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言

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

                       ——《旧唐书•王方庆传》

简介

王方庆（？—702年），名琳，字方庆，唐雍州咸阳人。年少时曾担任越王府参军，累迁至太仆少卿。武后临朝时，被任命为广州都督，政绩斐然，后历任洛州长史、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检校左庶子、左庶子等职。王方庆为官清廉，谨慎用权，正直敢言，是武周时期名臣，《新唐书》《旧唐书》皆有其传。

事略

家风纯正  雍容谨慎

王方庆出生于侨姓高门世族琅琊王氏，该世族渊源于秦汉，兴盛于魏晋，在隋唐时期仍有相当影响力，世为江左望族。王方庆的先祖中不乏许多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如东晋开国功臣王导、“书圣”王羲之等。其曾祖父王褒在北周时期担任少司空，被封为石泉公，《周书》评价其为“识量渊通，志怀沉静。美风仪，善谈笑，博览史传，尤工属文”，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名家。南北朝时，王褒率领族人北迁入关，遂在咸阳安居。王方庆的祖父在隋朝曾任卫尉丞，伯父王弘让在唐贞观年间曾担任中书舍人，有美名。父亲王弘直，初为汉王李元昌（唐高祖李渊第七子）友（“友”是唐代设立在亲王府的属官），汉王爱好游猎，游乐无度，王弘直上书切谏，为汉王所疏远。后来转任荆王李元景（唐高祖李渊第六子）友，唐高宗龙朔年间（661—663年）去世。虽然南北朝以来寒门庶族逐渐兴起，甚至掌握政权，但是直至唐代，像琅琊王氏这样有着数百年的文化沉淀，曾兴盛一时的高门大族，其雍容的贵族风度以及崇尚文化的家风、族风仍为世人所艳羡。可以说，王方庆的成长离不开其家族及家庭的教育与熏陶，纯正家风的濡染，造就了王方庆雍容谨慎的气质。

廉洁自律  整肃广州

王方庆年少时曾担任越王（唐太宗第八子）府参军，师从时任越王府记室的初唐文学家任希古，研习《史记》《汉书》。任希古离任后，王方庆也随从任希古就读，直至结业。唐高宗永淳年间（682—683年），累迁至太仆少卿。武后临朝时，因官声斐然，被任命为广州都督，主政岭南。

当时的广州，因其水陆交通便利，是唐朝政府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中外商旅云集之地，其中利益之巨自不待言。广州都督府是唐初管理广州乃至岭南大部分地区的军政机关，广州都督作为该机构的主事官员，更是掌握辖区内的民政以及军政大权，权力极重，在不少人眼中是一个“肥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王方庆之前的历任都督或多或少都有出现与民争利以及肆意侵夺商旅利益的情况，尤其是王方庆的前任广州都督路元睿。广州每年都有来自东南亚诸国的商船运载大批通商货物、奇珍异宝来中国交易，路元睿贪求外商货物，肆意侵夺，贪得无厌，最终激起了外商的反抗，伺机用利刃将其杀害。王方庆到任后，一改前任侵夺外商的做法，在任数年廉洁自律，对合法在华经商的外国人，秋毫无犯，稳定了广州的外贸秩序，维护了南部海疆的安定，为当时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此外，当时地方强宗豪族的首领肆意压榨百姓，贪赃枉法。民众告至官府，但官员们大多收受了这些首领的贿赂，对民众的控告置若罔闻，对违法分子不予审问。针对此种情况，王方庆严令属下各级官员断绝与地方首领的利益关系，对骄纵欺民的地方首领依法查办。王方庆任内的这些措施，使其辖区内的不正之风得到整肃，政治日益清明，受到粤地民众的拥护和赞赏，时人议论说“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武则天亦下诏表扬他主政广州的功绩，称赞其“历职著称，实副朝寄”，并赐予其各色彩缎及瑞锦，以表彰他在治理广州乃至岭南时的政绩。

遵礼守法  谨慎用权

王方庆在广州数载，稳定了外贸秩序，整肃了地方官场的歪风邪气，得到了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民众的一致认可，成为其升任宰辅的重要因素。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他转任洛州长史，不久加封银青光禄大夫、石泉县男（爵）。很快又转任并州长史，还未赴任，就被调回中央，出任鸾台侍郎（后转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位居宰相，参决政事。王方庆在中央任职期间，常上书言事。从《旧唐书》中所载其上书之事来看，大多属于典章礼仪范畴，这可能与其学识渊博，精通“三礼”有关。从其上书结果看，武则天皆从其所奏，可见武则天对其所提意见的重视。

当时朝廷官员出现了一些“不尊礼法”的现象。王方庆上奏说，按照当时的规定，官员在服丧期间，不应参与朝会以及出席宴会。但有些官员却有违礼法，服丧期间，不但面无哀色，且公然手舞足蹈地参与宴请。他请旨禁绝这一行为，武则天听从他的意见。在“家国同构”观念的影响下，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是浑然一体的。在当时人的眼中，践行相关的礼法规定，是遵守当时的公序良俗的重要体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方庆上书言事，就是为了纠正官员“不尊礼法”的不良风气。唐代初年，实行府兵制，其主要特点是“兵农合一”。圣历二年（699年），武则天曾想于季冬时节讲习练武，因有关部门办事拖延而要延迟至早春时节举行。因老病已离开相位的王方庆仍不忘为民请命，他以阴阳五行学说以及《礼记•月令》中的相关记载上书说明承平之世，应顺应万物生长的规律，依季节行事。他认为，春季练武有违农时，不利于农业生产。建议待冬季农闲时再讲习练武。武则天同意王方庆的建议，并认为其所奏“深合典礼”。王方庆的这次上书，无疑保证了广大农民可以依照农时，播种耕种，维护了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农民亦避免了练兵劳役之苦。

王方庆身居相位之时，其子却远在四川眉州担任司士参军，连武则天也不免生出“君（王方庆）身居相位，何子之远？”的疑问。可见，王方庆没有以权谋私，即使高居相位，仍能谨慎用权不徇私情。不仅如此，他还把握这次机会，对武则天说：“庐陵（庐陵王李显，即后来的唐中宗）是陛下爱子，今尚在远，臣之子庸敢相近？”借机提醒武则天应将庐陵王迎回自己身边。当时，武则天的侄子们想在武则天死后继承帝位，取李唐而代之。武则天亦在继承人问题上犹豫不决。后代史家认为，王方庆此举是“悟君于善”的君子行径。

《唐会要》记载，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曾对自武德（唐高祖李渊年号）以来的宰相以其政绩表现评定等次，王方庆与贞观年间的名相房玄龄、杜如晦，武周时期的狄仁杰同列上等。由此可见，王方庆的为官表现是备受肯定的。

学识渊博  诗书传家

琅琊王氏历代注重教育和文化传承，家族文化积淀深厚，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武则天就曾向王方庆寻求其远祖王羲之的墨宝。由于在贞观年间，其先人已将绝大多数王羲之的书法真迹献于朝廷。王方庆遂将其仅存的一卷王羲之的书法真迹与自十一世祖王导至其曾祖王褒合共家族二十八位先祖的墨宝真迹进献朝廷。武则天将这些珍贵的墨宝展于武成殿，供群臣观视，并命人作《宝章集》，叙述王方庆的世族门第，甚为荣耀。武则天命人将墨宝逐一摹写后，又将真迹赐还王方庆。这些真迹摹本于后世多遭磨难，现藏于辽宁博物馆的《王氏一门书翰》则为硕果仅存之摹本，弥足珍贵。

王方庆学识渊博，尤长典礼朝章。他特别精通“三礼”（“三礼”为《礼记》《仪礼》《周礼》的合称），经常有人向他询问经义，他每次讲解都言必有据，于是门人将其编辑成书，称为《杂礼答问》。其平生多有著述，新、旧《唐书》在其本传中皆言其著书达二百余卷（篇）。如按《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王方庆的著述多达37种426卷，遍及经史子集各个门类。可惜其著作绝大多数皆已失传，现仅存记述魏徵与唐太宗奏对内容的《魏郑公谏录》一书，故难以考证《新唐书》说法的真伪，但却能侧面反映出王方庆学识之渊博。此外，相传王方庆精通医药之学，著有多本药学典籍，惜皆已亡佚，仅能在他人所著之医药著述中寻找到只言片语。

在纯正家风及深厚家学的影响下，琅琊王氏在唐代迎来了某种程度上的“复兴”。据《新唐书•宰相世系》等相关记载，有唐一代，琅琊王氏为官者约为185人，官居五品以上者约58人，其中有4人曾官至宰相。他们当中许多人并不是靠家族的庇荫而入仕，而是在家学以及良好家风熏陶下，通过自身努力，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而入朝为官的。其中就包括王方庆之孙王俌及其后代王抟，他们皆是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为唐朝内政外交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并留名史册。

圣历元年（698年），王方庆因年老请求退职，改任麟台监，修国史。李显复为太子后，先后担任检校左庶子、左庶子等职，封石泉公（爵），兼侍太子读书。长安二年（702年）五月去世，赠兖州都督，谥号“贞”。

参考文献

[1] （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 （宋）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3] （宋）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4] （唐）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摘自《清风峻节——广州历史人物廉洁事略》（广州市纪委监察局和广州大学历史系编）

《清风峻节——广州历史人物廉洁事略》是由广州市纪委监察局牵头，联合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和各区纪委监察局，开展广州市廉洁历史文化的普查工作，在全面搜集整理普查资料的基础上，以广州市纪委监察局、广州大学历史系为主体编撰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