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1990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3年，“左”的错误未有消除，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仍然失调，商业结构、商品流通渠道改变不大，广州市场供应继续紧张。1977年市区社会商品零售额13.82亿元，比1975年增长8.1％，年均递增4％。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1979年广东得到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采取灵活措施，率先改革开放，被确定为实行全面改革开放的试验区，给广州国民经济注入强大动力。广州经济体制改革以搞活流通为突破口，引入市场机制，发展和完善市场体系，建立新的经济运行机制。

1979年开始，打破国营商业“一统天下”的格局，积极鼓励、扶持和帮助集体商业、服务业发展。1980年，支持、鼓励、引导、扶助个体商业发展，形成了一支“个体经营大军。”1982年恢复供销社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性质，重新组建县联社——基层供销社的联合体和以县联社为成员社的市联社，实行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发展成为集体所有制的经济联合集团。1984年鼓励和发展在自愿互利基础上全民、集体、个体经济间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和经济联合，发展利用外资的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企业。此外，还允许工业办店自销产品，允许外地来广州办店等等，全市商业结构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的竞争格局。1990年全市共有零售商业服务业网点117037个，零售服务人员57.64万人。市区零售商业服务业网点79488个，零售服务人员49.04万人，等于1974年的24.11倍，其中，国营8063个占10.1％，供销社706个占0.9％，集体22204个占27.9％，合营353个占0.5％，个体和私营48162个占60.6％。平均每100个城市居民拥有商业（饮食服务）网点2.22个，人员13.7人，居全国10大城市之首。零售商业服务业大发展，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购物、吃饭、做衣、理发、住宿的难题。

1979年起对违背规律的不合理价格体系进行改革。1979年，把三类农副产品价格大部分放开。1982~1984年全部放开日用工业品的小商品价格，同时对部分大宗商品实行浮动价格，允许企业在规定幅度内浮动。1981～1984年先后放开了家禽、蛋品、蔬菜水果等主要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1985年起先后放开了生猪、水产、食糖、缝纫机、手表、电风扇、收录音机、自行车、电冰箱、洗衣机、铝锅、卷烟、食糖、啤酒、汽水、火柴、灯泡、电筒、电池等价格。同时适当调整和扩大了日用工业品的质量差价、地区差价和城乡差价。1981年起对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允许计划外的生产资料议价购销，一部分小化工、中小农具等撤销国家定价，实行市场调节。对饮食业改为只管综合毛利，宾馆旅业房价改为规定中准价和最高价，允许旺淡季在规定幅度内上下浮动或最高价内折扣，服务业收费除国营企业少数项目规定最高收费标准，其余全部放开。至1990年已从单一国家定价形式，逐步改变为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并存的格局。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部分从1979年的98％，下降到1990年的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