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初，出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分别从西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调入中央和国家机关任职，史称“五马进京”。在这次调动中，作为西北局第二书记的习仲勋被委以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当毛泽东把这一变动告诉林默涵和胡乔木时这样说道：“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虽是毛泽东当时对习仲勋的印象和评价，但又何尝不是习仲勋一生的写照呢!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习仲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敢于同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最先质疑“兴无灭资”；在统战工作方面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秉持马克思主义价值原则，在党内最早关注疆藏少数民族问题；力争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最先提出“经济特区”概念，为改变广东的落后面貌、发挥排头兵作用，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经验，作出了重大贡献。

　　坚持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最先质疑“兴无灭资”

　　“兴无灭资”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兴起的政治口号，一度成为“左”的指导思想的突出表现，全称为“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当时提出这个口号的依据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兴无灭资”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逐步流行，1963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经委《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座谈会的纪要》中就曾指出：“‘五反’是一次大规模的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一次极其深刻的‘兴无灭资’的思想革命运动。”

　　“文革”中，根据毛泽东“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原则，“兴无灭资”改称为“灭资兴无”，并达到极致。如1966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所刊之《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认真地学、刻苦地学》社论中就曾说道：“要特别重视在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上狠下功夫，破私立公，大灭资产阶级思想，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就这样，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潮下，这一口号被滥用，到了“文革”更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一个内容。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的口号，“兴无灭资”违背了当时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给一些同志戴上不适当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蒙受了不白之冤。

　　“兴无灭资”影响极大，以至于1980年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已过去一年多，当时党中央主席和新任的中宣部部长在一些报告讲话中，仍然肯定这一口号，中央某权威报纸还专门为此发了文章。在此形势下，这年4月28日至4月30日于北京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在强调加强党的建设是现代化人民军队建设的关键的同时，会议还决定在部队基层单位和广大战士中继续开展“兴无灭资”教育。5月21日至6月2日，广州军区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会议结束时，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的习仲勋发表讲话。

　　学者贾巨川在《习仲勋质疑“兴无灭资”》文中记述如下：会后，经过认真思考，习仲勋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关于“兴无灭资”的提法产生了疑问。他在随后召开的一次军区党委常委会议上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这个口号不那么科学，现在讲这个口号叫人难以琢磨，还是不讲好。不讲这个口号一样可以做好革命工作。”但有的常委不同意习仲勋的观点，他们认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抓好“兴无灭资”教育，根据广州部队面临港澳的实际，还是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部队基层政治工作应该把这个问题很好地体现出来。

　　贾巨川在文中文继续写道：鉴于常委中存在意见分歧，习仲勋遂指示广州军区政治部就“兴无灭资”提法问题专电请示总政治部。6月25日，广州军区电话请示总政。没过多长时间，总政即做出明确复示：你们6月25日关于“兴无灭资”这个口号提法的电话请示阅悉，现答复如下：最近韦国清主任到邓副主席处请示工作，在谈到“兴无灭资”的口号时，邓副主席说，这个口号不够完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可以不提。军队针对部队的情况，解决部队的问题。解放军报还要继续宣传。部队内部教育要继续进行。同时，要做准确解释，要把反对封建思想、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进去。做法上要妥当。军报在继续宣传时，注意不要过分。

　　由于当时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观念还不可能完全脱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禁锢，因而对“兴无灭资”口号的认识也难免带有时代局限性，但是邓小平的谈话却明确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即一是“兴无灭资”的口号是不完全的，指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党报不再提这一口号；二是要对这一口号做出准确解释，即把反对封建思想、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进去；三是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解放军报仍可以继续宣传，但做法要妥当，注意不要过分。稍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提高，“兴无灭资”的口号最终被停止使用。然而在中共党史上习仲勋是对这一口号提出质疑的第一人，这一历史史实却鲜为人知。提出“兴无灭资”的口号无疑体现了习仲勋敢于冲破禁锢，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同脱离实际的错误作斗争的精神。

　　秉持马克思主义价值原则，最先关注疆藏少数民族问题

　　抗战时期，习仲勋分别担任过陕甘宁边区的关中特委书记和绥德地委书记，先后为延安把守过南北两大门，被中央公认为是模范边区的模范干部。1945年，抗战取得胜利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强西北局的工作。在全面衡量、考察、遴选西北局书记人选时，毛泽东提出西北局书记的人选既要有群众基础，又要熟悉西北情况。习仲勋出生、战斗在西北，又担任过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加上他为人敦厚，深受群众爱戴，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以至于后来毛泽东在说到西北局书记时，还特别赞扬习仲勋年轻，是“群众中走出来的领袖”。

　　习仲勋无论在西北局期间，还是后来奉调进京，都非常关心西北的形势。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有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和国民党特务的煽动支持下，青海、新疆的大小叛乱很多，严重破坏和扰乱了西北的和平与稳定。习仲勋以敏锐的眼光，成为中共最早开始关注新疆问题、西藏问题的领导人。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秉持马克思主义价值原则，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

　　争取青海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便是习仲勋的统战理论在西北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当时习仲勋高瞻远瞩，多次向青海领导人指出：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决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于我党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于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说：“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预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非凡宽大政策。”，在亲自领导的这场斗争中显示出了炉火纯青的聪明和才干。

　　昂拉部落是藏族的一支，居住在一个叫尖扎滩的藏民农牧业区。尖扎滩北有黄河天险，东面和南面被高山环抱，西临黄河的松巴峡谷，是一处易守难攻的要隘。项谦继任昂拉部落千户后，曾组织属民抗税，马步芳三次攻打昂拉均不克，遂开始威逼利诱，一面坚持武力威胁，一面又许以物质利益，终将项谦请至西宁，并与其结为兄弟，委以省政府参议。在匪特极力煽动和挑唆下，项谦还出任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委员”、“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他们自恃武装强悍，处地险要，利用反革命武装，攻打解放军驻地、人民政府武工队，蚕食已建人民政权地区，失羁不遏，夜郎自大，甚至把尖扎滩称为“小台湾”。

　　人民政府为了团结昂拉部落不明真相的广大农牧民，不断地说服、争取，耐心地等待他们幡然醒悟，但项谦却执迷不悟，反而认为人民政府的耐心是无能的表现。这位“末代千户”的倒行逆施激起广大人民的仇恨，许多同志失去耐心，主张用军事手段彻底解决，以绝后患，习仲勋却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特意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争取项谦归顺的工作，从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长达两年七个月之久。在此期间，项谦对投诚态度始终游移不定，反复无常，曾经几度归顺，但不久又反叛。

　　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政府出兵昂拉进剿。习仲勋闻知后再次复电劝阻：“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顾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假如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假如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预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

　　稍后，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多次深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稍后，鉴于项谦拒绝归顺人民政府，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遂报请中央批准，于1952年5月1日对昂拉地区反革命武装进行军事清剿。在习仲勋的指示下，解放军进剿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十分尊重该地藏族人民风俗习惯，严格保护寺院，释放俘获的头目、官人，甚至给项谦卧病在床的母亲治好了病，对贫苦百姓救济、度荒、抚慰，以活生生的事实揭穿了反革命匪徒的造谣欺骗。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工作，项谦终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于1952年7月11日下午回到昂拉，归顺政府。

　　项谦投向光明后，习仲勋于7月17日电告西北局并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请青海省委十分妥善地稳定项谦情绪，并从多方面消除其顾虑，争取长期靠我。项谦如目前怕去西宁，可不必勉强，就让住昂拉家中，一切听其自愿，这样也许会早点出来。”7月21日，西北局电告青海省委，要切实按习仲勋同志指示办。而项谦回到昂拉自己家里，看到人民政府对他的一切财产和家人都保护和照顾得很好，尖扎区人民在政府的领导下安心进行生产，深受感动，遂主动找中共尖扎工委书记王鹏远同志承认自己的错误，说他自己杀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打过解放军，罪恶很大，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仁至义尽，今后一定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改正错误，与土匪脱离关系，再不做坏事。

　　1952年8月11日，项谦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躬身认罪，向其献上雪白哈达，并喜泪盈眶地向习仲勋举杯谢恩。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非常欣慰，对其说道：“你回来人民是欢迎的，今后再不要受特务土匪的欺骗。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一条光明的道路。”中共中央首任统战部长李维汉后来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非常赞赏，把习仲勋比做诸葛亮。后来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还不忘开玩笑：“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及至后来，习仲勋还长期致力于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他在领导宗教工作中，秉着实事求是和关心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以其炉火纯青的领导艺术，结合我国宗教的特性，对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这一党的重要政策策略思想做了创造性的应用和发挥；他所提出的思想观点和取得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当前正确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处理好宗教方面的热点、难点和敏感问题，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广泛充分地调动宗教界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带领广东先行一步，最先提出“经济特区”概念

　　习仲勋于1978年4月到广东主持工作，他先是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升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又当选为省长，直至1980年12月调回中央。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的这段时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当时的广东，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之后，千头万绪，百废待兴。

　　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曾于1996年至2002年担任习仲勋秘书的俞惠煜回忆，习仲勋到任后，即到广东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当时，广东虽有“水果之乡”美誉，但在种种因素影响下，荔枝、香蕉这些水果都成了奢侈品，就连日常必需的副食品也极其短缺。老百姓的菜篮子里多是“无缝钢管”(空心菜)，更不敢养“三鸟”(鸡鸭鹅)。习仲勋曾说过这样一件事：1978年7月，他到当时的深圳宝安县城考察，在沙头角镇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而深圳这边却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那边去就不想回来，这让他感到很难过。

　　宝安之行对习仲勋的触动很大，他曾对当时的宝安县委和沙头角镇的领导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太多，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对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习仲勋针对当时的情况，坚定支持和鼓励宝安县的同志，他说：“能办的事就马上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和经济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对什么主义。香港是资本主义，但他们有些好的方法我们可以学习。”后来，经过一番调查和思考，习仲勋意识到，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难以有大的发展，调整经济的关键是政策，如果中央能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

　　1978年11月至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按照《最后一任秘书眼中的习仲勋》一文记述，会议期间，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汇报了广东的工作，其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这种敢于突破旧体制的大胆构想，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习仲勋又出席了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习仲勋曾说过，参加完这次会议，他心里有底了，他感到自己的一些想法与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非常相似。回到广东，习仲勋立即召集省委常委开会，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来。最后，经过调查研究，他们得出结论：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

　　1979年4月，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赴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上，习仲勋直截了当地把广东省委的这些想法说了出来，并请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王全国代表省委发言，建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建立对外加工贸易区，以利于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组织生产。广东省委的意见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视，并得到赞许和支持。之后，习仲勋同省委副书记刘田夫（1983年3月起任广东省省长）等广东省委领导又单独向邓小平作了专题汇报。邓小平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一挥手：“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中旬，就在邓小平提出创办“特区”不久，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小组到广东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了一个文件上报中央（即《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这个文件给特区定名为“出口特区”。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正式出台，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同意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在深圳和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对于中央的这一决策，习仲勋感到责任重大。他多次讲到当时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可以先走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也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随后，为了落实这一决策，习仲勋做了很多具体工作，“他同深圳市委共同研究建设特区的各项工作，具体研究解决了边境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等政策问题，并决定从省直及有关方面抽调干部，增强深圳市的干部力量。”

　　1980年3月末，谷牧副总理又来到广州，主持成立特区的会议。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习仲勋将最早提出的“出口特区”名称改为“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立经济特区”。此后不久，深圳特区开始设立。据记载，特区的奠基仪式还是由习仲勋亲自主持的。

　　这年12月，习仲勋调离广东到中央。这时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各项工作已经初步展开，经济建设，特别是外贸出口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较快。“一些大的合资项目，如大亚湾核电站、广深珠高速公路、以补偿贸易方式同澳门合作在韶关扩建大型发电机组、向外资贷款建设珠江三角公路桥等，都在进行技术可行性论证或洽谈。此后广东的经济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习仲勋在调离之前，为广东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这是他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就这样，65岁高龄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献身精神，深入全省农村、厂矿、企业、海港、边境广泛深入调查，第一个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在广东创办经济特区的改革设想，在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的支持下，使得广东成为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曾评价说：习仲勋是向中共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功不可没。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