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广州市副市长、老教育家张瑞权先生（1898～1982）是广东省番禺县人，他是广州知用中学的创办人。“知用”这校名是他亲自命名的，取“求知致用，不息自强”之意。鲁迅先生曾于1927年到该校作题为《读书杂谈》的专题演讲而使该校声誉日隆，是一所“教学得法，校风端正，人才荟萃”的知名度较高的私立中学。

在大革命时期，知用中学就有不少共产党员的师生，因此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伪公安局将学校封闭，张瑞权联络社会人士据理力争，历时七天始得启封。日军侵占广州后，“知用”迁入澳门，当时广州、中山两地很多进步青年也流入澳门，他们生活无着。张瑞权在学校设立接待站，解衣推食，助其学习。这时汪伪教育厅派员到澳门，以搬迁费及补助费为交换条件，要求张瑞权把学校迁回广州，为张老严词拒绝。香港三青团头目要求“知用”在澳门发展三青团，并要张老担任“港九澳三青团”的名誉主任，也为张老所拒。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拟委任张瑞权为教育厅长，张老也不为所动。他坚持进步，不愿栖身于反动营垒。广州解放前夕，地下学联就在张老的住所楼上活动，受到妥善保护。

在抗战期间，张瑞权保持高度的民族气节。如，1938年广州沦陷，他回到家乡参加当地的抗日游击队，拿起步枪，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伏在河基旁边射击日寇的汽艇。为了不做亡国奴，张瑞权带领学生先迁澳门，再奔粤北山区乳源县，再辗转到达湖南郴州、良田，最后跑上山区大鹅岭。艰苦备尝，仍然坚持大后方教育。有一次家人买了柴鱼（日本货），张老严肃批评了他们。

张老坚持民主办学，聘请教员不拘信仰、地域、出身，只求团结合作，致力教育事业，消除门户畛域之见。开设“半工半读”班，设立奖学金；定期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广泛征询意见；财务和人事都是公开化，定期公布财政开支，等等，这些做法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受到社会舆论好评。

张瑞权原是广东高等师范（中山大学的前身）的高才生，主攻英语。他的英语造诣颇深，有“英语活字典”之称。在已是八旬老人、右眼失明、左眼因白内障只剩下一线光明的时候，他还是每天在阳光下用放大镜读报，看文件，开会时还拿着放大镜做笔记。他生活上自甘淡泊，一生不嗜烟酒，粗茶淡饭。但对国家，对学校，对别人却从不吝啬。例如带头捐献，买公债。知用中学几度经费不足，张老都是义无反顾，把自己的积蓄资助给学校。学生中有交不起学费，缺医少药的，张老都主动为之解决。市政协开办英语夜校，他又解囊相助。张老从不“走后门”，子女多在外省工作，张老都鼓励他们安心扎根当地。

张老身为副市长，享受十级干部的政治待遇，但事事处处仍以普通劳动者自律。已八十高龄仍是自己洗衣服，自理身边琐事。平时只穿粗布衣裳，从来不穿皮鞋，经常以步代车上班。他从不使用单位信封，而是将旧信封反制过来使用。住房陈设极为简朴，只有一些普通的木制桌椅，一张老式椅子，垫上一块厚布，便是他读书、工作的座位。

解放后，张老历任民进广州市副主委，市文史馆副馆长，省、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常委，还兼任广州业余大学校长，广州政治学校副校长。知用校友赠他对联：“高士行，持朴实，平易近人，书生员工皆爱戴；赤子心，兴教育，艰辛为学，五洲桃李作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