠道，而且对外贸易中心慢慢转移到广州，使广州逐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汉朝，国力强盛，对外政治影响扩大，东南亚诸国来中国贸易多是由水路从广州登陆，从而使汉代广州与东南亚诸国贸易频繁。三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乱，陆上丝绸之路时断时续，外国奢侈品的进口，又促进了海外贸易，使广州成为一个造船、军事和外贸基地，为唐代外贸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隋朝虽短，但对中西交通和海外贸易十分重视。隋炀帝采取了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在鸿胪寺下“置四方馆”，使“掌其方国及互市事”，成为外贸事务专职机构的先驱。唐朝时，国力空前强盛，在广州设市舶使，掌管对外贸易，开创了历史上长达千余年的市舶制度，开辟了“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到大食国）的贸易航线，出现了“大舶参天万舶争先”的图景，外国商人来广州多的年份达10万人。诸国贡使、商贾络绎不断，使广州巨额的外汇收入“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睦江淮之求”。宋沿唐制，把发展外贸作为基本国策，在广州设立第一个市舶司。宋元丰三年（1080）正式修订了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规《广州市舶条法》。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开放对外口岸最多的王朝。根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庆元（今浙江宁波）、温州、澉浦（今浙江海盐）和上海等七处建立市舶司，且实行“官本船”办法。元代，全国外贸中心曾转移到泉州，广州仍不失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的重要贸易港口。宋元时期，对外贸易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较前代有较大发展。至明朝初期，政府为防止倭寇侵扰，厉行“海禁”，但仍准许朝贡贸易。而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兴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叩关索市”，使“海禁”遭到东南沿海人民的反对和抵制，到明朝隆庆初年被迫开放“海禁”。明朝全盛时期，就是“海禁”开放的时期，其时经济繁荣，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众多，广州濠畔街就是当时的一处外贸市场。明朝的市舶司管理出现了三大变化：在业务范围方面以管理朝贡事务为主；在贸易管理方面依靠牙行；在关税征收方面从传统的抽分转变为丈抽。

明朝后期，朝贡贸易瓦解，国际贸易进一步扩大，南洋贸易航线扩展到世界各地，促进了广州市场和世界市场的紧密联系。

清朝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三年（1644～1684）的41年间，由于实行闭关政策，使中国与外国的正常海上贸易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康熙二十三年宣布废除“海禁”政策，二十四年宣布广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和上海为对外贸易口岸，分别设置粤、浙、闽和江等四个海关，这是中国海关制度的正式开始。后英国商人嫌广州贸易限制太严和“索费太重”，企图转浙贸易。清政府为加强防范，巩固国防，乾隆二十二年撤销了明州、泉州、上海三处通商口岸，实行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外贸体制，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粤海关是清政府设立的对外贸易重要行政机构，代替了历代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和

征收关税事宜。除在广州设立大关外，在广东沿海各岸分级设立了六个管理机构：澳门总口（检查外国商船往返贸易）、乌坎总口（惠州口）、庵埠总口（潮州口）、梅菉总口（高州口）、海安总口（雷州口）、海口总口（琼州口）。在大关和总口之下还设有若干小口。粤海关征收的关税分为正税和杂税两种。杂税是粤海关税收中的一项重要收入，几乎与正税平衡。除了征收关税外，粤海关还对外来商船进出广州口岸及洋行、公行、商行、十三行进行管理。粤海关的设立，大大促进了清代对外贸易的发展。道光十七年（1837）粤海关税收达124万银两。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外国商船进入广州港达5390艘，其中以英国商船最多，美国次之。经广州出海到南洋一带贸易的船只每年大约也有30多艘。

中国古代是手工业发达的国家，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进出口商品的结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变迁发生相应的变化。秦汉时期已生产丝绸、瓷器、釉陶、铁器、金属、器皿、药材、土特产、工艺品等商品。唐代出口商品品种有所增加，仅传统的丝织品就有绫、罗、绸、缎、锦、绮、纱、绢、纶、缣、帛等，种类繁多。瓷器是唐代大宗的出口商品，江西景德镇是唐代制瓷中心，所出产的瓷器多运至广州，成为陶瓷出口的主要集散地。陶瓷盛产于唐，发展于宋。出口动辄千万件。当时广州有名的西村瓷窑，产品以外销东南亚各地为主。宋代禁止兵器及可造兵器之物以及部分书籍和金银、铜器、铜钱等出口。元代出口商品繁多，主要是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以手工业品为大宗。明代出口商品仍以丝、瓷为主，但丝绸占首位。陶瓷业是明代的第二大手工业，当时比较流行的是彩瓷，它具有瓷胎细腻、釉质纯净、色料讲究等特点。景德镇虽居首位，但广东石湾陶瓷也因内外销的需要而异军突出。清代，在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侵略下，进出口商品结构都有所变化。出口主要以茶叶和生丝为主。茶叶是清朝出口量最大的一种商品。丝和丝织品也是主要输出品，但因国内价格日益上涨而加以限制。

在进口商品方面，秦汉时期主要由大秦国输入广州，有金银、夜光璧、明月珠、珊瑚、琥珀、玻璃及各种织物和各色香料。三国时期有名珠、香药、象牙、孔雀、奇物等。到了南北朝时增加了吉贝、乳香等商品。唐代时，香药进口占很大比重，进口品种比以前增加。出现了矿产和日用品的进口。随着棉布的输入和行销，棉纺织布普遍进入农民家庭，成为当时家家户户从事的一种农村副业。日本人开元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说“江中（广州）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宋代进口的商品以香药和其他奢侈品为主，是宋朝的法定进口商品，也是广州同亚非各国相互交易的商品。这些商品有金银、缗钱、杂色帛、珠玑、水晶等10多种物品。北宋时期，通过官方贸易进口商品有七八十种之多，到南宋增至330多种，分为药物、香货、宝物、纺织品、金属制品、杂品等六大类。宋朝禁止外国货币进口。元代从广州进口的“舶货”不下250种，分为宝物、布匹、香货、药物、诸木、皮货、牛蹄角、杂物八大类。而其中输入最多的有沉香、高级奢侈品、纺织品等三大类。明代进口商品有宝石、珍珠、乳香、折扇、纸、笔、墨以及新奇动物等近40种商品。清代进口商品有毛织品、白银、人参、鸦片等30多种。鸦片的输入数量十分惊人，仅道光元年至道光十年间运进广州的鸦片价值就占广州进口货物总值的四至五成，而其中九成以上是英国人所经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