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的前期，在广州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有一个杰出的学生领袖，他就是被中顾委委员曾生同志誉为“救亡擎旗手”的钱兴。

钱兴(1909。5～1949。11)出生于广东省怀集县(解放前属广西)诗洞凤南村一个颇为富裕的家庭，原名发年，号发瑞。之后为了表示自己“毕生要为复兴中华而奋斗”的抱负，改名为“兴”。早在怀集中学读初中时，他就受到了班主任兼语文课教师、地下共产党员梁一柱的启发和教育，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1930年初中毕业后，钱兴到广州读书。于知用中学高中部读了一年之后，转学中山大学附中高中部。因和同班同学曾振声(曾生)志向相同，便结成好友。并团结一批同学，组成读书小组，利用曾振声是惠阳人的关系，经常聚集在坐落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旁边的惠州同学会所，阅读进步书刊，探讨社会问题。当时，曾振声是惠州同学会会刊《铁轮》的编委，钱兴便利用这个机会，积极为刊物撰稿，发表读书心得。“九一八”事变后，面对蒋介石当局“以免事件扩大”为由，实行“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政策，钱兴等人通过读书小组、同乡会等社会团体，以及利用办刊物等方式，开始广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发动同学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3年，钱兴和曾振声等同学一道升读中山大学。考虑到更广泛地团结同学，进行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在升读大学之前，他与曾振声商定，分别报读不同院系；钱兴入读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曾振声入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系。

入大学后，钱兴和曾振声分工，他自己负责联系校内读书小组、学生社团，派曾担任“中大”附设的贫民学校校长，出头露面负责向社会各界联系。紧接着，钱兴与10多位同学组成“学习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同时，联络其他学校的学生和附近工厂一些工人，组成“社会主义科学研究会”，学习马克思主义，探讨革命理论。这当中，钱兴刻苦研读《反杜林论》、《帝国主义论》等书，将所见所闻写成文章，用“村夫”等笔名在报刊上发表。并积极撰文介绍查理·卓别林揭露鞭挞资本主义的电影《摩登时代》，号召民众看《大路》、《新女性》等进步电影，唱《大路歌》、《开路先锋》等进步歌曲。他的文章对青年学生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据同龄人钟远潘回忆，当时连中山大学著名的进步学者邓初民教授读了都说好。

1933～1934年间，钱兴和友人麦蒲费（又名邱萃藻）等人购买上海的《时代文化》来阅读。在和《时代文化》发行者、上海的地下共产党员王均予联系、熟悉后，组织20余人成立了秘密的“时代文化”读书会，并确定读书会的主要任务为宣传抗日，宣传马列，组织进步青年，推销革命书报。这一活动，直至1934年底《时代文化》停刊止。1935年7月间，因上海的地下共产党组织遭到大破坏，王均予自沪至穗。当时，广州亦处在白色恐怖之下，地下共产党组织也已被破坏，党的活动已停止。钱兴得知王均予到广州后，由麦蒲费介绍，即以中山大学学生组织者身份与王相见。他们三人组成了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简称“中青”）的核心小组。在中山大学，钱兴介绍了曾振声等6人加入“中青”，并组成中大“中青”支部。

中青组织成立后，除在广州市内活动外，还向外围发展，不久便发展到东莞等8个县，成立了多个分盟，成为中大救亡运动和稍后的广东抗日运动的中坚力量。广州的地下共产党组织恢复活动之始，便多方凭借其力量去参加与支持各救亡团体的救亡工作。而钱兴作为“中青”的核心人物，活动更为积极。为了联系工作，经常一个人半夜三更穿越当时还甚为冷寂荒凉的瘦狗岭一带，步行几小时到广州市区活动。为了造成更大影响，1935年10月，钱兴与所在的政治系三年级同学单独举行抗日大会，他被选为大会主席。当时的法学院院长三番四次对大会进行捣乱，威胁钱兴说：“你们的大会是不合法的，要立即解散！”钱兴当即严斥说：“同学们开会讨论抗日救国是完全合理合法的。难道你愿意中国被日本帝国主义灭亡？要同学们和全中国人民当亡国奴？”对方哑口无言，悻悻而去。钱兴他们更在校内举行示威游行，对救亡宣传产生极大影响。

1935年12月9日，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后，钱兴和曾振声等人研究，决定立即发动全校师生起来响应，并准备成立中山大学师生员工抗日救国会。经过他们连夜到各系各班发动，次日，全校师生3000人集会，强烈要求当局抗日。会上，校长教训学生要安心读书之后，便宣布散会。这时，按商定计划，即由曾振声上台号召大家不要走散，倡议成立救国会，提出救国会主席团由每个学院选出学生一员、全校教师员工选出一名来组成。校长当即不同意，欲以校长为当然代表夺取领导权。台上的曾振声与校长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台下的钱兴即在同学中间往来活动，最后取得了胜利。按原来计划，曾振声被选为主席团主席，并作出举行抗日游行决议。第二天，中山大学3000多名师生列队，由“中山大学抗敌示威大游行”横幅前引，从郊区石牌到市区游行示威，沿途高呼口号，其他学校的许多学生也汇入了这个行列。此后，连续举行几次游行，其中以1936年1月9日由中大、广雅、执信等学校师生1万人进行的游行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这次游行完毕后，整个队伍拉到广州市长堤新填地广场集会。在游行的马路上和集会上，钱兴发表了一次又一次的演说。在钱兴和同学们的鼓动下，爱国市民纷纷参加游行示威，使游行队伍由原来的1万人增加到3万余人，成立了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会联合会，曾振声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事后他忆及这次游行，说教育厅妄图破坏这次行动，事前赶早通知各校放假，欲搞空校运动。但钱兴预料到当局的这一手，提前做好发动工作，从而挫败了当局的阴谋，成功地举行了大会。这当中“钱兴做了很多严密的工作，发挥了卓越的才干”。

自新填地广场集会之后，面对声势浩大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广东当局决计予以镇压。1936年1月13日，中大及附中、民大及附中、市二中等校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行至荔湾桥时，被当局纠集的武装特务、流氓袭击，造成伤亡。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荔湾惨案”。同时，当局还对广州实行全市大戒严，派出大批军警日夜巡逻监视，陈济棠西南政府下令通缉钱兴等人，中大当局也宣布下学期不准钱兴等人注册。“荔湾惨案”发生的当日下午，钱兴迁离石牌中大转移到中大附中后，即起草谴责反动当局破坏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抗议书》。至夜，隐藏于同学宿舍之中，一夜之间先后换了几个床位睡觉。在同学们的掩护下，钱兴避难香港一两天后又回来，友人劝他还是继续避难为好时，他坚定地说：“我不能离开广州，越是紧急关头，越要有人挺身而出支撑局面，坚持斗争。”就这样，钱兴他们沉着镇定地安排市学联转入地下活动，继续组织同学深入工厂、农村宣传抗日救亡和加紧营救被捕的同学。他们巧妙地利用当时蒋介石和广东、广西军阀之间的矛盾，多次发动群众签名，要求陈济棠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陈济棠和桂系军阀为了笼络人心和给蒋介石一点颜色看看，于4月宣布释放被捕学生和撤销通缉令；与此同时，中大校方也撤销了不准注册的布告。就这样，钱兴他们胜利地返回中大。

1936年夏，王均予到北方恢复组织关系，奉派回广州从事党的恢复工作，于秋天时节，介绍钱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他即担任中共中大支部书记。直至1937年4月上级组织调钱兴到福建厦门任中共厦门市工委书记前，他除了做党的恢复工作之外，同时负责“中青”的组织工作。这期间，有一次他于广州珠光里正和一班同学开会时，突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押解途中，钱兴机智地毁掉所带的秘密文件。在狱中，他同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机智的斗争。未几，迫于社会舆论，当局释放了他。后来，王均予忆及这段日子时，由衷地说：钱兴“在建立‘中青’和重建广州市党组织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48年11月，钱兴在中共粤桂湘边区工委副书记兼边区部队副政委任上，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光荣牺牲，年仅4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