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州早期组织建立至今已历九十年。在九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有关这一组织建立经过的历史记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现存史料中，有上世纪二十年代活跃于中俄之间的张太雷于1921年春作出的《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原件为俄文）、蔡和森于1926年在前苏联作出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记录稿油印件，现存中央档案馆）。用现代的眼光来考察，两文均不免失于简略笼统及武断，蔡且自认“这个报告中很少正确的统计和实际材料，而是凭记忆所及而作的。”上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出现了当事人陈公博、谭植棠、包惠僧、张国焘等人的回忆录，共同特点是言简意赅、直截了当，且可互相印证，但实质内容与张、蔡报告相去甚远。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出现了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高潮，一批重要的当事人及旁证人的访问录面世。其中包括1920年间曾在广州亲历其事的无政府主义者多人及中共“一大”召开后的广东党组织成员多人，他们的口述记录为第一手资料，应具一定历史价值。1980年3月，中央档案馆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面世，公布了1957年苏共中央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取出交付中共中央的有关中共“一大”的三件俄文本文件。与这些文件“放在一起”的，还有北京、广州、重庆三个地方早期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即其中之一。1959年，中央档案馆曾将有关“一大”的三个译稿送请“一大”代表董必武鉴别，董必武复信说：“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但同时指出：“这三个文件有漏洞，只有俄文而无中文，作者未具名，无年、月、日或仅有年份而无月日，无收发文的地点等等，作为唯一可靠的材料是有问题的。”该书的译者李玲在初步考证后则指出：“这一卷档案材料的写作时间，均为一九二一年前后，没有注明作者，也没有收发文机关。”①但尽管有了这些鉴别意见和说明，自《广州共产党的报告》面世，即凭借其年代之久远，来源之正宗及地位之权威而身价百倍，不容置疑。其核心内容：中共广州最早期的组织，系由两位俄国人和七名无政府主义者于1920年年底组成，几成定论，现在一般称为“1920年成立说”。在国内人云亦云，不及细究，援引照录，以讹传讹。在中共创建80周年之际，日本青年学者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在预言他的学术水平“将超过中国为纪念中共成立八十周年而计划出版的有关中共创建史的最新著述”时，他意图再现中共广州组织的组建具体过程，首先就确认《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是一份“最可信的资料”，并断言该报告是：“中共‘一大’的广州代表（据认为是陈公博）为出席大会而准备的书面报告。”②由此可见此俄文材料在国内外影响之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史学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局面。1980年沙东迅、何锦洲合作，沙东迅执笔撰写《广东最初共产党组织之研究》，提出了“广东共产党最初组织正式成立时间是1921年春天”、“陈独秀于1920年底到广东后邀请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组成广东共产党小组”的观点。随后沙东迅又陆续发表有关广东早期党团组织及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刊物《劳动者》评价文章共5篇 ①。陈谦在对谭植棠生平进行多年专题研究后，也于1991年发表《广东党创建于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文②，这一观点的形成，前后共历10年，现在一般称之为“1921年成立说”。这一说出现后，当时就引起争议。1987年9月，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共产主义小组》一书问世，是一本专门研究中共早期组织的专著。由李樾执笔的“概述”对广州早期组织的建立经过采用了“1921年成立说”。但内文则取折衷的态度，实是两说并存和稀泥。1993年，《中共广州市组织史资料》出版，1994年，《中共广东省组织史资料》出版，均采用了“1921年成立说”。市组织史完全摒弃了无政府主义共产党一说，省组织史仅作背景资料提及，并将共产党三字打上引号，以示区别。1995年《中共广州地方史》出版，持与组织史相同的观点，对于俄国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交往，用“筹建”一词作为背景资料叙述。

　　1999年《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出版，摒弃了《中共广东省组织史资料》的记载方式，将两位俄国人与七位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作为中共广东早期组织建立的第一阶段，并命名‘广东“共产党”’，写进了广东党史。在记叙中，出现两处明显的错误:其一是将陪同两位俄国人来广州的北京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的政治身份误载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史实上黄凌霜仅陪同米诺尔1人来广州，时间最迟也在1920年9月28日前，当时中共北京早期组织尚未建立，黄凌霜是从广州回北京后，1920年11月张申府应聘到法国里昂大学教书后才加入北京小组并负责创办《劳动音》周刊的，但很快就因观点不同而退出。其二是记载：“1920年10月，由米诺尔、别斯林出资……创办了《劳动者》周刊。”并将《劳动者》与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相提并论。史实上《劳动者》创刊于1920年10月3日，当时米诺尔到广州下车伊始，别尔林则一个月后才到达广州。《劳动者》的主要创办人刘石心讲得很清楚：“《劳动者》周刊是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办的，不是广东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虽然米诺给了一些钱，但如果他不给钱，我们也会设法办的。”上海的《劳动界》，是中共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后由陈独秀、李汉俊创办的周刊。北京的《劳动音》是北京中共早期组织成立后，由邓中夏撰写发刊词的周刊，两者均为共产党早期组织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通俗刊物。而广州的《劳动者》，是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基本上是属于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性质的刊物，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有不少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甚至是根本对立的。”③与前二者本质有别，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顺便还应指出， “别斯林”这个姓名亦为误载，正确的应为别尔林，应为《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俄文原件上一个俄文字母的误置而引起翻译上的差错造成的。④《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的误载甚至波及到其他中共党史的权威著作。在纪念中共成立8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基本上采用了《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的误载。《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出版时，第一卷卷首“综述”采用“1921年成立说”，后面详细记载时采用“1920年成立说”，造成首尾矛盾，令读者无所适从，实在令人遗憾。

　　光阴又过去了十年，在隆重纪念中共早期组织创建90周年之际，本文旧话重提，意在期望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还中共广州早期组织组建过程的本来面目，以正视听。

　　中共广州早期组织组建经过的历史事实

　　这一经过前后历时八个月，1920年8月至1921年3月，现在分3个时段进行叙述：

　　1.第一时段1920年9月底以前，建立组织的历史背景情况如下：

　　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5月，中国爆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7月，苏俄政府发表《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9月中旬，俄共（布）老党员布尔特曼到达天津，会见李大钊。10月至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10月至12月，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杨鲍安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文，盛赞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

　　1920初，李大钊会见了俄共（布）党员荷荷诺夫金，商谈了中国建党问题。2月，陈独秀、李大钊与俄共（布）派在天津的秘密联络人员鲍立维（Broway）商讨建立“社会主义者同盟” ①。按照鲍立维的思路，该组织应为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盟。2月，在护送陈独秀离北京经天津迁移上海的途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共创建史上的一段历史真实。3月，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夫妇和翻译杨明斋来华与李大钊会晤。另一代表萨赫扬诺娃也来会合。俄共党员米诺尔（斯托扬诺维奇）也从哈尔滨到达天津。5月，维经斯基等在上海筹建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内设中国科，该科的4项任务之一是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②。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为中共发起组③。7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临委主席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到达北京，5日—7日召开在华工作的俄共党员第一次会议，主观设想“即将举行”“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设想当时未能实现④。8月，维经斯基向俄共（布）中央西比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汇报说：他已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4名“中国革命者”和他本人组成。他还说“现在我把米诺尔同志从天津派往广州，他要在那里组建一个革命局，下面暂设两个部，即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这个报告中还说到：“希望在这个月内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北京和天津）革命局。”还指出：工会“中央局”将派出一名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革命局。⑤”8月，北京大学广东籍毕业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回到广州。他们是陈独秀的学生，在中共发起组成立之后，由陈独秀函约他们在广州建立党团组织。随即，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由3人在广州启动⑥。

　　2.第二时段：1920年9月底至1920年底，即俄共（布）党员米诺尔到达广州至陈独秀到达广州之间的约3个月。米诺尔到达广州，由北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陪同。到达时间为1920年9月28日前⑦。已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有他于9月29日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15号寄出的信件，黄凌霜在1920年10月3日在广州创刊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劳动者》周刊上发表署名兼生的文章后，亦署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八日，草于广州东山” 。1923年4月《工余》杂志16号上刊登的黄凌霜信件称：“一九一九……其后与李君大钊会露人于天津，余复携露人某君南至广州，设立通讯社，遂开露党在中国活动之局。”⑧也可证实此事。从前述的维经斯基报告来看，米诺尔来广州的任务是要在广州建立与上海已建立的革命局相同的组织。据谭祖荫、刘石心的共同回忆，米诺尔年约四五十岁，仅通法语，有夫人及幼女同行。他与一位既通法语又通中文的越南人，以远东通讯社名义活动，直至1922年4月26日，仍居住在东山公馆中⑨。黄凌霜从广州返回北京后，“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在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张申府应聘到法国里昂大学教书，为了发展党员，李大钊做黄凌霜等6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吸收他们加入小组。黄凌霜、陈德荣创办《劳动音》周刊，但很快就发生了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严重分歧，无政府主义者全部退出了党组织。⑩

　　1920年10月3日，由广州无政府主义者集资出版的周刊《劳动者》创刊。1920年10月20日，由北大毕业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三人创办的《广东群报》创刊。1920年10月，广州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和谭祖荫到香港省港码头为另一名俄国人别尔林（谭祖荫称他为波金Perkin）接船     。来者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青人，通晓英语。当时广州仍在桂系军阀统治下，政治局面极为动荡。10月29日，陈炯明受命于孙中山挥师回粤攻克广州，11月1日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局面才稍稳定。据谭祖荫的回忆，别尔林是乘船前往广州的，谭祖荫和梁冰强回到广州的时间是“陈炯明打回广州后几天”，按理应为1920年的11月初，也就是在这时，两位俄国人才得在广州会合并开展工作。

　　1920年11月下旬，区声白、赵司农等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互助团与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合并，召开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团员增至数十人，规定团的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并采用直接行动的方法，以达改造社会的目的。”可见至此时为止，谭平山等3人与无政府主义者尚能共处并合作。

　　陈独秀是在1920年年底到达广州的（一说为12月25日）广州《民国日报》1921年元旦刊登了他的照片，说明为“已到广州”。他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到广东出任省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他行前征求各地党组织的意见，李大钊和张国焘曾复信支持①。由两位俄国人会合于广州的1920年11月初至陈独秀到达广州，中间刚好有两个月的时间，此时汇集在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有梁冰弦、谭祖荫、区声白、黄尊生（鹃声）、刘石心、梁雨川、梁一余、赵司农以及协同和机器厂工人李德轩等，人数估计在20人左右。与俄国人交往密切的主要是前7人，其中前4人通晓英语。据谭祖荫和刘石心的共同回忆，俄国人声称苏俄革命已告一段落，想来广州帮中国人搞革命，首先要集中力量在机器工人中开展工作，并交出100港元作活动经费，时值约略高于100银元。后来还曾为《劳动者》的出版赞助一些印刷费。俄国人曾起草向工人宣讲的提纲，由区声白等翻译成中文，由黄尊生、刘石心等到协同和机器厂俱乐部进行宣讲。两位俄国人每周和广州无政府主义者聚会一次，汇报本周的活动，研究下周的工作。刘石心回忆说：“我未曾听说过两个俄国人要和我们建立广东共产党的事。”谭祖荫回忆说：“当时确实是没有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是不受什么组织、纪律约束的。”自称“眼见中国共产党由精虫而腹胎而出生而成长”的梁冰弦，于1949年在香港出版有关此时期的回忆《解放别录》，其中“俄使更番迭至”一节，详细描述了这两个月的经过，但只字未提他曾与两位俄国人共建广东共产党②。他回忆1920年春，李大钊、陈独秀和俄国人布鲁威（按：应指波立维）在京津有过接洽，建立了一个叫“社会主义者同盟”的组织，上海、北京都有这个组织，广州方面由他和区声白、李少陵、黎昌仁主持，主要从事学生和工人方面的工作，并着力于刊物的编印传播③。关于这两个月内发生的事，前苏联史学工作者舍维廖夫1980年在《远东问题》杂志上著文称：别尔林（舍维廖夫称他为波林）1973年6月13日曾在给舍维廖夫信件中称：“至于广州小组，是1920年9、10月建立的，是由斯托扬诺维奇和波林创立的。成员除了包括斯斯托扬诺维奇和波林而外，还有7个没有改造思想的无政府主义者。当魏金斯基于1290年底到广州以后，建议这个小组成员通过一个提纲，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很多人都反对。后来这个小组被解散了。”别尔林的这一段叙述，时间明显提前了（他本人当时尚未到达广州），并且没有说明小组的名称和性质（是广州共产党组织？还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组织？）但明确结局为“被解散”。被解散的时间，则已进入下一时段。

　　1921年1月，两位俄国人出资在北京路现太平餐馆对面的光光眼镜店二楼租下一层房子作为活动场所。负责这些事务的是梁一余、梁雨川兄弟。俄国人还邀请谭祖荫和梁雨川两人到该处住宿，每月付给每人20港元作为生活津贴，谭祖荫当年27岁，社会职业为广州女子师范教师，梁雨川做点生意，人称生意佬。当时在这一活动场所出入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谭祖荫回忆说他们并不公开自己的这一政治身份，但两位俄国人是知道的。每周的聚会都在此举行，会上使用英语，并由区声白、谭祖荫作记录。这个处所也许就是下面梁冰弦回忆录中说到的广州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半公开办事处。谭祖荫回忆说：谭平山等没有参加过此处的活动。④

　　3.第三阶段：1921年1月至3月。陈独秀在1920年底已到达广州。维经斯基这时也到达广州。⑤维经斯基到达广州的具体时间现在未查到依据，《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所称“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引起许多人的分析，均认为这一位B应指维经斯基。维经斯基肯定于1月12日前已离开广州，因有档案记载，他于1月12日已到达另一城市⑥。由此可见，历史的真实是：陈、维二人均在广州的时间不足2周。据梁冰弦在《解放别录》中的叙述，陈独秀到广州后一再向无政府主义挑起论战，无政府主义者以区声白为代表进行反击，引起维经斯基的愤怒，因而有广州之行。维经斯基通过米诺尔和别尔林召集无政府主义者到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半公开的办事处参加会议，在陈独秀借故回避的情况下，由维经斯奇出面要求“自由社会主义者放弃成见，绝对从同马列主义者，不然则解散组织，各行其是。”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早在苏俄革命前二十年已开始工作，现在也只想“以最崇高的理想贯彻于社会教育而已” 。以不想“打抢劫杀争夺政权”为由，愿与俄国人“就此分手” ①。据谭祖荫的回忆，决定分手是在1921年的2、3月间，陈独秀和维经斯基都参加了会议，但未见另两位俄国人出席。他们回忆的共同点是最后有一次俄方的答谢宴请，中菜西吃，表示感谢，1921年3月，光光眼镜店二楼退租，谭梁二人迁出，生活津贴停发。

　　两位俄国人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分手后，1920年3月，区声白、赵司农领导的互助团决议退出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②、区、赵曾函告北京，起因为“青年团首领陈独秀……野心专横，谓吾辈联合须听其指挥，悉依青年团之集权主义进行”。至于广州的社会主义者同盟，梁冰弦自称是由他和区声白等负责主持，刘石心则认为对于这个组织，“广州有讲的，有行动，但无手续。③”1920年秋最早在上海参与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首创活动，并全权负责印刷宣传，第一次印刷《共产党宣言》的郑佩刚则认为，由于陈独秀与区声白等在报刊上的激烈争辩，最后引起了广州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分裂，这一分裂还波及北京和上海④。这个说法与刘石心的记忆恰好相反，刘认为广州终止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活动时，郑来信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同盟已解散了。

　　1921年3月，中共广州早期组织在广州成立。当事人谭植棠1951年回忆说：“他（指陈独秀）有一次特约我们谈话，指出我们以小集团领导民运是担负不起的，为使广东民运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并说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征求我们参加这个组织，我们同意了。乃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在广州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以陈独秀为支部书记。从此以后我们（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就在党的领导下而进行工作，同时正式决定把我们原日的《广东群报》改为党的机关报⑤。”当事人陈公博1943年回忆说：“那时也震于列宁在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北大的关系，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人成立广州共产党⑥。”1922年入党的谭天度回忆说：“陈到广州后，……常找谭平山等谈话。交换在广东建党的意见,经过一个时期后，就以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三人为基础来组织广东党。⑦”1921年5月上旬到达广州的包惠僧1961年回忆说：“我是第二次参加广州支部的会议，当时广州的同志不多，计有谭平山（鸣谦）、陈公博、谭植棠、刘尔崧，还有一人姓李或是姓谭的一位同志，我忘记了他的姓名，他也是广州师范学校的教员。再加上陈独秀及我共七个人⑧。”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谈到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时说：“它是在陈独秀先生于一九二零年十二月之间到达之后才组织起来。”他谈到“一大”召开时，说“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⑨”以上两位当事人及三件重要旁证材料有一个共同点，即中共广州早期组织建立之初，人数不是9人，并且没有外国籍成员。

　　4.据以上历史资料，现在我们试行勾勒出中共广州早期组织建立经过的历史概貌如下：1920年6月，中共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后，北大毕业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8月回到广州，受陈独秀函约，在广州建立党团组织。9月底至11月，俄国人米诺尔和别尔林相继到达广州，他们肩负的任务是在广州建立“革命局”，按维经斯基的设想，这个“革命局”应包括工会中央局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总团在内⑩，理应不仅是共产党组织。两位俄国人因由北京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引路而来，在广州主要与无政府主义者交往并开展工人工作。当时广州已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无政府主义者则建立了互助团，还有京沪两地已出现过的社会主义者同盟，广州亦有活动。（一说已建立，一说未有组织手续。）陈独秀于1920年年底到达广州，维经斯基亦在此前后到达。他们两人到达之前，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无政府主义者尚有联络及合作，他们到达之后，因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激烈、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提出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遭无政府主义者坚决反对，合作意向宣告破裂。1921年3月，陈独秀遂与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共建中共广州早期组织，这就是中共广州早期组织创建经过的历史真实。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不足为凭

　　首先，我们无法为这篇两千余字的资料定性。如果说它是代表一级组织的正式报告，但写作时两次出现第一人称的“我”；如果说它是一份以个人名义作出的报告，内容似乎又明显代表一级组织。其次，这是一份真正的“四无材料”：无作者姓名，无成文时间，无收发文地点，无中文原件①，怎么推理猜测，也无法自圆其说。例如作者，从两处“我”的出现，可以推论为陈公博，但从内容方面的一些低级错误来看，不可能出自陈公博之手。又如成文时间，一般推测为1921年，甚或以为应是陈公博代表广东早期组织向“一大”的报告。但文中提到的机械工人学校和宣传员养成所，前者的“章程”于1921年7月22日才在《广东群报》刊登，后者的招生广告于1921年7月5日才在《广东群报》发布，而陈公博是7月14日离开广州经澳门坐船去上海的，按理不可能在7月份将以上两个单位的情况列入报告，从报告中所谈两单位的情况来分析，成文时间应不可能在“一大”召开之前、这样就不可能是陈公博代表广东早期组织在中共“一大”召开时所作的报告。第二、在这篇两千字的材料中，共出现明显的错误4处，严重与史实不符者7处，含糊不清者3处，令我们不得不对材料的可靠程度取怀疑的态度。其中，明显的错误是：一、人名别尔林（ЛepЛИH）误为别斯林（ЛecЛИH）。二、《广东群报》误为《社会主义者》日报。三、地名“广州”误为“上海”。四、陈独秀到广州日期应为1920年底，误为1921年1月。严重与史实不符的是：一、该文的第一句话：“去年，这里没有任何组织，也不可能找到能在广州做组织工作的人。”史实上，1920年广州已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互助团。1920年11月，两者还曾合并并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扩大，这都是陈公博本人亲历的事，也是当年轰动社会的新闻。二、“去年年底B和别斯林来到广州……并在《劳动界》周刊上发表文章”史实上，两位俄国人到广州的时间为1920年的9月至11月初而不是年底，并且他们也不曾在上海的刊物《劳动界》上发表文章。在《劳动界》13号上发表《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一文的是维经斯基。三、“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一共才有五、六个人……也没有任何组织。”这也与史实不符，广州是中国无政府主义团体和刊物的首创地，1919年还组建过“互劳俱乐部”，现能查找到的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的姓名共达70人，《劳动者》周刊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出版的刊物。该报告中说与俄国人共建“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的就有7人，怎么变成了五、六个人？四、“去年一年之中，工会已增加到一百多个”，这个数字比史实夸大了100倍，陈公博曾于1921年5月1日在《广东群报》发表《广州一年来之工人运动》一文，记载“一年来广州市成的工会总数”，民九年（1920年）仅于11月成立汽车驾驶工人总会一个。五：“机械工人工会在广州影响最大，该工会里有许多拥护我们的人。”这更不是事实，机械工会恰好是广州无政府主义者最早开辟工作的据点，负责人李德轩就是工人中最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六、该报告对国民党人及其掌握的军队的描写也很令人吃惊：“这个党的许多党员都自认是社会主义者”“军队的士兵不是坏蛋就是土匪……许多军官在我们当中受到尊敬，不久，我们要把他们吸收到我们这边来。”这种离奇的观点，真令人匪夷所思！七、更为奇怪的是：《共产党月刊》是上海中共发起组的刊物，1921年7月1日已停刊。但该报告中竟称，要从广州仅有的几名党员收入中抽出百分之十去维持该刊的出版。含糊不清的三处是：一、这一报告中两次用同一英文字母“B”代表人名。从史实看，前一位“B”应为米诺尔，而后一位“B ”，则引起许多人的猜测，按理应为维经斯基，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分析说：“也可能指袁振英或李季中国人党员。”②二、该报告两次提到《劳动界》，一次提到《劳动者》，但有关两者的叙述却都含混不清。三、该报告提到的广州刊物《新农村》及创办者马克思主义小组组员朱诺晨，这个组织、刊物及负责人都属名不见经传，在历史上前所未闻。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除了错漏百出外，下面的一段话，认为可作中共广东早期组织创建经过铁证的，更缺乏依据及任何旁证。原文如下：“去年年底，B和别斯林（ЛecЛИH）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对组织工会采取了措施，并在《劳动界》周刊上发表了文章。黄凌霜同志把他们引荐给广州革命界，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党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米诺尔（MИHOP）和别斯林同志是共产主义者。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谭植棠和我拒绝加入这个小组。”“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讨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党员共有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别斯林在内。”这一段记载如果属实或基本属实，可为它作证的，只能是七名当年的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和7名中共广州早期组织的中国籍成员，但现存史料中，广州无政府主义者谭祖荫、刘石心都坚决地否认，梁冰弦的回忆录亦只字未提。中共广州早期组织成员谭植棠、陈公博的回忆，则刚好与此相反，中国的现存史料一边倒地说明这一段记载并不属实。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留下的“这些回忆录相互间出入颇大”，但他未能提出任何一件“出入颇大”的实证，无法自圆其说。至于石川祯浩引用谭平山1922年3月14日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上的答词，其中提到1921年3、4月间青年团曾自行宣布解散一事，以罗章龙曾说过“当时党团是不分的”为由，作出“他（指谭平山）说的也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情况”的结论，再把“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也扯进来，影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内容属实，明眼人一看就会察觉这是牵强附会和强词夺理。石川祯浩先生认为他的大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百科辞典”使用，我们确实钦佩他博览群书，但他注释28条来重现“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组建经过的结论，基本上不符合历史真实，实在令人失望。（顺便一提，他的写作中有“魏金斯基一同来广州的佩尔林”一说，这在历史上也不属实，他自己已说过：“1920年末来广州的‘B’，肯定就是魏金斯基”。而佩尔林早已于1920年11月已到达广州。）①《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暴露出来的问题，使它不能成为“1920年成立说”的依据，掩卷沉思，很难设想此文的成因及写作目的。不仅止此，还不免使人联想到当今影视历史题材中的“戏说”，许多情节似乎都出于想象和虚构。

　　结语

　　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20年代诞生不是偶然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结果。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势力，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迫切呼唤领导力量的诞生。我们从不否认日本欧美渠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媒介作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强劲现实影响，更直接促进了中共诞生的发展机制。“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五千年悠久历史中的头等大事。“强行移植论”和“外因决定论”属于一路的陈旧货色。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国内外8个早期组织的建立关系密切，早期组织的孕育成长和健康发展迎来了中共“一大”的召开。各地早期组织的建立前后共历一年左右，是在上海中共发起组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有一个共同酝酿、紧密联系、相互推动和交叉影响的过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地早期组织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思想基础、奋斗纲领和组织纪律，虽然稚嫩弱小，但已初具政党细胞的雏形。

　　现存史料不能证实1920年曾在广州成立过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退一万步说，即使曾出现过一个类似组织，但这一组织无具体的成立时间地点，无确实的组织成员名单，无明确的章程纲领，无统一的组织领导，无最后的确切结局（退出？解散？重组？）甚至没有肯定的组织名称。并且没有任何一位中国人可以证实它确曾存在，仅凭一份漏洞百出的外文资料，试问我们可以将它载入史册吗？以外籍人士为主体，集合非马克思主义者，组成一个团体，不仅当时在其他各地早期组织中没有先例，亦为后来的党章所不许可，试问我们怎能承认它是我们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组成阶段呢？

　　有一种说法，以1920年10月广州街头出现过以“广东共产党”名义散发的传单为由，来证实“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确实存在过。这一举证其实并不能成立。首先这一说法仅来源于广州无政府主义刊物《劳动者》第二期的一篇记者报导，题目是“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内文一面宣传粤人治粤，一面又指出这并不能免去百姓的痛苦。“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平民振起，由农夫劳动者的组合，把一切政治机关推翻，把一切金钱组织推倒，实行共产主义！”。这一期的《劳动者》出版发行于1920年10月10日，此时俄国人米诺尔到达广州不久，别尔林约一个月后才到达。他们的工作效率再怎样神速，也不可能已经将“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组成，并外出散发传单。如确有散发传单一事，那就是说：当时在广州还有另外一批自称是“共产党”的无政府主义者，但史实上并没有这样一批人存在。此文发表时，广州还在广西军阀的统治下，“粤人治粤”是广东民众反桂系军阀反动统治的口号之一，编辑《劳动者》的刘石心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还是很危险的……昼伏夜行，不敢公开。”“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我也想不起是谁写的。当时广东共产党是哪些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力量很小，没有力量派人出去采访，临时有事就派人去。当时两个俄国人的确没有找我们组织共产党，只讲合作，决定不合作时就分手了。”②此文的出笼，作者的明显意图是要宣传工团主义思想，但慑于当时形势的恶劣，乃以记者拾获传单为借口，将文责推向虚拟的“共产党”。这是《劳动者》周刊上出现此文的原因。意图凭借此文的出笼来证实广州确实存在过“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1920年成立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是对历史的误会和曲解。这种现象在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中并不鲜见。此说的出现，正中他们的下怀。“南陈北李”的史实一再遭到质疑，动机和意图是很明确的。“1920年成立说”在中共党史记载中，属罕见的另类一笔，其负面影响切不可低估，白纸黑字的误载是不能以“学术争议”来解释，甚或掩饰和淡化的。必须严肃对待，以挽回已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实际行动来纪念党的早期组织建立90周年。

　　（作者：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