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继领导南昌起义后，又参加了广州起义的决策和领导工作。他极力主张广东省委领导潮汕一带的工农群众举行暴动，配合南昌起义军入粤。他因要参与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没能来粤领导广州起义，但始终关注和指导着广州起义的筹备和发动。由于敌强我弱等原因，广州起义失败了。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肯定和赞扬了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意义，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并纠正了在广州起义善后工作上“左”的错误。

　　1927年12月11日，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大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州工农兵联合在一起，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参加了广州起义的决策和领导工作。他因要参与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没能来粤领导广州起义，但始终关注和指导着广州起义的筹备和发动。起义失败后，他对这场经过英勇顽强战斗后失败的起义作了中肯的评价，并正确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

　　第一、果断决定发动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酝酿时间长达5个多月。早在1927年8月，周恩来就参与了在广东潮汕等地举行的反抗国民党的武装起义的决策工作。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周恩来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中央又决定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和南方局主任、南方局军事委员会主任。南方局的职权是管理广东、广西、闽南等地党的工作。当时，周恩来正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他极力主张广东省委发动省内各地的工农武装起义，配合南昌起义军入粤。9月5日，周恩来写信给党中央，指出：“我方目的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入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望电知粤省委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①”中共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不断指示广东省委配合南昌起义军发动工农暴动：“叶贺军应与农民军结合，直奔广州，沿途不能濡滞观望，”夺取广州后则成立“中国临时革命政府”，设一常务委员会，应选进陈独秀、周恩来、苏兆征等为主要干部。②广东省委接到中央指示后，于9月21日发出第9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加快暴动的准备工作。

　　1927年10月初，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党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停止广州暴动的计划。周恩来在叶挺、聂荣臻的护送下，从陆丰转移到香港养病。10月中下旬，广东省委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提出筹备广州起义。周恩来在香港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等一起召开了研究起义计划的省委会议。10月23日，已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写信给南方局并广东省委：“请你们通知恩来务于7日前赶到上海。”11月上旬，周恩来从香港乘船赴上海。11月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担负起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广东等地的工作。周恩来代表组织局提议：由张太雷、恽代英、张善鸣、黄平、陈郁、黄谦、周文雍组成广东省委常委。这项提议得到了中央常委会的通过。会议还正式决定由广东省委发动广州起义。会议还正式决定由广东省委发动广州起义。周恩来、张太雷、黄平3人根据中央的决议起草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发动农村和城市的暴动，并“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11月26日晚，张太雷在广州召开广东省委常委会议，讨论执行《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决定立即暴动”。

　　在广州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广东省委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派具有丰富的政治、军事工作领导经验，而又熟识广东情况的周恩来前来领导发动起义。共产国际派来指导广州起义的代表纽曼通过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的电台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联系，也极力主张周恩来速来广东。随着起义正式发动的日子邻近，这一要求更为逼切。12月8日，广东省委在给中央关于起义的准备情形的报告中说：“我们的指导力量群很薄弱，希望恩来兄能即来。③”12月11日起义爆发前，广东省委紧急报告中央，认为广州起义的时机已到，暴动一触即发，并在报告的最后向中央提出3点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派恩来同志来指导最近工作。”由于周恩来在中央身负重任，无法前往广州亲自领导起义。但他多次按照中央常委的意见，起草了多份中央致广东省委关于指导起义的文件，始终关注着起义的筹备和发动。

　　广州起义从决策到发动，有长达几个月准备过程。在起义事机泄漏，而广州敌人的力量相对空虚的情形下，起义势在必行。否则，将坐以待毙。因此，当时在党中央领导岗位上的周恩来审时度势，是赞同发动广州起义的。他认为：“当时正是汪精卫继李济深之后统治广州，汪精卫要解散罢工委员会。工会还有一部分武装。跟张发奎从武汉回到广州的教导团的一部分，已由叶剑英同志当了团长，叶剑英同志说他们也要解散。同时，张发奎的军队正好开去挡黄绍竑去了。如再等一个短时期，他们就会调一师兵力回广州解散工会和教导团。我们乘这空子把部队拖出来，并且根据情况估计，要起义是可能的”④。周恩来虽然因工作需要，没能来广州亲自领导起义，但他为起义的发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二、正确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半，广州起义爆发，起义军攻占了大半个广州城，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12月13日，在香港的广东省委秘书长沈宝同写了一份给瞿秋白、周恩来的报告，指出：“广州暴动已于11日爆发（原定12日）。各重要机关已为我们占领。”报告结尾恳切要求周恩来速到广东指导工作：“闻恩来兄月底要来，最好更快的便来”①。由于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广州起义失败了。12月13日至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关于广州起义善后问题和广东工作的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海陆丰应向北发展，琼州工作要深入，造成并扩大割据的局面，建立交通网，恢复各地关系及已损失的工作。他还自告奋勇，要求到广东工作。但中央常委不同意，另派李立三前往广东，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事宜。

　　1928年1月1日至5日，李立三在香港召集广东省委全体会议，检讨广州起义失败问题。李立三在会上批评起义期间的广东省委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并以惩办主义的方式处分了叶挺、周文雍、杨殷等广州起义领导人。会后，李立三主持起草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上报中央。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一决议案时，周恩来分析了广州起义前的具体情况，认为这次起义是必需的。周恩来明确表示不同意广东省委全体会议上对起义的评价及对起义领导人的批评和处分。他认为：“这次的批评，一是批评的人没有在广州，没有深深地想想暴动时的困难；二是因退却时通知不周而造成许多人牺牲，就从根本上说暴动不好。这两种精神都不好。一个事变以后，对它的批评定要同时注意到它的价值。”他指出：“这次省委会议对广州暴动的认识太粗浅了，省委这种指导的影响是很坏的，对同志的严厉处罚是不对的。”会议指定周恩来重新处理这件事和起草中央致广东省委的信，纠正广东省委全体会议的错误。1月18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告广东同志书》，指出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广州暴动决议案》的根本精神和其指示的前途都极不正确，极其动摇，并认为决议案中的政治纪律根本不能成立。1月21日，22日，周恩来接见了专程赴上海汇报广州起义情况的广东省委常委罗登贤、黄平，详细了解广州起义的失败原因。1月25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广东省委指示信，指出：“中央坚决不同意省委全体会的根本精神和主要结论，这次省委会的根本错误在于将省委讨论和注意的中心寄托在查办当事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这一问题上去，太侧重主观上的责备忘记客观的困难，表显一个极不正确的指导和估量。②”他还认为广州起义失败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党的力量薄弱，而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南昌暴动是结束了国共合作的最后一幕，广州暴动则开创城市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第一次实现。”信中还通知广东省委，已决定派邓中夏前去代理广东省委书记，嘱李立三回中央面谈。

　　2月9日，邓仲夏在香港召集有李立三、吴毅、黄钊、聂荣臻、恽代英等人参加的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多数同志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决定。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最后，会议一致通过决议，接受中央关于广州起义的决议。

　　周恩来根据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的革命势力暂时处于低潮，在如何确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保存革命力量，坚持武装斗争等方面作了许多指示。1928年1月27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北江暴动计划中“奖励自由杀人焚屋”的精神是很不好的。会后，他起草了中央致广东省委的信。信中说：“中央认为广东全省暴动的布置除海陆丰的发展，北江的发动以外，应特重琼崖的割据，中路的斗争，西江的响应，以及香港、广州工人斗争的发动。在暴动割据的局面中，广东省委要十分注意于工农武力的创造。”2月2日，周恩来在讨论广东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发言认为：“我们要改正的是政治路线的问题，工运方面要提出联合战线的口号，琼崖要注意黎民的工作。”2月19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广州起义和总政策等问题。他在发言中针对李立三起义失败后惩办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这一错误指出：“立三提出的在党的指导机关中把知识分子的作用降到极小限度的意见是不对的，党的改造是一个积极无产阶级化的问题，对知识分子也应领导他们无产阶级化。”③

　　1927年3月中旬，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前往香港，此行的目的是彻底纠正李立三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工作中“左”的错误。他一到香港，即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充分肯定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和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总结了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由于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的配合，在战斗形势失利的情况下，又未及时撤退到农村。他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提出批评，并宣布撤消原来省委对起义领导人的处分决定。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聂荣臻回忆：“大家认为恩来同志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省委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又重新作了一个决议，基本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评”①。

　　广州起义失败后，57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英勇牺牲。周恩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地分析了起义失败的原因，他不同意李立三单纯指责主观指导上的错误，而加重追究起义领导人责任的做法，坚决反对从起义领导人的出身和所犯的某些错误，从而引申出的“知识分子始终是动摇的”的结论。周恩来认为李立三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1960年，周恩来在党的一次会议上还指出：“广州暴动失败，太雷同志牺牲后，中央把立三同志派到香港去领导广东的工作，这时是盲动主义的最高峰。盲动主义在广东搞的很厉害，广东干部牺牲的最多”②。因此，他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亲自赴广东指导工作，纠正了李立三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工作中“左”的错误，和“一言堂”作风，保护和挽救了一批干部，加强了党内团结，鼓舞了革命人民的信念和斗志，为以后的革命斗争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基础。正如1928年4月4日周恩来在给中央的信中指出的那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广东省委已近于集体指导，虽中经挫折和破获，但较前确大进步。”这表现出周恩来在复杂和艰难的革命斗争中，具有高度的政治水平、务实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处理党内矛盾的能力。

　　第三、充分肯定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

　　广州起义是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州工农兵武装夺权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连接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周恩来一直肯定和赞扬广州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周恩来担任大会秘书长。大会专门成立了有苏兆征、周恩来等参加的广州暴动专题委员会，总结广州起义的历史经验。在周恩来等起草、审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尤其是广州武装起义，在政策上决非盲动主义的政策”。“广州武装起义是必要的英勇尝试，是为保持革命胜利的斗争，是使革命深入，直接创造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1944年， 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明确指出：“广州起义，这是正是反革命猖獗的时候，全国的城市在反革命手里。广州起义是广州工人与革命军人联合起来的英勇尝试。”同时，周恩来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了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和给中国革命留下的血的教训。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党在策略的运用上所犯的错误是：在革命处于高潮应当进攻的时候，不善于进攻，如在武汉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应当退却的时候，不善于退却，如在广州起义时期。”周恩来认为广州起义爆发后，如果起义军不坚守大城市，及时向农村转移，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就会取得更大的效果。“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广州起义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在起义失败后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起义经过，受到米夫、王明等的指责，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不了解实际情况，认为他“政治动摇。”叶挺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一气之下流亡国外。周恩来对此是深为叶挺打抱不平的。1944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特别为叶挺平反：“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③

　　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总结和宣传广州的伟大意义和应永远记取的经验教训。他和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一起，从广州起义等革命风暴中找出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作者：广州农讲所纪念馆馆长）

　　①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

　　①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①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