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五、六月，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南制造了“南委、粤北省委事件”。这是继“皖南事变”之后在华南地区制造的又一起严重反共事件。事件发生后，给华南地区党的组织发展以及合作抗战工作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及其历史启示进行初步探讨。

　　一、“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发生的原因

　　（一）国民党统治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是“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发生的国内背景

　　1938年日本占领武汉、广州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战线太长，日本停止了全面战略性进攻，而把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巩固其后方。与此同时，日本对国民党的战略政策作出重要调整，即由“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 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发生重要影响。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此后，又先后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法》等，企图限制、打击、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同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全国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些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抗战的态度发生重要转变，即由对外转向对内，客观上表现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从而对全国各地自上而下的反共活动起到强烈的指向和催化作用。

　　（二）国民党广东省当局掀起反共逆流是“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发生的地方因素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迅速波及华南。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伍智梅从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回来后，即迅速传达“限共”、“反共”政策。随后，改组了四战区政治部，反共分子邱誉任主任，大肆排挤、打击共产党人。1939年11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亲到韶关，高唱反共论调，煽动反共热潮，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声称要“严防共党活动”、对共产党实施“法律制裁”。此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广东的反共活动变得更为猖狂。

　　1940年春，国民党广东当局下令逮捕“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队部干部，解散“抗先”总队部和各级队部。1940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在东江地区制造了“博罗队事件”，并进攻转移途径中的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致其损失惨重。3月，又制造了南路“周、文事件”和合浦 “白石水事件。10月，反共顽固派进攻琼崖美合抗日根据地，制造了“美和事变”。1941年5月，国民党广东当局查封了广东省委的机关报《新华南》。6月，又制造了“廖锦涛事件”，廖被迫害致死。

　　广东国民党顽固派并不满足于这些“小胜”，而是把魔爪继续伸向破坏和摧毁共产党在华南地区的领导机关和组织系统，以图从根本上消灭华南地区共产党。破坏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及其下属组织系统便是其首要目标。广东国民党顽固派在反共活动中充当急先锋，华南地区的反共浪潮一浪盖过一浪，这种地方性因素也就成为“南委事件”发生不可避免的重要诱因。

　　（三）南委内部重要干部出现问题是导致“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发生的主观原因

　　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南委事件”的发生亦概莫能外。除了上述客观因素外，南委内部掌握党在华南地区核心机密的领导干部及有关工作人员发生叛变是“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发生、发展不可忽视的主观原因。

　　在这次事件中，南委及有关下属组织几个重要干部的被捕叛变行为，使得事情朝着恶化的方向发生连锁反应。首先是江西省委交通李铁拐（原名萧三省）、赣西南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秘密叛变，国民党特务利用叛徒密捕了省委书记谢育才。随后，江西省委原代理书记颜福华被诱捕叛变并死心塌地为国民党特务效命，江西省委电台受到破坏，电台台长林云生及有关工作人员在中统特务和颜福华的挟裹下先后叛变，省委电台遂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所掌控，对外严密封锁。南委虽有所警觉，但在大半年的时间内对此仍无法查证和有效识破。颜福华成为“南委事件”的重要祸首之一。

　　江西省委被完全破坏后，国民党特务把目标集中于南委机关及其下属的其它组织系统。南委在被国民党特务所掌控的江西省委电台提供假情报所蒙蔽的情况下，派组织部长郭潜前往曲江与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去接头，但不知谢已被捕关押。南委在接到谢育才越狱报警后，及时给郭潜发出紧急撤退的电文。郭潜因未及时翻译电文并撤退，遂于1942年5月26日被捕。郭被捕后经受不住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立即叛变投敌，并供出党的许多核心机密，成为破坏南委及其下属组织的另一重要罪魁祸首。在郭的引领下，国民党特务先后破坏了粤北省委、南方工委和广西省工委。

　　二、“南委、粤北省委事件”的主要影响

　　“南委、粤北省委事件”是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国民党顽固派有预谋地在华南地区制造的一起影响较大、后果严重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使我党在华南地区的组织发展受到破坏，党在华南的工作受到削弱，也给整个华南抗战大局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一）“南委、粤北省委事件”使南方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1.南委及其部分下属组织在事件中遭到破坏

　　“南委”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建立的派出机关，代表南方局领导江西省委、粤北省委、粤南省委、湘南特委、广西工委、琼崖特委、闽西特委、闽南特委、潮梅特委、大埔县委和闽粤边委。在这次事件中，“南委”本身及其部分下属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一是中共江西省委遭到彻底破坏。从1941年7月到1942年间， 江西所属党组织基本瓦解，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和绝大多数支部遭到破坏，2000多名党员被捕。江西省委遭到破坏，成为“南委、粤北省委事件” 的发端。

　　二是中共粤北省委遭破坏。郭潜被捕叛变后的当晚便引领特务南委曲江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司徒丙鹤夫妇，交通员曾平、陈二叔被捕。次日凌晨，郭又带领特务逮捕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及其妻子、弟妹、译电员、保姆等7人。随后，又逮捕了省委组织部长饶卫华。郭还供出廖承志在乐昌的住址，引领特务于5月30日秘密逮捕了廖承志。

　　三是中共南方工委遭到破坏。1942年6月初，在郭的引领下，国民党武装特务专车前往大埔县破坏南委机关。由于谢育才报警，南委有所警觉，南委机关绝大多数人员提前安全转移撤退。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后叛变）先后被捕，南委书记方方险遭不测。南委高坡交通站负责人杜国宗、地下党区委书记黄道生、百侯地下党员丘鸿耀、南委交通杨保华及其母亲丘解老妈妈等人被捕。

　　四是中共广西省工委遭到破坏。1942年7月9日，中统特务又在叛徒郭潜的引领下前往广西桂林，制造了广西“七·九”事件，导致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省工委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等29人被捕。省工委书记钱兴幸得房东掩护，脱险撤退。广西省工委协助组织部长黄彰搞组织工作、原桂西南特委书记彭维之于7月11日在桂林被捕，关押半年后叛变投敌，供出桂东南、桂西南地区党员名单91人，致使广西中统特务在1943年1月又制造了“一·一三事件”和南宁“一·一五事件”。广西“七·九”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已是“南委事件”的尾声。

　　2.南委及其下属遭破坏的组织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干部在事件中牺牲

　　1942年6月6日，叛徒郭潜带领国民党武装特务在高坡镇德和旅店逮捕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张文彬坚贞不屈，英勇斗争，1944年8月牺牲于江西泰和狱中。张文彬的护送人员丘鸿耀以及南委交通杨保华等，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受尽酷刑，英勇牺牲。

　　中共广西省工委是南委领导的下属组织，又因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叛变投敌后带领国民党特务前去抓捕而遭破坏，因此广西“七·九”事件是“南委事件”的延伸。在这次事件中，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妇女部长罗文坤、中共南方工委特别交通员张海萍等被捕后壮烈牺牲。

　　（二）“南委、粤北省委事件”使南方党的工作受到削弱

　　“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发生后，广东各地党组织十分危急。根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除沦陷区、敌占区外，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一律停止活动。在这期间，党在国统区的组织活动被迫停止，党员实行隐蔽埋伏，上下级不发生组织关系，不发指示，不开会，支部也暂时不开会，不收党费，党员之间互相不发生组织关系。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党的组织活动停止以来，南方党的组织、宣传、统战、军事等各项具体工作均受到较大程度的削弱。

　　1942年底，南方局根据形势发展，指示广东党组织以尹林平、梁广、连贯组成临时省委。1943年1月，中共广东临时省委成立，以尹林平为书记，并决定在国统区各地恢复组织活动。1944年以后，各地党组织陆续恢复活动，党的各项工作得以重新开展，并有了新的发展。

　　（三）“南委、粤北省委事件”使华南抗战受到一定影响

　　“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发生在抗战相持阶段这一重要时期，给华南地区国共合作抗战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着实令“亲者痛、仇者快” 。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是全面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委、粤北省委事件”之后，南方党仍以抗战大局为重，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建立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粤中抗日解放军等党领导的敌后抗日的武装力量，抗击着华南60%以上的日军，牵制了大量日军，成为华南抗战的中流砥柱。但由于“南委”及其部分下属组织遭到破坏，党在国统区的组织活动被迫暂停，党员活动受限，党的统战、妇运、青运、民运、军事等各项工作受到压制，这无疑给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从全局上看，国民党顽固派制造这起反共事件，“同室操戈，相煎太急”，华南地区整体抗战力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日本侵略者渔翁得利。正如“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重庆怒斥国民党顽固派当局：“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三、“南委、粤北省委事件”的历史启示

　　“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但它并未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之中。回顾和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历史启示。

　　（一）敏锐洞察时局变化，始终保持政治上清醒，提高警惕性，才能作出正确的抉择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国民党统治集团右倾，推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使得阶级矛盾进一步凸现，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局势变得异常复杂多变。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反共逆流，华南地区顿时刮起一股“岭南黑风”。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南方党组织及党员干部一开始已有所觉察，但警惕性仍不够高，各地都存在着麻木不仁、盲目乐观的严重现象。“ ……… 但是当时第一，没有认识到这个逆流的严重性及长期性；第二，因为省委的主要干部没有回来，所以并没有特别的重视在整个党内对应付逆流的动员”，“当时党内所发生的现象，一般的新干部中，都因为对‘统一战线内部有斗争，长期合作中有严重的障碍，长期合作是长期斗争得过程’的不了解，所以在逆流到来之前，便盲目乐观。又因为是在和平环境中发展的党组织都非常松懈，对秘密工作无知，……”①1940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必须认识时局的严重性，纠正对广东环境特殊的乐观估计，迅速采取办法以保存党的力量，缩小各级领导机关至短小精干的程度”。②

　　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加剧，中共南委、广东省委对时局的严重性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1939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在韶关召开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决定以巩固党的组织为中心任务；制定了政治上进攻、组织上保密、实行组织工作与群众工作转变的方针和策略；要求克服右的倾向和“左”的言行。会议还决定：在东江、琼崖、中区、南路准备武装力量，同时准备突变后长期秘密党的基础。1940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撤销，广东的党组织分成粤北省委、粤南省委、琼崖特委和潮梅特委等几个互不隶属的系统，同时实行特派员制度，以免某一地区的组织受到破坏而牵连其它地区的党组织。

　　尽管“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因叛徒出卖而未能最终避免，但南方党组织在反逆流的斗争中提高了警惕性，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各地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受到了相当的锻炼，党的组织更为严密。虽然“南委、粤北省委事件”中党的部分领导机关被破坏，但其下属的基层组织及其它互不隶属的系统并没有遭到大的破坏。从这一点上讲，反逆流的应对措施是及时有效的。这与南方党组织在时局发生逆转时自觉执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保持清醒头脑，提高警惕性，妥善应对复杂局势是分不开的。这进一步启示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科学判断形势，牢牢把握主动权， 做出正确抉择。

　　（二）沉着镇定，措施有力，妥善应对，才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发生后，南方局及周恩来多次及时发出指示，各地党组织沉着应对，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了事态的发展，从而有效保护了南方各地党的组织和广大干部，团结了群众，为党的组织恢复、发展壮大以及以后的革命斗争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

　　这些指示和措施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国统区受破坏的党组织负责人及暴露的干部紧急疏散撤退，其他干部利用各种社会职业做掩护，实行“三勤”活动；切断一切上层的公开关系，断绝与已暴露党组织的一切往来；国统区暂停一切组织活动，何时恢复等待通知决定。

　　指示下达后，各地党组织迅速传达贯彻。根据指示精神，国统区党的组织活动暂时停止，大多数党员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认真开展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活动。由于南方各级党组织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克服了慌乱，沉着镇定，措施有力，从而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损失。

　　从1943年初起，国统区南方党的组织活动陆续得到恢复，至抗战胜利前夕，仅广东共产党员的人数已有27000多人；建立20多个团的人民武装力量，有四十多个县地区，有几百万人口。广东党组织“已成为敌后解放区人民惟一依靠的力量，已成为华南人民解放的旗帜”。①

　　（三）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标准，纯洁党的队伍，才能保持党的事业健康发展

　　南方党组织在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南委、粤北省委事件”还是令人痛心地发生了。这固然是国民党顽固派处心积虑、精心策划，推行倒行逆施政策的结果，但与南委及其省级下属组织内部少数重要干部如郭潜、涂振农、颜福华、彭维之等的叛变投敌行为具有直接关系。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敌人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混入党内的那些经不起考验的意志薄弱者。担任党内要职的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傍晚被捕，当夜即叛变并带领敌人破坏了南委曲江交通站，次日凌晨又抓捕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郭的政治立场转变之快、行动之迅速，令人匪夷所思。除敌人的威逼利诱外，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郭潜等人的政治信念不坚定、主观上动摇蜕变所致。正是因为党内叛徒的告密、配合和指引，国民党中统特务才能如此轻巧地屡屡得手。从干部管理的角度讲，当年南委及其下属遭破坏的组织在审查、识别、培养、任用干部等方面不能不说存在审查不严、使用不慎的的失误。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