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八”弹劾案是国民党老右派企图打击共产党、分裂国共合作而提出的弹劾案。国民党老右派以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为代表，他们一贯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早在1923年11月29日，邓泽如等11人就曾秘密上书孙中山，污蔑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人帮助改组国民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内里隐阴谋”，“谋毁吾党”，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国共合作刚一建立，邓泽如、刘成禹、谢英伯、冯自由等立即提出所谓“警告书”，反对李大钊等人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孙中山对右派的反共行为十分不满。1924年2月16日夜，他召冯自由等人到大本营，警告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1期）

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国共两党组织的扩大，国民党右派加紧了反共分裂活动。1924年6月，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黄季陆、孙科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制裁共产党活动的“检举案”。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提出《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案》，他们指控“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因而提出：“为本党之生存发展起见，认为绝对不宜党中有党。”要求孙中山“督促中央执行委员会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见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8辑，1957年台湾版）这就是“六一八弹劾案”。

弹劾案一出，广州、港澳、上海、汉口、北京等地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纠集起来，纷纷上书攻击跨党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还要求孙中山命令共产党员全数退出国民党。为了及时解决这一问题，1924年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召开第40次会议，明确指出：加入国民党者，只要具有革命决心及信仰三民主义之诚意，不管他从前属于何派，均给予国民党员待遇。7日，又发表汪精卫、邵元冲主持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郑重申明：只要其言论行动合符国民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不管他平日属于何派，均为国民党员。但右派分子继续进行反共活动。冯自由于7月下旬离穗赴沪，途中写信给孙中山，要求孙中山放弃联共政策，将共产党员一律除名，向全体国民党员引咎道歉。8月13日，国民党政治委员在广州召开第5次会议，就解决党内纠纷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讨论。8月15日至9月1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举行。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弹劾案问题。19日的会议，由廖仲恺主持，谢持、张继列席。张继重述弹劾案的意见，公然主张国共分立。瞿秋白当即进行了批驳，获得了李石曾、胡汉民等的同情。20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第6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会后发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重申国民党“一大”之精神，论述国共合作的必要性，批驳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

中共党员对于邓泽如等人的弹劾案也进行了抨击，如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指出，责难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是排斥共产党的论调。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坚持孙中山确定的联共政策，对邓泽如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弹劾案未获通过，革命统一战线得以维持。但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第5次会议和一届二中全会认为：国民党有周知中国共产党活动之必要，中共对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导，国民党也有过问的必要。结果，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责是直接与共产国际联络，协商有关中共活动的联络方法。这就使中共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