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中国化的佛教禅宗，追溯其祖师也是来自印度。据佛教书籍所载，禅宗在印度传了28代，第28代祖师叫菩提达摩。关于菩提达摩的身世，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他是波斯人，但禅宗诸书多数说他出生于南印度。《续高僧传)说他是婆罗门族出身，在古印度等级社会中，这是由祭司贵族形成的最高阶层；而末代《景德传灯》)则说他是刹帝利族出身，则是属于军事贵族形成的社会阶层，具有仅次于婆罗门族的高贵地位。《景德传灯录》说菩提达摩原是天竺香至王第三子，本名菩提多罗，因他精通大乘佛法，师父给他起名“达摩”，表示“通大”之意。遵从师父的临终训谕，达摩来中国弘扬禅宗妙旨。达摩来华，是在南朝期间，一说南朝刘宋末年(479年)，一说南齐武帝年间(483—493年)，还有一说至迟南梁普通七年(526年)。

达摩远渡重洋，历经险涛，在海上三度寒暑，方到了南中国的南海(今广州)，弃舟登陆，受到广州刺史隆重迎接。

达摩在广州留下的活动遗迹有两处，一处在广州上九路的西来初地。“西来初地”之名，相传缘于达摩在此舍舟登陆，开始传教。据地理学家所考，魏晋时期的珠江河岸，在广州今上下九路到大德路一线，当时，中外商船在广州贸易均在西来初地和坡山两个内港码头进出，达摩在西来初地登陆是有可能的。广东的航海业源远流长，早在汉代就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东汉后期，天竺国(印度)曾派使者从海道到中国，因此，岭南是佛教从印度传人中国最早的途径之。达摩之前，自东吴起至梁武帝初年。就不断有西域僧人到广州等地译经、建寺、传教，其中也有附舶抵广州再北上者。西晋太康二年(281年)，西天竺僧伽摩罗在广州城西建王仁寺。东晋隆安五年(401年)，■宾国(今属克什米尔)僧昙摩耶舍航海到广州，当时，广州有一处制止寺，是三国虞翻死后，由其宅改成的，昙摩耶舍在此兴建大雄宝殿，；译经授徒。这是岭南最早有记载的佛教建筑活动。据《高僧传》，昙摩耶舍在广州有徒众85人，他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传播佛教的先驱。南齐建元三年(489年)，僧伽跋陀罗到广州，分别在广州朝亭寺、竹林寺译经。这些说明早于达摩二三百年前及达摩同时代，都有僧众西来传经弘法，但这些传播佛教的先驱者都没有达摩那么名声显赫和影响深远，这也许和禅宗在中国佛教中的重要地位有关。西来初地在以后建了西来庵，至清顺治年间扩建后改称“华林寺”，与光孝寺、六榕寺、大佛寺和海幢寺等并称广州佛教五大丛林，寺内专辟有达摩堂，供奉达摩像。达摩曲发卷须，双目圆睁，炯炯有神，活现出传教者追求真理、无所畏惧的大智大悟的神态。现今的华林林寺达摩堂前挂着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撰写的一副楹联：

无法对人说；将心与汝知。

菩提达摩在广州期间，也曾到王园寺挂搭。这座王园寺即是前面所述东晋时厨宾国僧在此兴建大雄宝殿，后来在南宋时改称的光孝寺，一直延续至今，它是岭南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座寺院。菩提达摩在寺内的遗迹，是相传为达摩洗钵处的洗钵泉。菩提达摩之后，唐代仪凤元年(676年)，中国禅宗南宗创始人、禅宗六祖惠能到了这里，公开亮出六祖身份，宣传禅宗南派教旨。中国佛教禅宗奉为始祖的菩提达摩和禅宗六祖惠能都在此寺进行过宗教活动，可以看作是中国佛教在此接受印度佛教影响之后逐步中国化的一个缩影，也是岭南佛教思想演化的两个里程碑。为了纪念这两位佛教禅宗祖师在寺中的活动，光孝寺内至今还存一块元代刻制的双面像碑，一面为达摩像碑，另一面为六祖像碑。像碑上的达摩，光头，没有胡须，国字脸，与传统美术作品中创作的络腮胡子的达摩形象截然不一，只有挂在耳垂的一对大耳环，才表明了他是一个外来的“番僧”。那低垂的双眼，显示了禅宗初祖的睿智。

达摩是个被神化的人物，他的遗物遗迹也被罩上了神秘光环。传说他手执的西天锡仗，元代还供在广州的寺院里，散失于元末兵乱之中。光孝寺内，原来还有一处达摩井，传说当时城内因海水倒潮而水多咸卤，达摩来到王园寺，指说一处地方地下有黄金，附近居民争先掘地，结果不见黄金，但有一泉水从石穴中．进涌而出，味甚甘冽。众人说达摩撒谎，达摩说：“是黄金，就不可以用斤两来计算的。”这口井为居民所享用。明代有人在井壁凿刻16个字：“水由天生，心由水悟；卓彼老禅，待神而喻。”读之回味无穷。可惜这口井在清代后期就湮没了，只在《光孝寺记》中留下了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