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邓小平竭力倡导的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除总设计师邓小平外，另一位先行者的身影同样令人们难以忘记，他就是中央改革开放政策的决策者和重要参与者——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谷牧同志。从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间，谷牧受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一直分管和具体负责我国的对外开放工作，是广东改革开放事业起步阶段的主要推动者。谷牧同志常常身体力行，制定和实施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政策以及研究和考察广东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其足迹遍布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乃至整个南粤大地，在为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坚持兴办经济特区、主持开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和广州、湛江等沿海城市、为广东改革开放顺利发展保驾护航等方面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为新时期广东改革开放事业的起步和广东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实施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而奔走

　　十一届三中全会犹如一股春风，吹绿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也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集结号”。但对一个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封闭已久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如何迈出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如何寻找正确的对外开放的战略切入点和突破口，在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以遵循的情况下，是需要当时中央决策层慎重考虑的。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根据邓小平的倡议，中央正式提出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的措施”并试办出口特区，让两省“在开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加速发展地方经济方面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①会后，中央、国务院就建立出口特区的问题委托谷牧副总理到广东、福建调研，帮助两省作进一步的调查认证工作，并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

　　1979年5月14日至20日，谷牧带领中央工作组到广东，进行视察和帮助广东省委起草文件。谷牧同广东省委、省革委负责人进行了两次谈话，对起草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指出，中央决定广东先行一步，搞快一点，你们完全有这个条件。港澳居民绝大部分是广东人，广东的同志要出一把力。从香港引进技术、搞来料加工，利用我们廉价的劳动力，很有前途。总之，思想要解放一点，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谷牧还向广东提出了三个目标：一是5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要争取超额；二是要夺回被日本、台湾夺去的香港市场；三是赶超香港。其办法是中央对广东实行大包干。5月16日，谷牧还是视察了中山、珠海。在珠海，他同省、市负责人作了《现在是觉醒的时候了》的讲话，谷牧在讲话强调，划深圳、珠海为特区，在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搞联邦，不能搞资本主义。谷牧领导的工作组在视察结束后还帮助广东省的同志起草了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谷牧及其工作组的指导，对于广东更加深刻理解中央改革开放政策，并把这一政策具体贯彻到实践中起了重要作用。

　　1979年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即中央50号文件），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自主权。并随后确定由谷牧任主任的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归口管理这项工作。中央的这个重要决策，对于加速广东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受到广东全省人民的热烈欢迎，并在港澳地区以及海内外侨胞的心中引起强烈共鸣。受此鼓舞，广东人民迸发出巨大的建设热情，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的洪流中。

　　中央对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大政方针确定后，具体怎么执行还是个大问题，以前没什么经验可以遵循，只有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对此，谷牧同志积极鼓励粤闽两省尽量地去闯、去试，杀出一条血路来。为了更好地执行中央决策和加强对两省工作的指导，谷牧多次召开两省联席会议或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听取广东、福建的工作汇报，并及时给予指示。1979年12月，谷牧在北京京西宾馆听取了广东、福建两省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谷牧在听取汇报后指出，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对两个省经济工作的全面要求。“两省不仅要搞特区，而且要利用外资，使两个省的工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活动，比其他省更繁荣。”①1980年3月下旬，在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实行一年的背景下，谷牧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总结贯彻中央50号文件的情况和出现的问题，并研究应该怎样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谷牧明确提出利用国际有利条件，利用广东、福建两省华侨多，热心建设家乡等积极因素，使两省经济建设发展快一些，两省问题解决得好，必然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闯出新路子，提供好经验。②

　　为更好地贯彻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除召开两省工作会议外，谷牧还经常主持召开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同志联合办公会议，协调各部门之间的不同认识、做法以及各方面的关系，耐心做各方面的工作。仅1981年上半年，这种协调会议就开过5次，并以纪要的形式确认，从而使许多牵扯不清的事情得以解决，为两省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执行以及改革开放的发展扫除了不少障碍。

　　另外，作为身体力行的执行者，谷牧更多的是深入基层，到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了解情况，进行现场指导。南粤大地的山山水水，从沿海港口、机场到山区的交通线、从城市到农村，都留下了谷牧为贯彻落实中央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而不知疲倦地奔走的身影。例如，1979年至1995年，谷牧曾十次到汕头考察，对汕头经济特区的建立及发展提出过许多具体的宝贵意见，并帮助特区建设解决了许多其体困难，为汕头经济特区的发展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由于谷牧的努力以及广东、福建两省在经济建设以及其他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50号文件5年期满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使两省的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更好。

　　坚持兴办经济特区

　　作为特区工作的主要分管领导，特区所走过的每一步，谷牧都是指导者和见证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程表明，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并非一帆风顺，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更是经历了众多的艰难曲折、是是非非。有人怀疑特区将变成租界，有的人更是痛心疾首发出感慨：“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发展遭遇困难的时候，谷牧常常力挽狂澜，坚持兴办经济特区政策不动摇，并为经济特区的发展殚精竭力，是广东经济特区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1980年4月，谷牧与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再次南下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研究办好四个经济特区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谷牧采取广东方面的意见，将出口特区改为涵盖面更宽的“经济特区”这个名称。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这次会议形成的《纪要》。这样，经济特区的建立就开始由一年前的设想变成具体的现实了。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的区域，设置经济特区，并“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依法保护其资产、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①

　　谷牧是广东特区建设发展的幕后主要策划者，他创造性地把邓小平和中央对特区的一系列指示指导特区付诸实践，特区的发展必然与谷牧这个名字联系起来了。从1980年12月至1988年3月，谷牧曾10次到达广东，检查和指导广东特区工作，.在对特区所取得的成绩进行鼓励、稳定特区人发展信心的同时，积极谋划特区发展的新措施。1980年12月，谷牧在视察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后对特区建设作了重要指示：（一）搞好特区要有个好规划，要严格遵守规划；（二）搞合资经营的路子是对的；（三）特区必须立法；（四）特区要有一支设计能力、技术水平都是第一流的建筑队伍；（五）要加强对特区工作的领导，第一把手亲自抓；（六）要搞好特区，必须反对特权思想，抗拒资产阶级的腐蚀。1982年3月，谷牧再次到广东检查工作，在参观完深圳、珠海一些建设成就后指出设置经济特区是是中央的重要决策，一定要把经济特区办好。他希望特区建设者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认真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前进。

　　谷牧还注意理顺特区发展中的中央、广东省以及特区等各方面的关系，扫除特区发展的障碍，对特区的体制改革以及人才培养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并督促执行。1982年11月，谷牧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粤闽两省的负责干部，就特区建设中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大家集中讨论了特区进出口关税、利用外资及特区建设三材供应问题。其间，谷牧说，特区要逐步跳出国家体制之外，这不是说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说办特区不能按现成的管理办法，如果特区办一件事还要跑到北京盖几十个印，这样就办不起来。他要求落实责任制，各部委都要指定一位同志主管特区工作，全权代表，固定参加会议，不能临时指定。1983年4月谷牧到广东考察后进一步指出，兴办经济特区，是中央的重要决策，有关部门都有责任支持特区的建设和发展。11月，谷牧在深圳经济特区检查工作后又指出，特区一定要把政企分开，希望深圳闯出新路子，坚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

　　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并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邓小平的第一次南方谈话进一步鼓舞了特区建设者们义无反顾地沿着已经开辟的道路继续探索。另外，此时特区已经走过了4年的历程，积累不少经验，为了更好地贯彻邓小平关于特区的设想，明确特区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谷牧于1984年5月又在深圳召开特区工作会议，谷牧提出特区要扩大自主权，要有“总督”，其他地方不要对特区乱插手。特区的外贸体制不能回避，也应该有自主权，特区在对外贸易方面非有个特破不可，特区的产品要打出去与国外产品竞争。谷牧在会议上还要求包括特区在内的沿海地区立志改革，敢于创新，培养人才，培训人才。

　　1985年初，社会上出现一股“特区失败”的论调，有人竟然公开提出经济特区是国家的包袱，要背到何时？再加上开放地区又出了外汇失控和走私汽车的问题，一时间议论纷纷，给广东经济特区的建设以很大的压力。在此情况下，谷牧顶住压力，1986年1月，谷牧在深圳主持召开的特区工作会议，这是特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大兵团联合作战会议。在会上谷牧要求特区工作要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使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并发扬开荒牛的精神，坚持把办好经济特区这项试验搞成功。他对广东、福建两省经济特区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认为一定要进行体制改革，改革是促进开放的重要方面。对开放省的工作不应当评头论足，应得承认成绩，继续支持，使两省更好地走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列。1987年2月，谷牧在珠海考察时指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会改变；对外开放将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经济特区要率先适应外商投资需要的小气候，经济特区要继续向外向型的目标前进，真正发挥“两个辐射、四个窗口”的作用。

　　1987年特区工作会议之后，广东经济特区的经济逐步走出困境，开始进入一个良性的提速发展轨道。谷牧主持召开了在深圳举行的1987年全国特区工作会议。在会议上，谷牧说，“小平同志指出，办特区是一项实验。我们现在可以说，这项探索性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实验正在逐步取得成功”， ①他还要求特区在特区的全范围内形成一个有利于外商投资和经营管理的“小气候”， 1987～1988年，深圳特区抓住国际经济调整、日元升值等有利时机，在创造“小气候”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至1990年底，深圳实际利用外资达32.5亿美元，兴办三资企业3000多家，吸引了25家外资银行在深圳设立分行或办事处。②

　　谷牧是特区建设的总工程师，对谷牧在筹办经济特区以及促进经济特区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众多方面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海外学者傅高义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曾这样写道：“中央政府领导人很愿意帮助深圳寻求各种联系。谷牧起了关键作用，他提供了中央和地方有效联系的关键途径。对深圳成功的强烈认同使他很容易获得地方官员的信任。事实证明他非常适合于大胆试验的改革时代。他注重实效，是一个天生的善于解决各种难题的专家”。③前国家副主席王震也曾高度赞许谷牧，其评价道：“群众反应，这些在一线工作的同志思想解放、政治敏锐、视野开阔、精明强干、精力充沛，完全能够胜任领导我们这么个大党大国的工作”。

　　主持广州、湛江对外开放和珠江三角洲开发

　　为了促进广东对外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在谷牧的斡旋努力下，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广州、湛江等沿海城市，并开辟珠江三角洲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3年冬，谷牧到广东珠江三角洲考察对外开放工作，看到珠三角地区的部分工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开发出了一批新、优产品；农副产品通过采用先进种养加工技术，提高了出口创汇能力。当地干部群众都反映珠三角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期间，谷牧还听取了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珠江三角经济区规划的初步设想》，指出：珠江三角洲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可以带动全省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全国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等，也将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④其后，谷牧根据珠三角的现状以及广东省委的汇报，于1984年1月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报告认为珠三角发展之快，形势之好，出乎意外，要求进一步因势利导，推动对外开放加快步伐。

　　1984年邓小平发表了第一次南方谈话，指出：“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等，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中央书记处将具体落实小平同志该项意见的任务交给了谷牧。谷牧深受鼓舞，坚定了开放若干沿海城市的信心。1984年3月，谷牧在北京主持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在会上，谷牧强调：开放沿海港口城市，政策性强、国际影响大，需要周密部署，积极扎实地工作。5月，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广州、湛江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6月，谷牧视察广州后，听取了广州、湛江市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精神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汇报，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广州、湛江这两个新开放城市，当前主要抓改革，抓引进外资。他还肯定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选址，并强调“不要急于求成、全面铺开，要一小块一小块地搞”。开放广州、湛江沿海城市是广东对外开放的又一个新的重大步骤。

　　作为广东开放沿海城市决策的主要措施，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相继于1984年和1986年成立。谷牧对广东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发展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多次莅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参观考察，并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1986年12月，谷牧前往广州经济开发区考察，听取了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的汇报，参观了开发区的部分企业和基础设施，提出：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在新形势下更加开放，在创造吸引外资的“小气候”方面跑在全国前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在全国13个经济开发区中领先创造一个方便外商投资的气候和环境，要发挥优势，打出国外，敢于与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竞争。⑤在谷牧的关心和帮助下，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今，在全国5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其综合实力名列前茅。

　　1985年1月4日，谷牧在向邓小平汇报14个城市的开放问题时，谈到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开放问题，邓小平说，这很好嘛，沿海练成一片了。后谷牧又提出加上闽南三角洲，这样三个三角洲在谷牧的努力下，一并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5年1月，谷牧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起草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纪要》提出珠三角要从“小三角”（包括佛山、江门等10多个县市）搞起，取得经验，逐步扩大到“大三角”（共28个市、县及一个郊区）。2月，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纪要》。珠江三角洲被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是广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布局。这样，广东就形成了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等在内的对外开放格局，并将带动内地、山区的经济发展。在这其中，谷牧起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为广东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加强反走私斗争，为广东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保驾护航

　　对外开放以后，境内一些不法分子和海外一些走私集团互相勾结，对我国沿海地区大肆进行走私贩私和投机倒把活动。另外，我们对在新形势下抵制资本主义思潮的腐蚀和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思想准备不足，防范措施不够健全，力量明显不足，使得1981年底至1982年上半年，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发生了走私贩私的严重情况。不法分子通过多种渠道和手段，运送大量的手表、电视机、电子计算器、高级香烟和工业品等进入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

　　中央对走私现象非常重视，并于1981年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斗争。谷牧作为对外开放的负责人，也极为关注。1981年，谷牧代表国务院先后两次主持召开了东南沿海三省（粤、闽、浙）打击走私工作会议。走私贩私确实损坏了改革开放省份的形象，有人对特区提出责难。谷牧重申：广东、福建还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都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改革的方向是不会变的。党和国家实行这些政策，目的是搞活经济，发展生产，它同走私和投机倒把发横财是毫不相干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谷牧的这一表态非常及时，马上消除了一些人的担心，更加坚定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决心。

　　1982年春，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提出开展严厉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并且专门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讨论贯彻中央的《紧急通知》，布置反走私斗争问题。会上，谷牧作了专题发言，其认为，对走私贩私问题要从政治思想、党内原则和法纪上来看。政治上已有相当多的同志中了糖衣炮弹，已经不光是广东、福建、浙江三省的问题，对全国社会主义秩序有干扰，所以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进行打击。

　　谷牧对广东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也作出了指示，要求坚决纠正。1982年4月，谷牧到广东检查工作，在听取广东经济工作和对外经济工作汇报后，肯定了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取得成绩，闯出了经验，对国家“四化”建设起推动作用的同时，也指出广东在执行中出了毛病，即：在商业流通渠道方面、分配方面，放得宽了，管理不严；来自外部的问题是走私一度猖獗。①他要求广东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年内要解决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不再发生大规模的走私活动；加强计划经济，解决经济领域的自由化问题。在谷牧的积极努力下，国务院于1982年8月17日《关于加强东南沿海三省海上缉私队伍建设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对广东、福建两省进出口商品管理和制止私货内流的暂行规定》。

　　正是由于谷牧等中央领导同志积极加强打击走私贩私活动，广东的改革开放政策才没有因为反走私斗争受到大的影响，广东的对外开放才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可以说，谷牧为广东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保了驾护了航，保证了高扬着改革开放旗帜的“广东号”沿着正确的航道顺利扬帆前进。

　　广东从举办经济特区、开放广州、湛江沿海城市到开辟珠江三角洲为经济开放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的特别试验，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既需要广东改革开放的建设者们在充满竞争和挑战的崎岖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进行探索和开拓，也需要中央领导决策层的支持和帮助。从1979年初参与创办特区开始，一直到1988年3月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这段时期内，谷牧作为中央分管特区和对外开放工作的负责人，在广东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发挥了极其关键的推动作用。他既是中央最高决策层的一员，又是改革开放建设的具体实践者，在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扮演了领导者和专家的双重身份。“看似寻常最奇崛， 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谷牧在1989年3月到汕头特区视察时的题词，题词既是对广东经济特区建设历程的精炼概括，也是谷牧为新时期广东改革开放的起步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的最真实写照。

　　①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一九七九——一九八二）》，第8页。

　　①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一九七九——一九八二）》，第51页。

　　②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一九七九——一九八二）》，第58页。

　　①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一九七九——一九八二）》，第89页。

　　①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一九八六——一九八七）》，第257页。

　　② 深圳史志办公室编：《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深圳卷）》，第269页。

　　③傅高义，1991，《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中译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52页。

　　③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5页。

　　④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2页。

　　①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