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 新 出 山

　　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主持全面工作。1952年，他调到北京，任政务院秘书长。1956年在党的八届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正当习仲勋大有作为的时候，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问题，受到牵连，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达16年之久。他历经劫难，九死一生，粉碎“四人帮”之后，才终于盼到了平反出头之日。

　　1978年2月，还下放在河南洛阳的习仲勋接到特邀通知，回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随后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当时叶剑英年事已高，工作繁忙，但还是抽空接见了习仲勋。他征求习仲勋对工作安排的意见。这时，叶剑英和华国锋、邓小平等考虑时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韦国清已经调到北京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身兼数职，在北京政务、军务十分繁忙，广东的工作实在是无暇兼顾。经叶剑英提议，中央研究决定，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领导工作经验丰富的大员坐镇广州，由他来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叶剑英郑重地交代，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那里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希望他团结好本地和外地干部，妥善解决广东的历史遗留问题，率领广大干部群众，把广东的各项工作搞上去，跟上全国的步伐。其后，习仲勋驱车前往邓小平的住地。他向小平同志表示，自己已有16年与世隔绝，没有工作，这次一出来，中央就把他安排到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邓小平鼓励他大胆工作，要放手干，中央会全力支持他的工作。4月5日，习仲勋带着党中央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重托，以一个老战士的姿态，毅然踏上新的征程，精神抖擞地来到祖国的南大门，投入紧张又是崭新的工作。他一到广东，就参加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共广东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说他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他言语不多，但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要和广东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溢于言表，非常感人。1978年4月6日，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上，韦国清当选为第一书记，习仲勋当选为省委第二书记，会场上掌声雷鸣。在习仲勋到广东工作不久，叶剑英到广东视察。习仲勋向他汇报来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后，叶剑英以六言相赠“深人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习仲勋一直把这六句话作为座右铭。

　　防偷渡治标治本并举

　　盛夏7月上旬，烈日当空。习仲勋到职不久，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南方日报副总编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驱车前往深圳考察。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进入宝安一看，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宝安靠近香港，近几年外流香港的有好几万人，土地丢荒有20多万亩。习仲勋一行在路上颠簸了一天，才抵达深圳。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翌日，在惠阳地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人的陪同下，习仲勋沿着一条沙土路来到南岭村。这个地方是个山窝，断垣残壁，荒草萋萋，荒凉得很。这个村子十室九空。原来有600多人，近几年外逃香港500多人，剩下了100多人，大都是妇孺病残。接着，习仲勋来到沙头角考察，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中英街一分为二，两边贫富悬殊，对照非常鲜明。习仲勋的心头顿时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他对当时宝安县和沙头角镇的领导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属于宝安管的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同志“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房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后来，习仲勋有一次去深圳检查工作，正好碰上农民外逃香港，冲击边防线。习仲勋感触很深：建国多年来，搞闭关锁国，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我国经济濒于崩溃，群众生活困难，再不改弦更张，外逃的就会更多了。习仲勋召集一些公社书记前来座谈，直截了当地问他们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给你们粮食。公社书记说不行，留不住。当时，由于海岸线长，香港与内地人民生活相差过于悬殊，广东对偷渡确实是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广东边防几个县，军民一起布设了好几道防线，每个县，都有一个领导人专管反偷渡，但也不管用。

　　习仲勋认为，防偷渡光是堵，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不是治本，治本还得靠发展生产力。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群众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边境就安定了，人才不会外流。习仲勋对县委布置了“反外逃”的任务。他指出：深圳是“反外逃”的前沿地带，你们一定要齐心力合力，进一步加强防线，以防大批人员外逃。外逃有伤国体，国际影响不好，而且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事情果然不出习仲勋所料。1979年1至5月，广东省发生偷渡外逃的高潮，人数高达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超过历史上最多的1962年全年发生数。6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

　　为此，习仲勋主持召开了两次常委会议，专门研究贯彻中央指示。省委成立了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由习仲勋任组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省委常委寇庆延任副组长。省委决定，由习仲勋、寇庆延到惠阳，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省委决心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个大战役来打，以三个月为期，打好这一仗，6月底一定刹住这股偷渡歪风。

　　嗣后，习仲勋和寇庆延驱车前往惠州，参加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他分析这次外逃的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越来越严重，最多时一天有二万多人涌入边境前沿，冲击边防。二是基层干部外逃比往年突出，干部带头外逃。三是集团性，有组织。四是民兵外逃比往年严重，外逃的多数是青年。五是许多干部子女外逃。习仲勋说：在前一段来看，已达到堵不胜堵的严重地步。这股偷渡外逃风，已造成了严重后果，它严重破坏我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严重影响生产，严重危害边防地区的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声誉。习仲勋在分析大量外逃原因之后，提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治本，就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牢固的条件。治标，就是要在边沿大力搞好堵截、收容工作，要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坏人。同时要立即大力开展宣传攻势，造革命舆论，制止外逃，刹住歪风。他强调提出，要以县为单位，节节设防，分工把口，布下一个天罗地网，把堵截工作做好。一定要打好这一战役。

　　紧接着，习仲勋和黄荣海、寇庆延等人专程到达珠海市召开珠江三角洲这一片的反偷渡工作会议。珠海由于与澳门相连，也是个偷渡严重的地方。1979年春夏间，珠海虽然设立了多个哨站，日夜加紧巡逻，但偷渡的人仍络绎不绝。1至4月，珠海收容站累计收容5000多人，高峰时，收容站常常人满为患。在会议讨论中，习仲勋同意“偷渡外逃主要来自经济的原因而不是政治上的原因”这一分析。他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强调正确执行对待抓到的大量外逃者的政策；强调准确地严惩组织偷渡的团伙和引渡其首恶；还强调要注意到偷渡在政治上所发生的影响。习仲勋说：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反偷渡工作，依靠群众，这是根本的。因为多数人民群众是不赞成铤而走险去闯边境、搞外逃的。偷渡的是少数，反偷渡的是多数。他还说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外逃者多的县，应派人来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是，不要歧视、虐待外逃者。习仲勋在反偷渡工作会议上最后说，要造革命声势，我们从来就是反对偷渡的。我们希望港澳的经济继续发展，我们并不去干扰港澳的经济生活。偷渡问题，目前已成为破坏安定团结的因素，所以，我们要坚决做好工作，相信偷渡的这种现象是能够制止的。

　　古语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现实使习仲勋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再搞过去那一套贫穷社会主义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刹住这股偷渡外逃风。在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亲自领导下，广东提出设立特区的设想，并经中央批准同意。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广大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酝酿广东先走一步

　　1978年春夏之交，中央开始考虑如何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的状态，逐步进入国际市场的问题。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为发挥这一优势，中央要求广东切实搞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的建设，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扩大外贸出口的工作。

　　1978年3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建立供应香港、澳门鲜活农副产品生产基地问题。他们和宝安、珠海制定了生产和出口的年度计划和三、五年规划，并形成会议纪要，上报省政府和国务院审批。

　　4月10日至5月6日，国家计委、外贸部经济贸易考察组抵达香港、澳门，看了不少工厂、农场、港口、建筑工地、农产品市场和一些商店，并同有关企业单位座谈。考察组回到广州，向习仲勋、刘田夫等广东省党政领导人介绍考察的情况，引起广东领导人的很大震动。在交换意见时，考察组对开拓宝安、珠海的建设规划提出不少好的意见。他们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相当于地委），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两地的农业，从“以粮食为主”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的轨道上来；要积极发展建筑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开辟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和文娱场所等等。习仲勋、刘田夫等广东领导人打开了思路，解放思想，向考察组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建议。

　　6月20日晚上，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问题。常委学习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同志听取赴日本经济代表团、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汇报时的指示。省委常委认为，党中央对广东十分关心，给予很大支持。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抓紧落实，切实搞好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希望。习仲勋决定由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主持召集省有关单位开会研究，提出方案。

　　李建安雷厉风行，第二天下午，即和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召集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研究如何抓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工作的落实问题。大家认为，中央如此重视又这样支持广东，我们应该切实抓好，一件一件抓落实，决不能“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上来”。大家群策群力，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

　　李建安和黄静波不负省委重托，他们经过认真分析研究，于6月23日联名向省委上报了《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了组织领导、机构设置、建农副产品出口基地、进出口物资、工业交通建设、来料加工、引进生产线、搞好城镇建设和发展旅游业等，已初步勾划出深圳、珠海的未来雏形。习仲勋和省委基本上采纳这一实施方案。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省委、省革委会对举办出口加工区进行了反复讨论和论证，并在领导层中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习仲勋和省委根据广东的特点，并且研究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着手筹建大规模出口基地。习仲勋等人还到深圳、珠海、汕头察看地形、地貌，和有关人员研究特区和市政规划的初步蓝图。

　　同年10月初，习仲勋分别约张勋甫、吴健民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中央港澳考察组经过多次研究，建议将宝安、珠海建成两个出口基地。要求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省委同意这个建议。现着手筹组这两市的领导班子。张勋甫、吴健民分别表示愿意赴任，习仲勋向他们保证，省委一定会全力支持他们。

　　10月23日，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1979年1月23日，为了加强对宝安、珠海地区的领导， 建立出口基地，发展对外贸易，省委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成立两市市委。这是广东根据中央确立的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这一国策，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迈出的勇敢的第一步。3月5日，国务院批复省革委会，同意两县改设为市，原则上同意广东省提出的对宝安、珠海的规划设想。

　　1978年11月上旬，习仲勋赴京参加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4日下午、16日上午，他在中南组就加快农业发展问题作了系统发言。他沉重地说，近年来，广东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吃不饱肚子，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可以说是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因此，他提出要坚决把农业搞上去。他说，广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可否这样设想：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让广东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如果中央同意这个设想，我们决心动员全省人民作出成绩，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习仲勋最后还谈到了“加强对港澳的经济联系和调动华侨建设祖国的积极性等问题。”他介绍说，根据中央的指示，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现正初步展开。到9月底止，签订协议合同近100种产品，金额3350万美元。习仲勋建议中央考虑，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习仲勋的发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这些实际上成为后来广东要求中央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先声。

　　12月初，中央决定韦国清不再兼任广东省委、省革委会的职务，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后改为省长），杨尚昆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习仲勋和黄克诚等增补为中央委员。

　　1979年1月8日至25日，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中心是研究如何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着重讨论如何把广东的农业搞上去的问题。习仲勋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操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会议上，吴南生提议在汕头先搞试验。习仲勋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他说，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4月1、2日，在杨尚昆的主持下，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会后，习仲勋和吴南生前往看望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向他汇报广东的设想，叶剑英非常高兴，表示支持，说你们要快些向邓小平同志汇报。

　　“杀出一条血路来”

　　4月3日，习仲勋和王全国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被指定为中南组的召集人之一。4月8日，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参加中南组会议。习仲勋在发言说：“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还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这是很正确的，很受拥护的……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 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看来，在计划、财政、外贸、外汇、物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方面，都有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

　　习仲勋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

　　17日，习仲勋作为中南组的召集人和其他大组的召集人一起，在中南海会议室向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和谷牧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习仲勋郑重其事地说，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在毗邻港澳的边界划出一定的区域，进行观察、学习、试验。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及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和支持。

　　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汇报时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邓小平还说：广东“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一千至二千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

　　当时，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是明确的，但名称一时还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最后只好勉强安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会议期间的一天下午，习仲勋在怀仁堂向邓小平做了专题汇报，再次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非常赞同广东富有创意的设想。他敏锐地感到这是一种新思路，是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当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他不假思索地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谈到解决配套建设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邓小平的倡议批准，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的提议，并作出了关于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的决定。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还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习仲勋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向中央“要权”的经过时，特别强调广东要求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又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

　　5月14日，谷牧率领一个工作组到达广东，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等省委领导向他作了汇报。谷牧对起草文件的指导思想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他希望广东改革开放要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广东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

　　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的报告。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发了中央50号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

　　中央这个重大决策，如一夜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三位书记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落实“中央50号文件”。

　　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1979年9月20日，谷牧再次来广东，习仲勋等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

　　9月21日，习仲勋在地委书记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专门讲了“贯彻中央50号文件问题”。他说：“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央从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所作出的一个具体的、又是重要的决策。”就广东如何对待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问题，习仲勋斩钉截铁地说：“在态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要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

　　22日，谷牧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等省委负责人谈话。当习仲勋等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方针时，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他还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吴南生表示同意，于是成立了以吴南生为主任的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全省三个特区的管理工作，他们广泛调查研究，听取海内外人士的意见，起草特区条例，包括海关法、投资法、土地管理法、治安保护法等8个条例。

　　1980年3月，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研究提出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确定了深圳、珠海特区的范围，并同意广东省的提议，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宝安、珠海、汕头由建设外贸出口基地到出口特区再到经济特区，从酝酿到正式诞生，前后经过两年的时间。习仲勋为广东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对外经济活动先行一步作出重大的贡献。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对试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疑虑很多，阻力很大。社会主义国家兴办主要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经济特区，马列主义老祖宗的经典著作中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此先例。那些脑袋僵化、死抱教条的人，对这一创举和试验，心存疑虑，多有非议之词。

　　1980年9月24、25日，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主持，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52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牧、王任重、王鹤寿等。24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当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向中央提出给广东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大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建议时，想不到有一位负责人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要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的几个省隔离开来。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这位书记处书记是担心国门一日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但一百多年来的闭关锁国，中国大大落后了。就广东而言，因内地群众与香港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愈来愈大，逃港的人员越来越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显示出来。唯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才是唯一出路。虽然这位负责人不赞成，但广东的大胆设想，得到了中央许多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对在广东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认真讨论，并作了重要指示。胡耀邦在会上讲了京剧《孙安动本》的故事，说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所赐黑虎钢锤，鼓励广东大胆实践；谷牧再次讲了广东应学孙悟空翻几个筋斗；赵紫阳提醒广东，要研究在开放的情况下如何增强我们队伍的抵抗腐蚀的能力。

　　9月28日，中央印发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指出，中央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中央要求广东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使广东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枢纽。中央授权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

　　中央这一纪要，给广东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广东更加大胆地去干去闯。这是习仲勋、杨尚昆临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之后，即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叶剑英元帅的嘱咐，着手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广大蒙冤受屈者对习仲勋寄予无限的希望。因为习仲勋本身就是左倾错误的受害者，能够理解受害者的心情。一封封要求平反的信件，一宗宗骇人听闻的案卷，如雪片似的飞进了他的办公室，堆满了他的案头。经过听取汇报，审阅大量的案卷，并经过深入到各地调查研究，习仲勋基本弄清了广东各种冤假错案的情况。

　　1978年11月，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他对林彪、“四人帮”在广东所犯下的罪行，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他说：广东称得上是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重灾区”。黄永胜等人窃取广东党政领导大权达7年之久，为配合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干了大量坏事，制造了大批骇人听闻的错案、假案、冤案。他们为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进行了大量的罪恶活动。他们按照江青“审理广东地下党”的黑指示，揪所谓“南方叛徒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私设专案，搜集整理诬陷周总理、叶副主席的黑材料，并由此几乎把所有全国解放前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烈士、干部和党员都打成“特务”、“叛徒”、“土匪”。例如他们在海丰制造的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把彭湃同志宣布成“叛徒”, 迫害彭湃烈士的90多岁的母亲，把彭湃烈士的儿子彭洪迫害致死，还残酷杀害彭湃同志的侄儿彭科、彭竞等同志，把彭科斩头示众。这一事件造成死169多人，伤3000多人。全省不少老革命根据地的党员、群众也受到类似的迫害。例如我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等革命武装，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湛江地区的揪“南路党事件”，使广东西南部老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和群众受到迫害。全省被立案“审查”的干部达11万多人，占原干部的15%，其中原副专员、副厅长以上干部共640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4.5%；被揪斗的数量就更大了。由于他们支持乱打乱杀，挑起武斗，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前段查明并作了善后处理的共3.9万多人；从各地披露的材料看，还不止此数。他们搞干部“两退一插”（退职退休、插队落户），使2.8万多名干部无端受到清洗。他们搞所谓“战备疏散”，把10.7万多人赶出城镇，其中被遣送回乡的干部5000多名。他们还搞“海外关系”黑六条，给一批干部加上种种罪名。

　　1979年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指出，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是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的，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林彪、“四人帮”一伙策划揪“南方叛徒网”，矛头是指向周总理的，应彻底揭露和清理。至于全国解放前活跃在广东各地的人民武装，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一切诬蔑之词，必须统统推倒。省委郑重宣布，凡因这些案件受迫害的同志，都应平反昭雪。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广东为“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11.2万名干部平反昭雪。

　　习仲勋还指示省纪委等有关部门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史遗留案件，特别是影响很大的两次“反地方主义”进行复查。广东反地方主义先后有两次，第一次是1952年到1953年。当时，中央和毛泽东对广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广东解放以来，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广东土改“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并认为方方犯了“地方主义”错误。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同志分别作了检讨。方方由分局第三书记改为第五书记。翌年，方方再次受到批判，被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务。一大批地方干部受到处分和牵连。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1957年底，是年12月，省委作出《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报经中央批准，给予冯白驹撤销省委书记和常委职务的处分；给予古大存撤销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的处分。第二年,又以古大存对其错误处分不作任何检讨，对处分不服为由，报经中央批准，给予古大存撤销省委常委、副省长职务的处分。全省受处分和受牵连的地方干部达2万多人。致使这批久经考验的地方干部蒙冤多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习仲勋和杨尚昆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决定对这两次“反地方主义”进行认真复查。他们虽然遇到省委中有几位主要领导干部的极力反对，他们还是坚持要复查这一历史积案。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见到习仲勋时，问他：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不知道？习仲勋回答：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搞成。1979年8月，省委正式向全省发出《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通知”指出：“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

　　习仲勋调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仍关心过问这一案件的彻底平反工作。1982年4月7日，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但由于有人想为复查结论“留尾巴”，结果节外生枝。习仲勋为赴京上访的曾史文做疏通工作。经陈云、黄克诚、习仲勋等人的关心过问，中共中央于1983年2月9日发出了《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宗历时20多年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

　　此外，习仲勋还领导全省各级党委为原划右派分子做好摘帽、改正工作，并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宗教政策等等。

　　习仲勋在广东工作不到三年时间，他带领广东省委一班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开创广东工作的新局面，充分展示出一名老革命家的过人胆略和大无畏气魄。他高瞻远瞩，大胆向中央要权，带领广东人民创造性运用中央赋予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大刀阔斧改革开放，先行一步，成功创办经济特区，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习仲勋是广东改革开放事业的奠基者，他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