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纵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广东建立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叶剑英元帅一直关怀、指导着东江纵队的工作，作出了很多重要指示，对东江纵队建立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一、建立抗日武装队伍，部署开展东江等地敌后游击战

　　1938年6、7月间，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尹林平请示中共中央长江局，要求加强农村工作，建立农村小块游击区，组织和扩大工农武装，准备打游击战。长江局负责军事工作的叶剑英复电同意，作了具体指示 （1）。广东省委军委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决定在罗浮山和五桂山建立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8月省军委在广州召开东莞、增城、番禺、从化、花县等广州外围县党的军事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建立和掌握民众抗日武装问题。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积极响应省委的号召，1938年10月建立了东莞县壮丁常备队和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以后发展为东江纵队的骨干队伍。

　　东江纵队在敌后抗击日军的胜利，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较高的评价。1944年6月22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延安对中外记者的谈话中指出：“华南敌军约三个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合计四个半师团八万人。其中五十七师团在广九铁路沿线，由我游击队抗击其百分之七十；第一〇四师团在广州、从化、三水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抗击其百分之三十。” （2） 叶剑英这些公开言论，充分肯定东江纵队等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在广东人民解放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二、指导东江纵队北撤，保存革命力量

　　东江纵队在8年抗战中，积极打击日伪军，先后建立了总面积达6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450万以上的解放区。然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竟将这样一支抗日有功的部队污蔑为“土匪”，向东江纵队进攻。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中共同意让出广东等八个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东江纵队准备北撤山东。经国共双方与美方商定，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再由“三人小组”派出代表在北平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调处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

　　1945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出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的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军调部三委员会议上，多次提出，应迅速派执行小组到广东调处。国民党方面极力反对，声称广东没有中共军队，没有必要往那里派出执行小组。叶剑英则摆出事实，据理力争。后来，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饶伯森被迫同意派出广东执行小组。在北平军调部，叶剑英一次次地揭露广东军事当局进攻东江解放区的罪行，要求军调部立即发电制止，并令广东执行小组到现场监督停战。

　　由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美方代表米勒组成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于1946年1月25日到达广州。1月26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发表谈话，称：“广东无中共武装。”1946年2月18日，第八执行小组前往惠州地区“视察”。2月25日，叶剑英致函郑介民和饶伯森，指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让广东小组赴惠州，是精心策划的骗局。因为国民党事先已派出军队进攻并占领了惠州东江纵队驻地。他们让小组到达该地“视察”，无非是为其“东江无共军”的谎言进一步找借口。但国民党方面没有停止军事行动。叶剑英多次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对东江纵队的进攻，并允许小组对真实情况进行调查。2月22日，叶剑英“郑重地向重庆和广州方面交涉，要求承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并指出‘它的领袖是曾生’。” （3）

　　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继续阻挠调处。叶剑英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三人小组讨论广东调处问题。三人小组研究了叶剑英的电报，经过周恩来等努力和协商，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代表承认了东江纵队的存在，并同意将东江纵队撤离广东，由美方派军舰运送山东烟台。

　　叶剑英十分关注东江纵队撤离途中的安全问题，主张为保证东江纵队由内地撤到海岸港口的安全，驻淡水的国民党部队应撤到平山，驻龙岗的部队撤至平湖或深圳。国民党代表坚持原来驻军的位置不动。在三委员会议上，郑介民说，如果驻龙岗和淡水的国民党部队撤出，到时地方民团发动进攻，他们不能负责。叶剑英针锋相对，提出上三点建议：由军调部三委员致电国民党军委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令其保障东江纵队撤退安全及考虑走廊区问题；在东江纵队撤退途中，除派小组随行监视外，并令该地国民党部队派联络参谋随军行动；由叶剑英与郑介民分别致电张发奎，请他重新考虑东江纵队撤出的安全。郑介民对此表示没有意见。饶伯森见此情景，开玩笑说：我非常同意这个办法。两位委员都是广东人，我想一定能得到一致协议。

　　叶剑英为使东纵能迅速集结，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在军调部又设法筹集了一部分经费，派人用最快的速度送给部队。东纵按指定地点集中，于6月29日开赴大鹏湾。傍晚，北撤部队登上军调部派来的美军的585号、589号、1026号3艘军舰，7月5日安全抵达山东解放区烟台市。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东江纵队将叶剑英的大女儿叶楚梅带到北方，送到北平 （4），由叶剑英交当时在军调部任翻译的王光美照顾。

　　东纵能够顺利北撤，并在解放战争迅速成为解放华南的主力，与叶剑英的指导部队北撤所做的工作有重大关系。

　　三、关怀东纵老同志

　　在“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残酷迫害曾生、尹林平、王作尧、杨康华等东纵老同志。1976年10月我党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拨乱反正，亲自安排东江纵队老战士的政治生命问题。1978年8月，叶剑英在北京家里接见了原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王作尧刚一进门，叶剑英就迎了出来，紧紧握了王作尧的手，很风趣地用广州话说：“作尧，你还很后生呀！（意思是很年轻）”王作尧说：“唉！我的壮年时光被审查又审查断送了，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午夜扪心，实属难过。但我还只有60多岁，能吃能睡，精力充沛、老卒余勇不减当年，只是现在欲执干戈无路可通呀！”叶剑英是很了解王作尧的，说：“你要工作，好哇！”王作尧说：“是呀！我在武空他们不信任我，我无事可做，便提出‘住院休息’，可他们却改为‘离职休息’，“这不是我的本意，我现在身体很健康，还可以工作。”叶帅听了很高兴，在王作尧的报告上批示起来：“请×××在广州军区安排王作尧同志的工作。”同时，又用红笔在王作尧报告中的几段话：“我的身体是很健康的，除糖尿病每天自己打针外，什么药也不吃，每天早上跑步两公里，冬天仍洗冷水浴。”如果给我工作，完全可以每天坚持上班8小时”，“我现在才60多岁……”划上一道红杆。之后，叶帅用广州话与王作尧谈了很长时间，并请王作尧在家里看了电影。在送王作尧出门时，叶帅笑着说：“广东人民会欢迎你的。” （5）

　　1979年11月间，王作尧被东莞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12月，王作尧将军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作尧争取为党工作的愿望实现了。1980年4月，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到广东视察，多次会见了原东江纵队政委、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尹林平，原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广东省副省长杨康华。1983年，叶剑英还为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江纵队史》题写了书名。

　　在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许多东纵老战士焕发革命青春，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勇当先锋，立下了新功。

　　（作者：广州农讲所纪念馆馆长）

　　（1）尹林平：《鏖战华南敌后的东江纵队》，载《东江纵队志》，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第20页。

　　（2）同上书，第26页。

　　（3）《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第452页。

　　（4）《王光英访谈录》，载《羊城晚报》2006年2月1日。

　　（5）何瑛：《追忆》，2003年12月编印，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