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封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口，独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后，全国对外贸易的商品都要运到广州出口，广州作为商品集散地的辐射范围延伸至华东、华北、西南、西北各地。福建、浙江、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运到广州的货物达80多种，以茶、丝、瓷器、土布、药材占比重最大。进口商品主要是呢绒、棉花、棉布、钟表、洋米等，经由广州进口转销全国各地。广州在独领风骚的83年间，对外贸易空前增长，城市人口急增，至鸦片战争前夕（1840）人口达100万以上。

为取得更多商品适应国内外贸易的需求，广州商人较大规模地开发资源和进行商品性生产。其形式有四：包买商制（商人卖给小生产者原料，收购其产品），商人雇主制（也叫散工制，小生产者从商人处领取原料进行加工，按期交纳成品，按件领工钱），商人设场（矿）制（商人开设工场、开矿、冶铁、造纸、制糖），商人租地经营（租地雇工种植茶叶、果木、蔬菜等等，把种植、加工、运销联合一起经营）。以“广彩”、“广绣”、“广缎”、牙雕、小五金、红木家具、藤编等为代表的“广货”闻名中外。广州的商人还活跃于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经商，“凡天下省郡市镇，无不货殖其中”。以广州商人为主的广东帮商人驰名国内外。

这一时期，农村圩市广泛发展，成为本地农产品输出和城市商品流入农村的转销点。广州府属南海、番禺两县的圩市发展最快最多，居全省首位。农村圩市和城市商业已联成一个商业网络，起了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的作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口（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开放，英国割据香港，公行制度撤销，外商可以直接与华商自由交易，出口的大宗商品丝、茶等多改由就近口岸直接输出，广州失去独占外贸地位，下降为中南地区性商业城市。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先后数次迫近广州，大批官僚、地主、富商夹带资财逃往香港，利用香港发达的航运业和经商经验，兴办“南北行”、“南洋庄”、“金山庄”等埠际转口贸易，沟通内地南北商货，内地与南洋的商货，替代广州原有转口贸易地位。

1859年沙面被列为租界，各国洋行利用租界和香港的方便条件，走私进口物资，大量五洋纺织品（洋布、洋纱、洋袜、洋花边、洋巾）进口冲击，造成“女红失业”；大量五洋杂货（洋针、洋钉、洋油、洋烛、洋火）输入，原有土铁业、土针业、蜡烛业、榨油业、打火石业“无事投闲”，陆续关闭，“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

外商还利用特权，通过买办商业渗透到各个商品流通环节，引起广州商业行业相应变化。广州陆续出现了各种大小不等的批发商、收购商和中介性的掮客、跑街、经纪。发展最快的行业是为外商收购农副产品、工业原料服务和推销洋货的商业。光绪年间，广州商业、手工业经营专业分细，发展到七十二行以上。日用品业就有土丝行、洋庄丝行、花纱行、土布行、南海布行、纱绸行、上海绸布帮行、匹头行、绒线行、绸绫绣巾行、故衣行、顾绣班靴鞋行、洋杂货行、电器行、香粉行、磁器行、潮碗行、靴鞋行、书籍行、金行、玉器行、玉石行、牛皮行、铜铁行、颜料行等。主副食品业有米埠行、酒米行、糠米行、澄面行、鲜鱼行、屠牛行、西猪栏行、菜栏行、油竹豆行、白糖行、酱料行、花生芝麻行、鲜果行、海味行、茶叶行、酒行、烟叶行、烟丝行等。还有相适应的服务行业如酒楼茶室行、报税行、北江栈行、北江转运行、燕梳（保险）行、南番押行、下则押行（帮会组合的典当行业）等。

甲午战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推行“新政”，实行“通商惠工”、“奖励实业”、保护侨商等措施，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07年，广州第一家以公司形式组建、首创分柜售货的百货商店——光商公司在十八甫开业。民国元年（1912）广东全省工厂数和使用动力数都居全国各省首位，广州市场上国产轻工业品陆续增多。

辛亥革命（1911）建立民国。1921年，广州设市。建市初，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输入洋货减少，广州市场上洋货供不应求，刺激民族资本发展。民族现代工业和资本主义商业随之兴起。先施公司于民国3年、大新公司于民国7年先后开业，经营环球百货，首创不二价。先施公司还兼营游乐场、东亚大酒店、汽水厂、化妆品厂、玻璃厂、铁器厂、皮鞋厂、饼干厂、水火保险业和信托银行，开创近代资本主义集团性经营的先声。

1924～1937年，广州地区相对安定，广州市人口由民国13年的80.2万人，上升到1937年的121.9万人。各方面的建设有所发展。全省新增省营现代工业20多家，新增民营现代工业350家。粤汉铁路于1936年建成；公路连接省内各地和赣、湘、桂、闽，创办了民航事业。省会广州商业随之发展，市场活跃。先后集资兴建和扩建一批旅馆、酒家、茶楼、商店、戏院。惠爱路（今中山五、六路）、上下九路和西濠口形成3个商业区。

1937年8月31日至1938年6月，广州城遭日机狂轰滥炸，民房数千幢被炸毁，海珠桥南北和西濠等商业集中地被夷为平地。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沦陷前广州市民大批逃难疏散，留市不足20万人。广东省政府迁往韶关，对敌占区实行经济封锁，经济重心转移到粤北，广州失去昔日的经济地位。

日本侵略者占据广州7年间，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商业萧条。

1945年9月日本投降，经济封锁解除，物资流通开始通畅，广州连年上涨的物价曾一度开始下降，返市居民日众。“接收”人员亦蜂涌进入广州，巧立名目，恣肆搜刮，此时市民日常生活用品缺乏，尤其柴米价飞涨，人民怨声载道。民国35年签订《中美商约》后，美国商品倾泻进口，广州市场首当其冲，从机器设备到日常用品、农副产品，“无货不美，无美不备，美祸（货）成灾”，民族工商业受到扼杀。

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爆发后，通货恶性膨胀，“法币”急速贬值。民国37年8月和民国38年7月进行两次“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和“银元券”，仍挽救不了经济总崩溃，广州整个社会产销供求关系混乱，物价上涨更为猛烈。1948年，正常经营的工商业大批倒闭，当时有“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之说，各类资本转向投机事业，出现大量“踢皮球”、“抢帽子”买空卖空的投机商业和炒买黄金外币的金融投机商、“剃刀门楣”金融投机贩。1949年4月南京解放，广州的物价涨势更烈。粮价一日数涨，饭店一日三市饭价三易。据广州大学经济研究所统计，1949年5月8～14日一周的物价总指数为战前893万倍，比5月1～7日一周的物价总指数增加了95.55％。广州解放前夕，市场萧条，不少商店关门停业，花纱布匹有价无市，钱庄无业可营，商业更不景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