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5年

“文化大革命”中，全市商业遭到严重破坏。

1966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浪潮，“老字号”招牌被砸，换上含有政治意义的新招牌；许多商品被认为是“封资修”或有政治问题，停止出售，仅广州一级站1971年被取缔的商品就有156种；传统的服务项目，改为顾客“自我服务”；服务质量简单化，酒楼、饭店设立的雅座、西餐、名菜美点被取消，改为经营大众饭菜；商店橱窗改成“红海洋”政治宣传栏。

“大批判”使商业经营管理陷入混乱，不计成本，不讲核算，赔钱有“理”，赚钱有“罪”；否定正当的物质利益、按劳分配，把业务骨干视为走“白专道路”；废除了合理的规章制度；否定流通对生产的能动作用，重犯“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错误。

1970年，将集体所有制的供销合作社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利润上缴财政；对合作商店采取“加强领导，积极改造”方针，把合作商店的经营纳入计划渠道，统一安排货源，执行统一价格；实行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实行固定工资，取消股金分红，享受半费医疗福利待遇等，实质上与国营商业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由于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受种种限制，农村集市贸易日益衰落。1968、1973年先后规定农村社员、生产队“不准经营商业”；除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1975年清理工业自销，“工业部门不能以任何名义私分产品和自销产品”。商品的多条流通渠道，再次变成单一渠道，多家经营再次变成独家经营。商业网点进一步撤并调整，1972年市区商业网点减少到3410个，其中国营1738个，合作商店1672个，比1970年的4062个又减少16.05％；到1974年，市区商业网点只剩下3296个。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商品可供量与社会购买力长期不平衡，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受到抑制和阻塞，广州市场上吃、穿、用、烧各类商品供应日益紧张，凭票证供应的商品，1970年市区达33种，1975年扩大到65种。群众购买消费品很不方便，再度出现吃饭难、做衣难、理发难、住旅店难的状况，服务质量下降。

十年内乱，商业虽遭严重破坏，但由于广大商业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尽力搞好市场供应，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市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达43.88亿元和55.6亿元，平均年增长1.86％和7.08％。其中1975年12.78亿元，比1965年增长54.4％，比1952年增长229.52％，与同期全国增长指数359.21％比，差距拉大，少增129.69个百分点。1975年市区国内商业商品总购进24.46亿元，比1965年增长71.75％,平均年递增5.6％，其中“三五”期间年递增8.1％,“四五”期间年递增3.1%；商品总销售27。86亿元，比1965年增长71％，年均递增5。5％，其中“三五”期间年递增5.4％，“四五”期间年递增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