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响彻大江南北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中，在解放全中国的壮阔波澜中，陈泊（原名卢茂焕，又名布鲁）——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闻名遐迩的侦察英雄，从东北而中原而南国，一路虎虎生风，所向披靡。

　　1949年10月，叶剑英亲自点将，要陈泊来“清扫”南国重镇——广州，并任广东省社会部部长、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3个月后，上级任命谭政文接任以上职务，陈泊变成为第一副厅长兼第一副局长，分管广州市治安工作。

　　1951年1月24日晚10时余，陈泊家灯火通明，案头高高。他要考虑的是如何给中共华南分局和广州市委作一个简要的总结报告。此刻，在陈泊的案头上，摆着这样一些资料：自我军接管广州一年多来，市公安局侦破中统、军统、中美合作的及其他匪特案件计300余起；抓获匪特及黑社会头目1000余人；缴获秘密电台20部、长短枪7000余枝；搜缴敌伪档案50余箱；破获查处治安案件上万件……1951年新年前后，全市没有发生一起抢案盗案，广州人民欢欢喜喜过了一个太平年。

　　陈泊刚写下总结报告的题目，窗外忽然响起一阵急刹车的声音，接着省公安厅人事处长惠锡礼来通知参加紧急会议。陈泊二话没说，穿上军衣，带上手枪、笔记本、钢笔和警卫员小陆坐上惠带的其中一辆吉普车，往地处东山的中共华南分局驰去。

　　进入会议室，陈泊立即感到气氛有些异样。不多时，公安局另一名副局长陈坤也到了。会议宣布：陈泊、陈坤在广州工作期间犯了许多极其严重的错误……必须隔离审查。接着便列举了两陈的一条列“错误”，并揭发批判了近两个小时。

　　接着，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在广州展开了，“特务头子”梁侠、程长清等所有“特情关系”一律逮捕，包括派驻香港的“特情力量”也统统以各种名义诱至广州加以逮捕。“两陈”的秘书、警卫员、市公安局特别工作组的正副组长及所有外勤干部一律被隔离审查，整个广东省公安战线的情报工作至此全部陷入瘫痪。

　　1951年1月24日，陈泊、陈坤被捕为标志，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个奇案就这样启动了！

　　1909年，陈泊出生于广东省乐会县（解放后为琼海县）。陈泊原名卢茂焕，11岁时在家乡双庙镇小学读书时，就受到校长兼语文教师王文明（琼崖学生运动杰出领袖、琼崖首批党员之一和地方党组织创始人）的教育、启发。1926年初，17岁的亚焕走上了革命道路。同年6月，经王文明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12日，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日子。白色恐怖亦笼罩到琼崖，4月23日，亚焕被捕，29天后由舅父交200块光洋保释。同年6月，在王文明的率领下，亚焕参加了攻袭博鳌镇警察局的战斗，并亲手抓住了警察局长王文科。此后，亚焕成为了乐会县武装小分队的短枪班班长，不久又升为排长。他带领战士们经常出没于山林大泽、乡村城镇，多次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并机智勇敢地枪决了叛徒王传桢。特别是在9月下旬全琼武装总暴动的血战柳子寨战斗中英勇善战，在加所坡率全排战士冲入敌阵，克敌制胜；又在春心园自告奋勇，游过滔滔万泉河到柳子寨报信的英勇行为，受了表彰。同年11月，琼崖特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决定进一步扩大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讨逆军正式更名为工农红军，亚焕也由排长升为副连长，参与攻打了中原市。攻打中原市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全琼崖的革命力量。不幸的是，在“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错误方针下，琼崖党团特委被迫迁离乐会四区等红色根据地。亚焕也被迫离开了家乡，到了新加坡，找到了在苏门答腊的三舅父。

　　生活安定下来后不久，亚焕就找到了关系，为纪念这次在海外接上党的组织关系，从此改名为布鲁。不久，经马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巨港特别支部，布鲁为特别支部负责人之一。

　　马共中央十分欣赏布鲁的坚定、勇敢和机智，后来布鲁被调到马共中央担任马来亚总工会纠察总队队长。不久，接到上级“消灭大叛徒李锦标”的重大任务。此后一连几天，总见一个年轻人出现在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新加坡城区中心娱乐场所“小世界”的附近，今天是擦皮鞋的、明天是卖烟卷的、后天又成了西装革履的青年绅士，他就是布鲁。根据周围环境，布鲁选用自制炸弹来消灭叛徒，结果由于意外原因，没有炸到李锦标，反而使自己左手掌被炸伤至截了半截。万万没有想的是，20多年后，布鲁会因这只残手被自己人怀疑为“英国间谍”由此完全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因炸弹案，布鲁被送进英殖民当局的集中营。经过斗争，1932年初，被遣送回国，海外赤子，终于回到阔别数年的祖国。

　　布鲁到达厦门后，按组织建议又转赴上海。他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终于与上海地下党接上了关系。1936年秋，布鲁离开上海去了延安。博古听说布鲁能写会画，便把他留在党领导下的“中国新闻社”工作。西安事变后，1937年3月，布鲁随中国新闻社撤回延安，进入红军大学（后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半年后被分配到延安保卫处，先后任侦察科长、情报科长、保卫处长、绥德专区保安分处处长等职，在延安党的保卫战线一干就是9年。期间，布鲁是侦察科长，谭XX是地方科科长，两人当时年轻气盛，在工作问题上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从那以后，布鲁和谭XX的关系就不那么融洽了。

　　1938年7月，延安在城南的七里铺举办了一期“红色间谍”（即秘密侦察员）特训班。参加训练班的有36人，其中包括：浦琼英（即卓琳）和吕璜等8名女学员，特训班于1939年1月结束。建国后，特训班的学员大都成了我国公安战线的中坚骨干，这大概是布鲁不曾预想到的历史性贡献。

　　布鲁在海外工作多年，生活上养成浓重的华侨风度。高挑的个儿，平时经常穿着一件酱色皮夹克，腰间插着手枪，架着银丝边眼镜，登着一双长统破皮靴，看上去风度翩翩，神气十足。他这套穿着打扮和特别的生活情趣，在延安的军事化生活和漫山遍野的八路军真蓝制服中，显得古里古怪，洋里洋气。再加上他在侦察工作中点子多，有经验，有办法，善于在细微末节、蛛丝马迹中找疑点、抓线索，许多复杂案件到他手上都迎刃而解，因此人们都开玩笑叫他“福尔摩斯”。这一叫就叫响了。

　　在陇东工作期间，布鲁还率领巡视组一举彻底告破了“几百万边币案”，轰动了整个庆阳县及周边地区，使庆阳及周边广大群众通过这一实例，真正知道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到底不一样。”此事在延安传开，布鲁的“福尔摩斯”之名叫得更响了。

　　1943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延安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一场伟大的整风运动。但这次整风学习后期，延安风云突变。在中共党内最大的阴谋家、投机家康生的一手策划和导演下，整风运动突然转入一场大规模的疯狂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即“普遍开展抢救跌入国民党特务泥坑的青年运动”。）运动中挨整的大多是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党干部和全国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他们之中很多人被打成“敌探奸细”、“军统中统”、“CC社分子”、“复兴社”、“三青团”等等。一时间，延安搞得满城“特务如麻”，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布鲁曾在海面岛、新加坡和上海进行过十几年的地下斗争，两次被捕入狱，左手又有伤残。康生异想天开，声言布鲁的断手很可能是敌人搞的“王佐断臂”的苦肉计。不过，布鲁毕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而且刚刚破获了延安最大的一起军统特务案，名声赫赫，并受到毛泽东的夸奖。因此康生没敢抓他，只是把他下放到绥德专区保安分处，名义上是副处长，实际上是靠边站。

　　1944年春节过后，延安“抢救运动”完全停止，全党转入大规模的甄别工作。布鲁原准备回到延安保卫处工作，但时任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和本领，把布鲁留在绥德就任专区保卫分处处长。期间，布鲁首先就是打开牢门大锁，把“抢救运动”中送到这里关押的知识青年全部释放出来，并安排工作。其次，还根据可仲勋的指示，及时破获了发生在绥德师范学校的“杨典刺杀”案，并成功策反国民党特务苗乐山。

　　1946年6月，布鲁奉命抽调延安保安处干部组成公安大队开赴哈尔滨。布鲁被东北局任命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布鲁改名为陈泊，在哈尔滨市公安局分工负责全市侦察肃反工作。1947年，东北局成立了解放长春工作委员会，任命陈泊为长春工委委员兼情报组组长。1948年初，在陈泊的领导下，由侯诺青等40多名骨干组成的情报组犹如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

　　盗出敌军修筑的64座子母钢筋水泥永久工事图；

　　逮捕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制止了一起严重事故的发生；

　　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飞机场，切断了长春敌军空中运输线路；

　　扑灭国民党特务放火焚烧蒋军三十八师的军火库等等。

　　随着东北全境解放，我野战军浩浩荡荡一路南下席卷关内。根据中央指示，1949年春吉林省委书记陈正人奉命率领一批干部按管江西，陈泊被任命为江西省委常委、社会部部长兼省公安厅长。同年9月，找大军逼进两广，叶剑英受命担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准备接管在国民手中的最后一个大城市广州。

　　叶剑英在延安时期就知道当时叫布鲁的陈泊是广东海南岛人，因屡破大案享有“福尔摩斯”的盛名。他再三请陈正人“割爱”，陈拗不过，只好放人。但陈泊万万没有想到，广州这大军南下的终点站竟成了他英雄折腰的受难地。

　　陈泊以他英勇豪壮、所有披靡的步伐，走过战争，走向和平；但是，对他而言，另一场为生存和名誉而战的生死大搏斗又开始了。

　　1951年1月24日晚，陈泊和陈坤在广州被隔离审查，3天后，被武装押送北京。4月下旬，正式被捕，关进公安监狱。建国后发生在公安系统的第一个大奇案、大冤案，就这样掀开了它全部卷宗的沉重的扉页。

　　监狱坐落在德胜门外一片荒凉的效野之中，周围一圈土墙，牢房是一排排平房。陈泊、陈坤住的是独门独院的单人牢房，持枪武警在院门口日夜看守。开始，公安部领导批准，允许陈泊的夫人吕璜二个月探监一次。夫妻俩坚信眼下这种境况是暂时的，肯定是组织上的误会，相信党最终一定会实事求是，还陈泊以清白。

　　时间在度日如年的煎熬中缓缓流逝。一年多后的1952年国庆过后，陈泊的战友，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的东江纵队战士、出色的地下工作者，前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坤惨死在监狱里。在没有任何结论的情况下，被悄悄埋葬在监狱的大墙之下（后来连尸骨也无法找到），在痛苦和绝望中走完他年仅41岁的生命历程。

　　陈坤死了，陈泊依然被关在大牢里不见天日，一拖就是两年多，迟迟结不了案。期间，叶剑英同志在关注着；原中共香港分局的领导也在关注着；广东省、广州市的广大公安干警在等待着；因“两陈案”和所谓“中统特务梁侠、程长清案”的株连而被审、被捕的数百人以及几千名家属也在痛苦中等待着；铁窗中的陈泊和大墙外的吕璜更是在度日如年的凄苦中等待着。

　　此案到1952年春才被提上公安部党组工作议程，由公安部一局四处（即执行处）直接审理。办案人范祥、郝力光、郭松华都是入党多年、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三八”式老干部。经过他们两年多的审理，结论是：陈泊、陈坤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梁侠、程长清都是为我党做出重要贡献的好同志；他们所利用工作的旧关系、旧人员无一是现行反革命和暗中为国民党服务的特务，所谓“中统特务集团头目”的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

　　结论报告层层上报，不知是否当时身处中央高位的康生有什么“指示精神”，结果是“此案不能动摇”。此案震惊华南全党，震动全国公安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广受关注。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953年3月8日上午，陈泊在监牢被押到犯人食堂（并不是法庭），由一名公安干部对陈泊宣布：陈泊在广州市公安局工作期间，丧失革命立场……判处陈泊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刑期从1951年1月24日算起，永远开除党籍。

　　判决完全出乎意料，完全是凭空捏造，栽脏陷害！刚烈火爆的陈泊额上青筋突暴，一边听一边摇头。宣判完后，陈泊悲愤地嘶声大叫：“冤枉！冤枉！这不是事实，不是事实！我不签字！”刚强一生的陈泊此时不禁失声痛哭。

　　陈泊对判决不服，在狱中写下申诉书，一份又一份交给上级领导，都如石沉大海。在一次为了要申诉书交到领导手里，陈泊被一名看守暴打，至右手臂向后板成脱臼而痛得昏死过去。他的左手掌残了——那是大革命时期在新加坡为消灭叛徒而不慎炸断的；现在他的右手臂又不能活动了——这是在自己的监狱里，被自己人打的！苍天何在？公理何在？陈泊清醒过来后挣动着爬起来，跪问苍天大地，失声恸哭！但坚强的陈泊仍然没有倒下，他暗暗发誓，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斗争到底：只要不死，就顽强地等待下去，等到出狱，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1961年1月24日，在关押了整整10年之后，陈泊终于踏出监狱大门。虽然踏出了监狱大门，但是自由依然遥远。就在陈泊出狱后的第3天一大早，几名公安武装干警破门而入，不容分说就收缴了释放证，然后将陈泊带上警车，直说押送到北京开往武汉的火车上。火车到达武汉车站后，被湖北省公安厅派来的一辆吉普车带走押送到荆门沙洋劳改农场管理局，最后将陈泊安排在罗汉寺劳改分场园林队劳动改造。

　　1965年4月，罗汉寺农场根据判决书剥夺政治权利5年的规定，向沙洋劳改农场管理局呈交了请示报告，根据陈泊的表现，建议恢复陈泊的政治权利。沙洋劳改农场管理局据此向湖北省公安厅劳改局和全国公安部劳改局写了报告。答复下：不够条件，待续改造。

　　1966年，共和国历史上的空前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两陈案”引起了北工大“红卫兵”组织的注意。同年8月5日，北工大专案组派车把陈泊从劳改农场接回北京。从陈泊被捕之日算起，已有18年被隔绝于大墙内外，不得相聚；从1954年公安部禁止吕璜探监至此，夫妻也已相隔13年未曾见面，没有想到会在“文革”中重逢。吕璜哀求丈夫，无论上刀山下火海，再也不要分离。陈泊沉默良久，眼镜下闪着泪光，最后吃力地说了一句：“我对不起你。”他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因为这关系到一生的清白和一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生命啊！

　　1967年国庆前，北京市开始一家一户清理外来人口，北工大专案组也在积极准备护送陈泊回农场。因陈泊胃痛加剧，计划推迟，并报公安部同意。国庆过后，陈泊和其他一批刑事犯罪分子被公安部军管会押往沙洋劳改农场。陈泊以为又会被送回罗汉寺分场，但却把他送到了更为偏远的沙洋农场砖瓦厂劳动改造，与其他劳改犯一样强制劳动。时间一过又是5年，此时，陈泊已经63岁。他哪经得起这种折磨，加上胃痛加剧，呕吐不止，直至不能进食，昏迷不醒，于1972年2月惨死于劳改农场。一个英姿勃发、奋发蹈厉的民族雄魂，一个高风亮节、永不屈服的钢铁战士，一个为人民解放披肝沥胆、忠心耿耿的革命战士，就这样满怀悲愤，含冤辞世。

　　一声春雷震撼中国。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序幕，“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被彻底推翻。在全面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中，广州“两陈案”也被提上中纪委的议事日程。1979年4月，吕璜向中纪委递交了陈泊以鲜血和生命写成的、珍藏了近30年的申诉书。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查、取证，1980年9月，中纪委将复查报告上报中央。同年10月11日，中央作出批示，同意中纪委报告，认定这是一起错案，否定了1953年陈泊、陈坤的判决，并恢复他们的党籍和名誉，消除影响，妥善安排有关受害人。

　　陈泊、陈坤平反昭雪后，在湖北省沙洋劳改农场找到了陈泊的遗骸，火化后根据吕璜的意愿运到了广州安放。广州市委在银河公墓礼堂举行了隆重的陈泊、陈坤骨灰安放仪式（由于找不到陈坤的遗骸，其妻子高华拿出陈坤生前用过的一支钢笔放入骨灰盒），解放初期在广州工作的老同志纷纷前往参加，向两陈的亡灵告别。1982年5日，公安部在北京八宝山办陈泊、陈坤举行了追悼大会，当时正是全国各地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追悼大会即是平反大会。叶剑英、彭真、习仲勋、张秀山、陈正人等都送了花圈；当年与陈泊共同战斗、工作过的老战友、老同志也齐聚一堂；还有全国妇联、公安部领导、北京市公检法各部门的老熟人、为“两陈”翻案的北工大同学及卓琳，邓涛等都参加追悼会。

　　陈泊同志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