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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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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与广州
  • 来源: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 日期:2013-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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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的一生,是奇特而又复杂的。而在他政海沉浮的一生中,与广州的关系尤为密切。

初露头角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1883年5月4日生于广州番禺,其父原是浙江山阴的一名秀才,中年时因给人做“师爷”,从山阴(今绍兴)游幕番禺定居,入了粤籍。汪精卫的生母,却是地道的番禺人。

汪精卫出身于书香门第,幕僚世家,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1902年,18岁的汪精卫参加番禺县试,获童生第三名。第二年,汪精卫与二兄同时参加广州府试,结果双双报捷,汪精卫还名列府试榜首,一时传为佳话。那时,广州西湖街(今西湖路)有家“黄文英刻字店”,该店有一规矩,凡参加广州府试而高中者,必将其姓名刻印,分发小贩沿街叫卖,让市民一睹为快,刻有汪氏兄弟名字的“石印”,还颇为畅销,汪氏兄弟也同时名扬广州。

汪精卫高中广州府试榜首后,踌躇满志,准备沿着科举之路一步步青云直上。可是不久,清皇朝在内外交困之下不得不实行所谓“新政”,其主要内容包括练新军、改官制、兴学堂,接着又废除了科举制度。这无疑给试图通过科举飞黄腾达的汪精卫当头一棒。但汪精卫并未因此消沉下去,他自有变通之术。在当时,清皇朝标榜“新政”,提出“造就人才实系当务之急”,要求各省选派学生出洋,对学有成效者给予奖励,并分别录用为官。这实际上又为青年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仕途之路。汪精卫参加了1904年9月广东省选派留学考试并一举中的,同时被录用的还有胡汉民、古应芬和汪精卫的外甥朱执信等一批知名秀才。汪精卫舅甥二人同被录取,在广州传为美谈,汪精卫的名气更大了。

婚系故土

1904年秋,汪精卫一行50人登上一艘小客轮,离开广州,前往日本留学,开始了他一生中重大的转变。在日本,汪精卫认识了孙中山先生,接受了民主思想,成为著名的政坛风云人物、革命的宣传鼓动家。此后,汪精卫奔走南洋,1910年又赴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事败入狱。在这段时间里,汪精卫与广州仍有联系。除了与在广州的亲友书信往来外,最重要的便是自己的婚姻大事了。

汪精卫赴日留学前,与同为番禺人的刘氏女订有婚约。因汪父早逝,由长兄作主。但汪精卫在日本留学时,追随孙中山先生,不断在《民报》等革命刊物上发表文章,大力宣扬革命,声誉日著。汪精卫的革命活动,必然会影响到他在国内的亲人。两广总督岑春煊对正在其幕下的汪兆镛(精卫之兄)就时有微词,常加责骂。汪精卫知道后,决定与家人断绝关系,使免受牵累。他以“家庭的罪人”写信给其长兄汪兆镛谓“事已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并特别声明虽然“与刘氏女曾有婚约”,但罪人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之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汪兆镛收到信后,决定将汪精卫驱逐出家门,并上报番禺县存案。与刘氏婚约也自然解除,但刘氏反对如此做法,其女终身一直未嫁他人。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吧,他后来的妻子陈璧君恰好也是番禺人。

陈璧君,字冰如,生于1891年,比汪精卫小8岁。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基,早年便在南洋槟榔屿经商,后成为当地富商,所以陈璧君便与父母一起定居南洋。当汪精卫奔走南洋、宣传革命时,陈璧君是热心、忠实的听众之一。两人很快便相识,接着陈氏又对他由崇拜而产生了爱情。1910年初,汪精卫组织“北上暗杀团”,进行谋刺摄政王的活动时,为避人耳目,与陈璧君假装夫妇。事败后,汪精卫被捕入狱,而陈璧君逃出之后则竭力营救,使汪大受感动。1915年初,汪与陈璧君正式结为夫妻。

政海浮沉

辛亥革命后,汪精卫虽然自称厌倦政治斗争,倡言奉行“不作官吏”、“不作议员”的“六不主义”,但随着孙中山先生的继续革命与重新奋起,汪精卫积极投入斗争,并逐渐成为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创下他一生中值得肯定的进步事迹。1917年9月,孙中山第一次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时,汪精卫出任秘书,协助孙中山处理党务和军务。1920年11月,孙中山进行第二次护法运动时,汪精卫出任军政府最高顾问和广东教育会长。1923年2月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时,汪精卫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五人改组委员之一,仍是广州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更引人注目的是,汪精卫还担当了大会与孙中山之间联络人的重要任务。每当孙中山不出席大会时,都由汪向大会传达孙中山的指示,会后也由汪向孙中山报告会议情况。汪精卫此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可见一斑。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病逝后,汪精卫在国民政府成立过程中积极活动,并借国民党内左右派斗争之时机,竟一跃而成为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1月,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成为国民党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

正当汪精卫准备大干一番时,政治斗争却将他从权力的顶峰掀了下来。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背着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的“三二○事件”。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讨论“三二○事件”处置问题。会上,蒋介石坚持其打击和排斥共产党的立场,并百般为自己辩解,说事情紧急才采取非常措施,拒不接受汪的“批评”。汪精卫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气之下,汪即向国民党中央请长假。4月初,以“迁地就医”为名,由广州出走香港,接着,到法国开始他又一次旅欧生活。

末日穷途

1926年10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联席会议,通过《请汪复职决议案》,汪精卫得知后大为感动,回国开展争权夺利的反蒋活动。汪精卫虽然取得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长等高位,但在蒋政权之下,毫无实权。抗战爆发后,日本竭力利用汪蒋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对有领袖欲极强的汪精卫进行引诱,汪精卫果然公开投降日寇,走上了叛国的道路,也从此走到了他的末日穷途。

1938年12月,汪精卫逃离重庆,接着在河内发表通电,公开叛国投敌,并开始积极筹备组织伪政府,要重新爬上“第一”的宝座。但是,不仅日本人瞧他不起,就是伪政权——维新政府的梁鸿志等老牌汉奸们也对他采取鄙视与抵制的态度。汪精卫再次想起广州这块“发祥地”,妄想拉拢当年广州地区的国民党将领张发奎、邓龙光、吴奇伟、薛岳、李汉魂和桂系将领等,在广州建立由他领导的“华南政府”,但无人响应。

汪伪政权成立后,陈璧君的弟弟陈耀祖、侄儿陈春圃、义妹夫褚民谊等人先后担任伪广东省省长,但实际上由汪精卫、陈璧君直接控制,陈璧君一直往来于广州与南京之间。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于日本,陈璧君此后坐镇广州,1945年8月在广州被国民党政府拘捕。1959年6月,陈在解放后的上海监狱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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