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大革命的策源地，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1924年到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人们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大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这当中，中共三大、四大的召开对大革命的推动有着重要作用。在这个时期，我们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建立起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空前地提高了我们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壮大了我们党及其领导力量。主要的成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了大革命的新局面

　　中共“三大”创造性地提出了统一战线的革命理论。它不仅把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统一战线的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也逐步丰富和发展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产生极大的影响。

　　我们党成立以后，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就是必须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虽然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严密、严守纪律、思想先进。但是当时我们党处在幼年时期，力量很薄弱，而且在思想上、政治上也不够成熟，一时还无力以自己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我们党认识到结成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1923年1月，共产国际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仍然进行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但由于国民党组织松懈、成份复杂、派系多、思想陈旧、日趋腐败，也没有能力完成关系到民族前途的艰巨任务。孙中山也感受到了，国民党只要还坚持革命，就必须改变原来的状况。他开始同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与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三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此后，广州逐渐成为大革命的中心，汇集了全国的革命力量。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虽然对建立政权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仍缺乏认识，但是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此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5月底，我们党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大革命的高潮。“五卅”运动，使我们党得到了锻炼，初步积累了反帝斗争的经验，对武装斗争有了新的认识。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新局面。

　　二、帮助国民党改组，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为了使国民党适应国民革命发展的需要，必须尽快对其进行改组。192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尽可能团结国民党中的革命派，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发挥领导作用。在我们党的帮助下，国民党进行改组。

　　在政治上，重新解释了新三民主义。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165人代表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它的政纲与我们党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国共合作的实现，建立了统一战线，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组织上，大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加入，极其有力地影响了国民党的政策，推动了国民党的革新。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涌现出一批像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邓演达等领袖人物和革命左派。孙中山说过：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国民党的组成成分已发生了变化，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联盟。而且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各级地方党部的负责人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等，他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民党各级组织也逐渐建立和健全，队伍不断壮大，也提高了国民党在群众 中的威信。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从而加快了中国革命的步伐。

　　在作风上，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周恩来开创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建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直属支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刷新了军队的面目。在第一次东征中，黄埔军校教导团创造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奇迹。这是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初次实践，显示了政治工作的极大威力。第二次东征，全歼陈炯明余部，取得了两次东征的胜利。黄埔军校的铁甲车队，实际上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从成立到编入叶挺独立团，为支持工农运动，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在北伐战争中，国共两党虽然存在矛盾，但基本是团结的，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党员、团员在战斗中舍身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革命精神。正如徐向前所说：“黄埔军校建校初期，所以有这样的革命性、进步性，是与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努力奋斗分不开的。”①

　　当时，中国人民受外国及军阀两层暴力的压迫，各革命阶级和阶层都迫切要求反帝反封建，进行革命。然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势力异常强大。虽然无产阶级具有坚强的革命性，但毕竟人数少，力量较弱，要推翻敌人的统治，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单凭我们党的力量是不够的。为了改变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我们党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对于推动历史发展，促进民族和国家的统一，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三、领导工农运动，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力

　　国共合作的实现，我们党借助孙中山的政治影响，为公开从事工农运动，宣传我们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造了条件，从而扩大了我们党的影响。并且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在更广阔的革命斗争中接受锻炼。

　　在工人运动方面。中共广东区委通过中央工人部的共产党员，积极开展工人运动。1924年5月，广州召开了工人代表会议，成立了工人执行委员会。7月，广州沙面租界爆发了数千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罢工时间持续了一个多月，取得了胜利。打破了“二七”惨案以后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随后，各地工人运动在我们党的领导下逐渐得到恢复。1925年5月，广州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

　　1925年5月底，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6月，香港、广州工人举行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有25万人参加，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罢工坚持了16个月，给英国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推动了广州工团军的建立，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在革命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力量。

　　在农民问题方面。初期，我们党对农民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党的“三大”把农民问题提上日程来，通过了我们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这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推动了我们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使农民运动迅速形成高潮。1924年3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7月，农民部颁布《农民协会章程》。在共产党人的提议下，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澎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共六届，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党的“四大”肯定了农民问题，开始重视农村工作，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工农联合决议案》，把引导农民参加民主革命，与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作为民主革命胜利的保障。这时，广东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1926年5月，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作出《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把农民问题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说明我们党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农民运动的发展，由广东迅速扩展到湖南以及全国。北伐战争时，北伐军队经过的农村，就爆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尤其是湖南的农民运动最为迅猛。农民纷纷起来打倒土豪和劣绅，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和武装，“一切权力归农会”，还组织了农民自卫军支援北伐战争。湖北、江西也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形势。这样的农村大革命，在过去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毛泽东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个时期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为后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借助国共合作，努力扩大党的组织

　　大革命时期，是我们党发展的重要时期。“三大”之前，我们党是一个新生的小党，处于秘密状态，组织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到“三大”时，我们党提出的任务是，要把党建设成一个群众性政党，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并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党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这是党组织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决策。如果不利用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势，就不可能形成大革命的新局面，我们党的组织也就不可能迅速发展。

　　国共合作为我们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我们党在工农运动中吸取优秀分子和国民党左派中有阶级觉悟的人加入共产党，发挥了党先锋模范作用，扩大了党的组织，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在党的周围，提高了党的威信，使我们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党。到1924年底，党员发展近1000人，比“三大”时增加一倍多。

　　党的“四大”，对党的组织建设更加重视，通过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转向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将党的组织建设重点从执行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转移到党的支部建设上来。还要求集中力量办好《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党报》（秘密党刊），加强对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政策策略的宣传教育。总之“四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为共产党正确有力地领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五卅”运动以后，扩大了我们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促进了党的队伍进一步发展。到1925年10月，党员已达3000人。党员成份除工人、农民外，还有学生、教师、军人、商人、店员以及其他革命分子。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训练，开办了党校：一类是地委之下的普通党校；一类是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此外，还选送优秀青年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学习，选派优秀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到苏联学习。

　　随着工农运动向全国推进，党组织派出许多党员到内地和边远地区，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微的安庆和芜湖、福建的福州和厦门等。据不完全统计，到1926年9月，党员已达13281人。全国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外，都建立了党组织或有了党的活动。为了进一步推动党的发展，各级党部分别制定了发展计划，到11月，党员总数已达18526人。到1927年达5.7多人，比国共合作前增加了一百多倍。

　　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对加强自身建设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主要特点是：第一，重视发展党员和建设党组织。第二，开始关注党的思想建设和对党员的教育工作。为了提高党员的素质，党通过开办党校等多种渠道对党员进行教育和训练，培养了一批有一定马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勇于冲锋陷阵的优秀干部。第三，初步建立了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大革命时期，党多次修订章程，使各种规章制度不断趋于规范化，为进一步搞好党的建设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个时期，由于政治环境恶劣，党的工作多是围绕国共合作进行的，党的自身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

　　五、领导武装斗争，为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武装斗争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一开始，我们党并“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是黄埔军校的建立，为我们党从事军事运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会。正如毛泽东所言“从1924年参加黄埔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 这不仅为我们党今后领导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而且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24年3月，国民党创办了黄埔军校，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11月，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我们党参与组织和领导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同等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与一切旧式学校根本不同。学生经过严格训练，具有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它的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了黄埔长洲岛，它推动着广东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它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他们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1926年7月，革命军以共产党人叶挺独立团为先锋，开始北伐战争。广东区委组织了3000多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在北伐进军中，受到了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北伐军势如破竹，占领湖南、连克湖北军事要地汀泗桥和贺胜桥，占领武昌，吴佩孚主力被消灭。到1927年上半年，北伐军基本上打垮了统治中国达10年之久的北洋军阀，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统治。

　　（作者单位：白云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