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至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地处华南地区的广东，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农民运动。广东农民运动开展较早，发展迅速，规模较大，影响深远。北伐战争前，广东是全国农民运动中心。广东农民运动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为其农民运动理论的形成提供实践基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并且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重要职务的毛泽东，积极从事农运实践活动，进行农民运动理论探索，为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推动了毛泽东由重视工人运动转向重视农民运动，并为其农民运动理论的形成提供实践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毛泽东和当时党内其他领导人一样，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农民运动上。如，“1923年陶行知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一九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 （1）对此毛泽东本人也曾毫不隐讳地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阶级斗争的程度” （2）但是随着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中国农民作为一支重要的现实力量，日益显示其自身的价值和力量。这种力量的显现，是促使毛泽东关注和重视农民运动的动因之一。

　　广东农民运动开始于海丰。1922年5月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彭湃深入海丰农村从事农民运动，7月29日，成立了有彭湃、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等参加“六人农会”。“六人农会”的成立，结束了彭湃孤身一人从事农民运动的局面。9月，海丰县赤山约农会成立，会员约五百人，推举黄凤麟为会长。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成立，选举彭湃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海丰县总农会是我国第一个县农会，加入农会者达二千多户，一万多人。海丰农会成立后，根据广大农民的要求，提出了“减租”、“取消地主收租的一切苛例”、“不拿陋规给警察”、“改良农业”、“增长农民知识”等口号，猛烈地冲击了封建地主阶级，打击了地主劣绅的嚣张气焰。在海丰农民运动的启发和推动下，周围各县纷纷起而效法，组织农会，开展减租斗争。1923年5月，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属下有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等县，各县均成立县联合会。7月，农会组织又发展到惠来、普宁、潮安等县。随着农会组织的扩展，各县农会代表在海丰举行会议，决定将惠州农民联合会改组为广东省农会，会址设在海丰，彭湃当选为广东省农会执行委员长。农会组织的建立和农民运动的开展，引起土豪劣绅的恐慌。8月，陈炯明派兵逮捕农会职员杨其珊、黄凤鳞等30余人，抢劫农会财物，封闭会所，解散农会，通缉会长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在军阀的镇压下暂时转入低潮。

　　1924年4月，彭湃到广州，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和区委农委负责人。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根据党的指示，彭湃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兼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在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领导下，广东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顺德、花县、广宁和广州市郊等地的农民运动，开展得更为轰轰烈烈。1925年5月，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宣告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发布了《广东省农民协会宣言》。彭湃、阮啸仙、罗绮园被选为农民协会常务委员。此后，在广东省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广东农民运动发展更为迅猛。1926年1月，为方便指挥各地的农民运动，广东省农民协会属下划为六个区域，各设办事处一所，即：潮梅汕陆丰办事处、惠州办事处、北江办事处、南路办事处、西江办事处、琼崖办事处。中路和广州市郊不设办事处，直接归广东省农民协会管辖。这一措施促进了全省农民运动的普遍发展。在广东省农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至北伐前夕，广东全省九十个县中，成立县农民协会的达六十六个，会员人数达六十二万人，占全国农会会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1926年冬，全省农民协会会员人数已达八十多万。广东农民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如：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抗租、收缴地主豪绅的枪支、惩办民愤极大的地主豪绅、维护农民的利益等等，同时还积极参加了国民革命战争，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巩固广东革命政权和支援北伐战争，立下不朽的功绩。

　　广东农民运动的开展及影响自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1925年8月底，毛泽东在长沙向中共湘区委员会报告韶山农民运动情况，就农民问题同湘区委员会同志交换意见，建议湘区委多派同志前往广州学习，多派优秀同志到各县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和发展国民党组织 （3）。毛泽东在总结广东、湖南等地农民运动经验的基础上，高度评价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他说：“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明显的例摆在广东：哪一个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比较敛迹的县份，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来有了大的农民群众加入了农民协会的县份。”“全中国各地必须都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因此，乃知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 （4）。毛泽东多次赞扬广东农民运动的做法，特别重视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1926年1月，彭湃发表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该书详尽地勾画了海丰早期农民运动的蓝图，并总结了一套关于农民运动开始阶段如何发动和组织农民的经验。1926年，毛泽东在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把《海丰农民运动》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学习材料，并写了序言，他特别指出：“关于广东的材料，……乃本书最精辟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仔细看这一部分。” （5）毛泽东还派萧楚女带了来自20个省区的学员到海丰参观学习。由此可见，广东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及其成就，使毛泽东清楚看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加深了毛泽东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推动毛泽东由重视工人运动转向重视农民运动；广东农民运动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为毛泽东农民运动理论的形成提供丰富的素材。

　　二、 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及实践活动客观上推动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出席中共三大并在大会上发言。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的发言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会议讨论的问题，“在会前已经再三提到过的，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力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6）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瞿秋白、蔡和森、徐梅坤等人的赞同。在毛泽东等人的主张下，农民问题被写进中国共产党三大党纲，并制定了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党的三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指出：“至于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 。党纲关于共产党之任务第17条规定：“农民利益的特别要求：A．划一并减轻田赋，革除漏[陋]规。B．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C．改良水利。D．改良种籽地质；贫农由国家给发种籽及农具。E．规定重要农产品价格的最小限度。”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还主持起草了《农民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指出：“自从各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强制输入外货以来，一般日用品的价格增高率远超过于农产品增高率，从前的农民副业（如手工纺织品等）也全被摧残。又自辛亥以后，军阀争地盘的战争连年不息，土匪遍于各地，再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如预征钱粮额外需索等），因此种种压迫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各地农民之抗租抗税的暴动，即其明证，故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7）这些充分说明，通过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组织上把农民问题提到党的中心工作的层面上来，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形成了党的意志。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上的飞跃，有力地推动各地党团组织对农民运动的重视，对中国革命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共三大以后，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之所以得到蓬勃发展，农民成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这是与中共三大制定的关于农民问题的方针直接相关。当然，这些认识和作出的有关决议，尽管还是不够深刻和不够完善的，但却为国共合作后广东及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做了直接的准备 （8）。

　　中共三大之后，毛泽东更加关注和研究农民问题，发表许多文章，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1925年12月，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七个阶级，指出“绝大多数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问题。” （9）1926年1月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民》第1期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文章将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文章最后强调指出：“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是遇了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 （10）1926年1月，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二大，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经过修改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农民生产占全生产百分之九十，其人数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故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吾党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运动，均应以农民运动为基础” （11）。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抓住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明确指出农民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并提出领导农民运动的正确理论和政策，其农民问题理论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特点，达到了“代表全党水准的科学成果” （12），从而使农民运动的发展有了理论的支撑，也进一步推动了国共两党重视和发展农民运动。

　　毛泽东除在理论上给予农民运动以指导外，还参加广东农民运动的一些实践活动。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到中共广东区委同陈延年等商量工作，研究农运、工运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1925年冬毛泽东兼任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1月，他在国立广东大学附设中学兼任教员，讲授《农工政策》，每周授课两小时。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填写个人简历时写上“现在注意研究中国农民问题。”1926年2月5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以“研究农民运动之理论与实施计划之指导”，林伯渠、毛泽东、萧楚女、罗绮园等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成员。3月16日，毛泽东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5月，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上课，学员有327人，来自全国20个省、区。毛泽东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等课程。《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长的，共23课时。在传授学员理论知识的同时，毛泽东还注重他们从事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能力的培养，学习期间组织学员到韶关、海丰学习参观。在彭湃、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革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广东乃至全国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农民运动人才。学员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举办地方性的农讲所、农训班、军训班，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

　　（作者：华南农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博士）

　　（1）金冲及.毛泽东传[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美]埃德加·斯诺著.乐山译.西行漫记[M]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4）毛泽东文集第1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何锦洲，蔡明禁.首次国共合作时期广东革命史[M]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

　　（6）张国焘.我的回忆（上）[M]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 .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8）杨绍练，余炎光.广东农民运动（1922-1927）[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9）毛泽东选集第1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1）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2）王兴国，李吉.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轨迹[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