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鹞，又称鹞子、纸鸢、风筝等，纸鹞是最古的称谓。早在公元前5～前4世纪就有这种人造的能飞上天的东西了。据说远在春秋时期鲁国的巧匠公输般(一作鲁班)，首先研究并制造了能飞的木鸢，其后是“墨子作木鸢，三年而飞”。再后是东汉时期的张衡也试制过能飞的木鸟。这些传说中的木鸢是可以“负人载物，超险阻而飞达，越川泽而空递”，从而弥补了当时“舆马之不能，舟楫之不逮”的不足。

西汉时，韩信围项羽于垓下，以鹞奏楚歌涣散楚兵斗志，还有《资治通鉴》所载，梁简文帝“尝作纸鹞，飞空告急于外”的史实，这些都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便有造物上天的设想。

在唐代，纸鹞逐渐演变为一种娱乐玩具。根据记载，晚唐五代时，李邺就曾在宫中以玩纸鸢为游戏。那时，还在纸鹞上添加丝弦或者装上竹制的笛子，经风一吹，发出的声音酷似筝鸣，据说，此时的纸鹞才称为“风筝”。金显宗的《风筝》有诗：“心与寥寥太古通，手随轻籁入天风。山长水阔无寻处，声在乱云空碧中。”

带着鸣器的纸鹞——“风筝”出现，是纸鹞工艺的一大进步，有人把纸鹞(没有鸣器)和风筝(带有鸣器)分成两类。不管哪一种类，在10世纪，风筝是属于宫廷和贵族的玩物。直到970年以后，纸鹞逐渐增多，这种玩具才从皇亲国戚等贵族的手里，慢慢地流入民间，成为一种普通的玩具，并流传至今。

广州的纸鹞，前人的论述和记载是很少的，曹雪芹撰写的《南鹞北鸢考工志》，对“南鹞”的工艺作过一番论证，可惜，对广州的纸鹞还是没有涉及。

广州的纸鹞不像北方的风筝(北方人习惯称纸鹞为风筝，为别于两地不同，故从之)那样，除重视扎、糊、放外，特别重视绘制。所以，北方风筝形状多样，绘图艳美，做工精巧，属于兼备玩具和饰物性质的工艺品。而广州纸鹞不同，虽然也重视扎、糊、绘、放四艺，但却侧重在“放”。放纸鹞是为了“斗纸鹞”，广州的纸鹞形状不多，装饰也没有那样讲究，通常只有两种：高庄和马拉。高庄如片瓦，马拉如蝙蝠展翼。昔日广州纸鹞店林立，而最负盛名的是东皋大道附近的“炳记”，宝华路的“朱七记”，后者所产被时人称为“如意鹞”。

广州人称斗纸鹞为“界鹞”。“界”(锯的意思)就是双方用放纸鹞的线把对方的线界断。因此，广州人在放纸鹞的时候，是很讲究用线的。线的质量和大小极像缝衣服用的棉线，有白线、色线、丝线、胶线、玻璃线等之分，其中玻璃线是属于界鹞用线的一种，这种线是名副其实用玻璃粉末胶蜡黏在线上而成。

有谚云：“掌握八技，常胜在手。”“手”是双关的：一是稳操胜券，二是靠手施展技术才能取胜。“八技”就是钩、啄、扫、弹、拉、提、搓、锉。钩，就是突然上升一下，然后停止；啄，就是突然下坠，马上停止；扫，就是横冲线；弹，就是用手提起线猛然放下；拉，用手快速收线，甚至握着“车碌”(装线工具)往后飞跑，俗称“反冲”；提，就是把“车碌”提起，不放不收线；搓，就是把“车碌”的把手放在大腿上搓收；锉，就是两手紧握“车碌”前后迅速摆动。鮔鹞的场面堪称扣人心弦，每当一局战斗，两只纸鹞往往相距达七八里，遥遥追斗，纠缠在一起。每当一只纸鹞败北，如云片飘下，此时，欢声哄动，声闻数里。明朝的徐文长在他的《风鸢图十首》中说：“我亦曾经放鹞嬉，今来不道老如斯。那能更驻游春马，闲看儿童断线时。”

广州的纸鹞，在风筝的家族中是很有特色的，它轻巧、朴实而好斗，工艺简朴美观，因此，它是具有群众娱乐性的一种民间工艺品。现在，广州由于城市建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规定在市区内不准放纸鹞了。但昔日的广州，漫天都是纸鹞游弋，这种群众性的娱乐是旧广州风情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