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地方共产主义小组之一，探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及其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对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有重大历史作用的。本文根据历史资料，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研究。

　　一、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广东人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在北京大学文科学习，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教授的学生。他们曾拜访陈独秀，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等问题，并表示接受进步教育。由于他们在课堂内外，听过陈独秀及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的教育，他们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逐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投入五四运动反帝反军阀斗争洪流中去，受到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认识到中国必须走革命道路。他们于1920年2月创办了《政衡》杂志，研究马克思主义，鲜明地提出了他们的主张：“政治——主根本的革新；社会——主根本的改造；各种问题——主根本的解决。”

　　同年暑假，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北京大学毕业，途经上海，与陈独秀联系，商谈了有关宣传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他们返广州后，同陈独秀有书信来往，拟创办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广东群报》，请陈独秀指导。陈独秀复信说：“广东和广州是我国的重要省城，在历史上是革命的策源地，曾多次起过先驱作用，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而今更应顺应历史潮流，发挥更大作用。” （1）当《广东群报》创刊前，陈独秀又写信给谭平山等说，愿他们“继承历史传统，激流勇进，以为民先驱的精神，肩负开发民智的重任，扫除旧社会一切陈规陋习，决不随波逐流，做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资本家之应声虫。” （2）当时，陈独秀虽远在上海，仍在《广东群报》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广州青年》一文，说：“我料压迫广东人的暴力不久也要去，我希望广东青年万万不可错过了机会”。“我希望诸君讲求社会需要的科学，勿空废光阴于无用的浮夸的古典文字。……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我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 （3）在陈独秀指导下，在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的积极努力工作下，《广东群报》于同年10月20日在广州公开出版了。该报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

　　11月，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联合革命军队击败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部队，离上海返广州，后任中国非常大总统。这时，广东省长陈炯明邀请陈独秀来广东主办新文化教育运动。

　　当时，陈独秀、李达、李汉俊已在上海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于11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接邀请后认为，广东是一个富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地方，在近代史上曾发生过反抗外国侵略的鸦片战争，出现过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重要历史人物，是我国一个重要地区。所以，他欣然接受邀请，准备到广东开展新文化教育运动和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为此，12月17日，他乘船离上海赴广州。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人陈独秀来到广东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派米诺尔与别斯林到广州开展工作。他俩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组员黄凌霜（后是无政府主义者）引导下，于9月间到广州。经黄凌霜介绍，米诺尔与别斯林和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黄鹃声、谭祖荫等多人于10月建立了广东“共产党”，以米诺尔、别斯林与七名无政府主义者任委员，出版了《劳动者》杂志。10月，他们以“广东共产党”名义，散发了《苦的是平民!怎样才是快乐呢?》的传单，指出：“只有平民振起，由农夫劳动者的组合，把一切政治机关推翻，把一切金钱组织推倒，实行共产主义去!” （4）由于广东“共产党”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被革命者认为“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 （5）。谭平山等三人没有参加这个组织。

　　1921年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陈独秀到广州后，对谭平山、陈公博等说：现孙中山在广东建立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好机会；为使民众运动获得发展，必须像上海、北京那样，建立共产主义者的组织。谭平山赞成陈独秀的建议，认为现在“实在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组织，以宣传和组织民众，为振兴中华做出努力” （6）。

　　陈独秀到广州后，亦与广东“共产党”联系，发现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黄尊生、刘石心、谭祖荫等信仰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格格不入。陈独秀亦发现，米诺尔、别斯林两个俄国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根据在北京、上海长期工作的经验，并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草拟了一份共产党党纲，给广东“共产党”讨论 （7）。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认为这个党纲与他们的信仰迥然不同，于是产生剧烈的争论。陈独秀等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的焦点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共产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是关系到党的性质、党的根本任务和远大奋斗目标等大问题。如果不解决，则党会变质，会变成资产阶级的附佣。无政府主义者坚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双方各持己见，争论非常激烈，互不退让。陈独秀认为：既然各人信仰的主义不同，将来始终是要分开的。联合起来活动，由于主义、“活动手段、策略不同，必引起争论，不如现在分开，各走各的路”。无政府主义者鉴于与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不能共处，没有统一的语言，也甘愿退出广东“共产党”。由于七个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广东“共产党”仅存米诺尔、别斯林两个俄国人。陈独秀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人，并以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身份，曾指导这个组织活动，发现了这个组织人数极少的情况。

　　陈独秀这时与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积极加强联系，开展革命活动，研究建立一个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共产主义者的组织。他曾经对谭平山等三人说：现在，孙中山在广东已建立革命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最好机会。“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的领导是比不上组织的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负不起领导民众运动的历史重任，为使广东民众运动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 （8）。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接受陈独秀的建议，遂于1921年春，建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又称中共广东支部、广东共产党小组、广州共产党、共产党广州支部） （9）以陈独秀为书记。不久，陈独秀因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工作很忙，遂由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副委员长谭平山继任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书记，陈公博为组织委员，谭植棠为宣传委员。该组活动地点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广东宣传员养成所，主要活动有：

　　第一，陈独秀、谭平山等成立马克思研究会，吸收了80多人加入。其中20％是法律系的大学生，20％是大学、中专、中学生，其余是各个政治小组组员、报刊编辑 （10）。他们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的伟大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于是在报刊、学校里宣传马克思主义，或到知识分子、工人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

　　第二，以《广东群报》为机关报，开辟有“马克思研究”、“评论”、“工人消息”等专栏，先后发表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及议会派之比较》、《阶级竞争》、《第三国际党大会缘起》、《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业》、《列宁传》、《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宣言》等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主要内容，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各个流派。《广东群报》还推广新文化教育运动，反映社会现实，介绍国内外新闻和各地工人运动，介绍留法勤工俭学经验，内容十分广泛，使华南人民进一步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因此，《新青年》杂志对该报介绍时说：《广东群报》“是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是“文化运动的中心、世界消息的总汇、改造社会的前驱” （11），给以很高的评价。

　　第三，到大学、中专、中学和各团体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作了《新教育是什么?》的报告，鲜明地提出他的政治主张是“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 （12）他又到广东女子师范、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演讲。《广东报报》发表了《陈独秀在工业学校演讲词》。他说：“今日的世界，不是资本家创造出来的，乃是数千年来劳动者创造出来的”。他又到广东省女界联合会作《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的报告，说：“社会主义不止解决妇女的问题，且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 （13），希望男女都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

　　第四，创办《劳动与妇女》周刊。陈独秀、谭平山、沈玄庐等都为这个刊物作编辑和撰写稿件。陈独秀在该刊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号召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争取占人口半数的妇女能获得解放。该刊还号召工人们、妇女们，要“急起!急起!战斗!战斗!”

　　第五，陈独秀、谭平山以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名义，创办广东宣传员养成所，以陈公博为所长，谭植棠为教务主任，公开的名义是培养宣传、教育战线人才。实际上，该所的宗旨“就是为了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这个学校是广东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阵地，很多教员都是我们的好同志。” （14）该所不收学费，伙食费自付。学生有100多人，分两班。甲班班主任由谭植棠兼，乙班班主任是胡琼。学习期限两年，课程有共产主义知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群众运动）、三民主义、国语、常识、社会科学、社会教育、宣传方法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谭天度、杨章甫、邓瑞仁等均是教师。

　　第六，创办“注音字母教导团”。陈独秀、谭平山还以广东教育部门名义，办该团，吸收中小学教师100多人来学习。陈独秀委派张毅汉为班主任。他们名为学习国音字母，实际上是学习革命的或社会主义理论。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都到该班讲课，宣传马克思主义，讲革命问题。

　　第七，创办俄语学校，聘请了到广州建立俄罗斯通讯社的俄共党员米诺尔及其夫人任教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陈独秀和谭平山等组织学生学习俄语、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现代思潮、俄国情况与世界平民文学。

　　第八，创办广州机器工人补习学校。陈独秀认为，机器工人是产业工人，比较先进。“革命要发动和依靠他们，我们得设法在那里做做试验。” （15）在陈独秀指导下，谭平山在广州的河南举办机器工人夜校，发动了100多人来学习，以谭平山为董事长，谭天度、黄裕谦为班主任，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政治。他们还建立校务委员会，得校务委员七人的帮助，在校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大地提高了工人的政治热情，并带领工人开展革命活动。

　　第九，批判无政府主义。广东是我国无政府主义思潮最早泛滥地区之一。早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的第二年，刘师复等无政府主义者就在广州建立我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晦呜学舍”，稍后出版《晦呜录》，竭力宣扬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巴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广东传播早期，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公然说：“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与中国的国民性不能容；马氏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央集权，故我不信其能实行。”陈独秀批判说：袁世凯、张勋等军阀头子“正是口口声声根据国民性和社会情形发挥他们的主张呵!”然而，中国就是坏在他们一伙反动统治下。陈独秀大声疾呼说：“非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我中华民族的腐败坠落将永无救治之一日。” （16）他还根据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深刻地指出：“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 （17）区声白、梁冰弦等无政府主义者还口口声声反对强权。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无产阶级的强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严肃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广东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绝对自由”，反对建立严密组织进行革命。陈独秀说：“必须有一部分人真能指出现社会制度底弊病，用力量把旧制度推翻”，“力量用得最剧的就是革命。” （18）他坚决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

　　广东无政府主义者宣扬搞“暗杀”，认为抛一个炸弹胜过散发万张传单。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认为，暗杀一、二个反动头面人物，并不能推翻反动统治，必须以革命来推翻反动制度。

　　广东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政府，说政府是“人类幸福的毒物、平民的大敌”、是“万恶之源” （19）。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认为，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政府，才能战胜敌人，实行社会主义。

　　  二、中共一大的召开

　　　　1921年5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包惠僧到广州，邀请陈独秀回上海研究建立中国共产党等问题。陈独秀说：我暂时不能回上海，因为在广东工作很忙。我争取把广东大学（后名中山大学）的预科办起来，目前正在筹建校舍，找经费。我走了不行。6月，陈独秀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达、李汉俊寄来的信，邀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会上谈了这封信的内容，然后说：我在广东工作很多，暂时不能离开。广东可派陈公博参加“一大”。因此，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是陈公博 （20）。陈独秀还指派包惠僧由广州到上海出席参加大会（21）。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到会代表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1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尼克尔斯基（俄国人）2人也出席大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张国焘当选大会主席。不久，大会转到浙江嘉兴继续举行。会上，陈公博代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报告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历程及其主要工作，并提出今后应以发展共产党员、成立工会、举办工人学校、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与争取军队官兵作为党的工作重点。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联合第三国际”。党的纲领提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一大决定，今后，中国共产党要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特别要大力组织工会，教育职工。大会成立了中共中央局。尽管陈独秀在广东广州没有出席大会，由于他在党内有威望，仍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

　　大会结束后，陈公博返广州，在广东宣传员养成所召开共产党员大会，传达了“一大”精神。会上宣告：中共广东支部成立，书记谭平山，组织委员陈公博，宣传委员谭植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广东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开展革命斗争。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1）谭天度：《回首往事话当年》，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2）同上。

　　（3）《广东群报》，1920年10月20日。

　　（4）《劳动者》第2号，1920年10月10日。

　　（5）《广东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载《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6）谭天度：《回首往事话当年》，载《广州党史资料》，1981年7月1日。

　　（7）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

　　（8）谭天度：《回首往事话当年》，载《广州党史资料》1981年7月。

　　（9）谭植棠：《自传》说，中共广东支部于1921年3月成立。

　　（10）《广东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存广东省档案馆。

　　（11）《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1921年。

　　（12）《独秀文存》(三)卷一，第570页。

　　（13）《广东群报》，1921年3月1日。

　　（14）《广东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存广东省档案馆。

　　（15）谭天度：《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4辑。

　　（16）《独秀文存》(三)卷二"随感录"。

　　（17）《独秀文存》(二)卷二第549页。

　　（18）《陈独秀：《革命与制度》，《独秀文存》(三)卷二"随感录"。

　　（19）《广州无政府主义同志社告同志书》。存广东省档案馆。

　　（20）陈公博：《寒风集》，上海出版社公开出版，1944年10月。

　　（21）《包惠僧给中共广州党史组的一封信》，1961年1月29日，载《党  史教研资料》第2期，197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