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8日是我们尊敬的老领导黄焕秋同志逝世一周年。去年的这一天正是元宵节，原本是欢乐的日子，但中午12点，老同学、老战友、中山大学校友会原秘书长杨白清同志来电话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黄焕秋同志在当天凌晨去世了。听到这个噩耗，我禁不住心头一颤，潸然泪下。我随即将这不幸的消息用电话转告给一些原来曾在团华南工委和广州市团委工作过的老战友，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无不感到悲痛。

　　焕秋同志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青委书记、华南团委书记、中山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等职务，是华南地区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改革的先驱，他为青年运动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虽然曾遭遇过来自自己阵营的三次严重折磨（1952年的反地方主义、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但丝毫没有动摇他崇高和坚定的理想信念。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教育一代代青少年这项伟大的事业，并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在2010年3月6日上午中山大学为他举办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看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负责同志以及广大群众献给他的花圈，听到了国家教育部和中山大学对他的悼词，都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使我深深感到，像焕秋同志这样一个真正为人民奉献一切的革命者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我是在1949年2月开始和焕秋同志相识的。

　　1948年7月初，党组织派我到香港参加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城委举办的广州地区学生战线党员干部学习班，8月初学习班结束后回到中山大学，中大我地下党的总负责人胡泽群同志接了我的组织关系，并分配我负责联系中山大学文、法两个学院地下党和爱国民主协会（党的秘密外围组织）的一条主要线。12月中旬，我所联系的一个党员被敌特诱捕，我面临暴露的危险，党组织决定要我立即撤退去香港。12月19日，我带着我的上级领导人胡泽群同志写的一封藏着接头暗语的便信，到香港九龙青山道我地下党的联络站找到了联络站的负责人杨宝莲同志（地下党员，原广州市中华文化学院学生）。接上关系后，我要求去农村参加武装斗争。杨宝莲同志说，她会向组织反映，如组织同意，待下次交通来时带我去农村，要我先在香港等候通知。当时我已经做好了去农村的准备。过了一个月，1949年1月20日，联络站的施泽霖同志（地下党员，原中山大学工学院学生）来通知我，因工作需要，组织决定我不去农村，留在香港搞学联工作，组织关系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城委系统转到分局群委系统，要我去九龙福华街6号3楼《香港学生》社找俞仲达同志接头。俞仲达同志原是中大文学院学生，地下党员，是1947年“五卅一”运动时经中大全体同学大会选出主持大会的5位主席团成员之一，也是大会选出领导运动的公开机构——学生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我在“五卅一”运动时就与他相识。“五卅一”运动后他撤退到香港工作。当时在《香港学生》社任总编辑。我当天就找到了俞仲达同志。俞仲达同志对我说，全国学联在香港设有一个秘密的办事处，名叫“全国学联香港办事处”，也叫“全国学联华南办事处”，负责联系华南各地的学联。现在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全国解放为期不远，党中央决定今年春天在华北解放区召开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原在香港工作的全国学联的同志大部分都已北上解放区准备参加学代会去了。香港分局决定在群委下成立一个学联工作组去接替全国学联香港办事处原来的工作。我们就是学联工作组的成员。组织要我们尽快到全国学联香港办事处去接头。办事处当时只留下两位同志，一位同志姓刘，湖南人，住在办事处；另一位同志姓车，上海人，住在另外的地方。他们两位也很快就要离开香港到解放区去。接头之后我们就搬到办事处去工作和住宿。由于全国学联香港办事处是秘密活动的，当然不能公开挂牌，对外只是一处私人住宅。它是原全国学联以一位工作人员个人的名义租住的民居，位于九龙荔枝角道一幢很陈旧的楼房的三楼。这三楼实际上只有一间约20平米的房间，中间用木板隔成两半，一半是有窗户可见阳光的客厅，另一半是一间没有窗户的黑房。客厅是我们工作和吃饭的场所。当时领导我们学联工作组的是许稚人（许彦常）同志。她是中共香港工委群委属下的青委负责人之一，是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原来也是抗战时期中大文学院的学生。她说，我们学联工作组还要增加一位同志。过了几天，她带来了一位女同志。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位女同志竟然是我们中大学运中鼎鼎有名的英雄人物潘明丽同志。她原是中大文学院的学生，地下党员，是1947年1月中大“反美抗暴”运动时的公开领导机构“抗暴委员会”的委员；又是1947年“五卅一”运动时期中大地下党为公开领导群众斗争而组成的5人公开工作组成员之一，也是“五卅一”运动时的学生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在“五卅一”大游行中，她走在队伍的前列，遭到特务的殴打，受了重伤。但她毫不畏惧，伤好后继续留在学校中坚持斗争。她来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都很高兴。她来了之后，我们的学联工作组就人员齐备了。组织指定俞仲达同志任组长，潘明丽和我是组员。由于当时香港仍在英国的统治下，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活动也很猖狂，我们还处于地下状态，地址和活动都要保密，对外只装成是一户普通的家庭，俞、潘两人假扮夫妇，我作为俞的弟弟。潘住在里间的黑房，我和俞则住在外面的客厅。

　　许稚人同志给我们工作组布置的任务是：（一）搜集和整理华南各地的学运情况，提供给组织作为指导学运工作的参考；（二）设法与华南各大城市的学联保持联系，了解学运的进展情况；（三）按照原先约定的通讯地址，给各地学联寄送我党报刊的剪报，供他们作学习、宣传之用。我们工作组就按照组织的布置努力去完成这些任务。1949年2月初，许稚人同志对我们说，党中央决定，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将于3月1日在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召开。为了迎接全国学代会的召开，分局决定在2月下旬召开华南学生代表大会，成立华南学联。从现在起我们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为召开华南学生代表大会、成立华南学联做好准备工作。准备工作主要是起草提交大会讨论通过的文件，包括：（一）华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二）华南学生当前行动纲领；（三）华南学生联合会组织章程；（四）大会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向华南人民解放军致敬电文；向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致贺电文、向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提案；向解放区师生致敬书、向华南国民党统治区教师致敬书、告海外同学书。具体分工是：俞仲达同志负责起草华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潘明丽同志负责起草华南学生联合会组织章程；我负责起草华南学生当前行动纲领。至于各项致敬、致贺电文、提案、告同学书等，则由我们三人分别起草，交俞仲达同志汇总。我们就按照分工，日以继夜地赶写。过了两天，许稚人同志陪同一位中年的男同志来到我们的工作地点。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温文尔雅，像个学者。许稚人同志介绍说，他是我们的上级领导黄焕秋同志（没有说他的职务），他今天来检查我们召开学代会的准备工作。随即焕秋同志详细询问了我们的准备工作情况，向我们详细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华南形势，阐明了召开华南学生代表大会、成立华南学联的重要意义，明确指出当前华南学运形势的特点和方针、任务，并指示我们在起草华南学联成立宣言及华南学生当前行动纲领时应重点写那些问题。他的谈话使我们豁然开朗。他虽是党内的一位高级领导人，但在和我们谈话过程中始终采取同志式的平等商量的态度，绝不以领导者的身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使我们感到很亲切。在他这次来检查工作之后，我们的准备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此后他和许稚人同志又多次来检查我们的文件起草情况，他特别对宣言和行动纲领的草稿看得很仔细，提出了很具体的修改意见。我们根据他的意见对文件草稿进行了多次修改，之后他又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和和修改，才算定稿。在焕秋同志和许稚人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们及时和妥善地完成了召开华南学代会的准备工作。焕秋和稚人同志对我们的准备工作表示满意。

　　华南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9年2月21日至23日在香港青山达德学院陈其瑗院长的住所秘密举行（陈院长早在1948年冬就北上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参加大会的学生代表有邓克流（代表华南各大城市学生）、陈念祖（代表香港、澳门地区学生）、陈渊（达德学院学生会主席，本人是华侨，代表海外归国侨生）和俞仲达（代表全国学联华南办事处）。潘明丽和我则作为全国学联华南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列席大会。黄焕秋、许稚人两位同志作为上级党委的领导人到会。大会由俞仲达同志主持。大会的第一天上午，黄焕秋同志代表香港分局作了政治形势和华南学运方针、任务的报告。他的报告，没有气冲霄汉的豪言壮语，也没有慷慨激昂的鼓动口号，而是使用朴素的语言进行充分的说理，但是逻辑严谨，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听后令人头脑开窍，心悦诚服。下午讨论焕秋同志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焕秋同志的报告很好，听了后使大家更加认清了形势，明确了任务，提高了信心，鼓舞了斗志。第二天整天是讨论《华南学联成立宣言》、《华南学生当前行动纲领》、《华南学生联合会组织章程》以及各项致敬电、致贺电、致敬书、告同学书等文件。大家对文件表示赞同，当然也提出了一些补充、修改意见。第三天上午是大会闭幕式，原定的议程是通过决议；推选华南学联主席和参加全国学代会代表及焕秋同志来作总结。但当天一早，焕秋同志就赶来通知，从内部得到消息，港英当局已决定取消达德学院的注册许可，今天就来封闭达德学院。他要求我们迅速结束会议，尽快撤离。因此，我们立即开会，一致通过修改后的宣言、行动纲领、组织章程、各项致敬电、致贺电、提案、告同学书等文件，决议正式成立华南学生联合会，推选中山大学学生何锡全同学为华南学联主席和华南学联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及出席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何锡全同学当时已经北上到了华北解放区，没有参加华南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在通过这些决议后闭幕。与会人员立即撤离，分批绕道新界兜了一个大圈子后安全回到港岛各自的住所。

　　为了使华南地区的同学都了解华南学联成立的重大意义和当时华南学运的方针任务，焕秋同志要求我们尽快编写关于召开华南学生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华南学联的新闻报道，连同庆祝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开幕与华南学联成立的文章以及大会通过的《华南学生当前行动纲领》等文件，送交《华商报》公开发表；同时将《华商报》刊登的有关召开华南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华南学联的报道和大会通过的决议、文件编成一本名为《华南学生当前行动纲领》的小册子，交新民主出版社公开出版，以供华南地区广大同学学习。1949年2月27日，香港《华商报》刊登了召开华南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华南学联的新闻报道，同时刊登了焕秋同志撰写的题为《华南青年学生团结起来》的文章（发表时署名“左群”）。这篇文章主要是谈如何正确认识当时的形势和华南学生的重要任务。文章的基本内容就是焕秋同志在华南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要点。同年3月1日，《华商报》刊登了庆祝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开幕与华南学联成立特刊。特刊内容包括：《华南学生当前行动纲领》、《广州学生为庆祝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告同学书》和三篇文章。一篇是俞仲达同志写的《华南学运的新形势》（署名“伟江”）；一篇是我写的《在统一胜利的旗帜下靠拢》（署名“维冰”）；一篇是潘明丽同志写的《新春以来的蒋管区学运简讯》（署名“惠敏”）。《华商报》为了刊登这个特刊，特地将它原来的副刊《茶亭》暂停1日。《华南学生当前行动纲领》这本小册子，也在1949年3月由新民主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在此我要说明一件事实：由于当时我们还处于地下状态，不允许把召开华南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华南学联的真实地点是在香港达德学院这件事公开见报，所以在编写华南学联成立这条公开报道稿时，焕秋同志要我们将开会地点写成“在华南解放区某地举行”；将消息来源写成“东江前线通讯”。而从“华南解放区”将稿件寄到香港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将开会时间写成从“二月一日”开始举行，“会议历时五天”。从当时条件下的斗争策略考虑，这样写是完全必要的。但因为这条新闻是1949年2月27日的《华商报》公开刊登的，所以广东解放后出版的关于中共广东党史、广州党史的著作，如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广东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93年12月第1版）和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广州党史记事1919.5～2006.12》（2008年11月第1版）这样的权威著作，也根据1949年2月27日《华商报》的公开报道，将召开华南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华南学联的时间写作“1949年2月1日至5日”。而实际的开会时间是1949年2月21日至23日。开会的地点，上述两本书都写明是在香港，这是正确的。《中共广东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没有写明与会代表姓名；《中共广州党史记事 1919.5～2006.12》写了与会代表姓名，但把全国学联华南办事处的代表写成何锡全，而把俞仲达作为列席人员，但实际上何锡全在1948年11月已离港北上大连转入华北解放区，作为全国学联华南办事处正式代表出席会议的是俞仲达，而不是何锡全。希望这两本书在以后再版时能够改正。

　　华南学联成立和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简称全国学联）之后，原在香港的全国学联华南办事处就改为华南学联秘书处，一切活动仍然处于秘密状态，工作人员仍然是原来的三位同志。日常工作除了原来的三项任务外，还增加了一项，即在学运的重大节日或碰到重大事件时，以华南学联的名义在报上公开发表宣言、通电、告同学书等文告。

　　1949年3月中旬，我们的工作改由焕秋同志直接领导。一天，焕秋同志对我们说，为了节省经费，学联工作组只能留一个人完全脱产，其余二位同志需去找社会职业。这时香港培侨中学小学部正缺一名史地教师，原来想安排潘明丽同志去接任，但她随身没有带高中毕业证书，不能在港英当局的教育司注册，而我当时恰好带有一张高中毕业证书，因此就决定由我去接任。焕秋同志写了一封介绍信叫我去培侨中学找到当时在那里担任高中教师的华嘉同志（当时为香港工委群委负责人之一，他在培侨中学任教师用的姓名是邝剑萍）。华嘉同志带我去见了培侨中学小学部的主任梁雪怡。随后由学校叫人带我到港英当局教育司办了注册手续。从3月15日起，我正式到培侨中学的小学部任教师，但仍继续从事学联工作组的工作，党的组织关系也留在学联工作组。

　　194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改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分局改称后，决定撤销香港工委属下的群委，在分局下成立青年妇女工作组，黄焕秋同志任组长，原群委下的青妇工作由分局青妇工作组负责，其他工作转交分局城委负责。4月中旬，焕秋同志和俞仲达同志准备随分局机关内迁粤东解放区；我与潘明丽同志仍留在香港负责华南学联的工作，党的关系则转到分局城委系统，改由城委学联工作组组长邓克流同志（原中山大学工学院学生，中大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也是我入党宣誓时的监誓人和入党后的上级联系人）来领导我们的工作。此后，我在香港就没有再见到焕秋同志，但他在领导我们工作时的和蔼可亲、平等待人的态度，渊博的学识，高水平的理论修养，处事决策的睿智、敏捷以及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再次见到焕秋同志是在广州解放以后。1949年7月中旬，组织决定将我从城委学联工作组调入城委调研组。调研组是城委所属的一个秘密机构，其任务是搜集、研究、整理广州地区国民党的党、政、军和财经、文教等各方面的材料，搞好接管底册，以配合解放军解放和接管广州。调研组下分几个组，我所在的是工交组，负责搜集、研究、整理广州地区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等方面的企业材料，整理成接管底册，以供解放军解放和接管广州之用。1949年9月，解放大军即将发动解放广东战役，华南分局电令城委立即率调研组和准备参加接管广州的干部进入东江解放区北上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解放广州。我们调研组于9月下旬进入东江解放区的王母圩，编入华南分局直属的专为接管广州而组建的干部队伍—粤赣湘边纵东江教导营。教导营总人数近千人，共四个营。教导营的领导机构名为“东上行动委员会”，主任是周楠（原桂滇黔边纵政治委员），副主任是钟明（分局城委副书记）。我们工交调研组的同志被编进第二营。营长是杨应彬（原粤桂边纵队参谋长），教导员是华嘉。他们都是“行委”委员。编队之后，我们二营就由周楠、钟明同志带领从盐灶渡过大亚湾北上，原计划第一站到粤赣湘边纵队司令部所在地河源，第二站到粤赣边境与解放大军会合，然后随军南下解放和接管广州。但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我们的意料。当我们经过连续多日的行军于10月16日到达离河源60华里的古竹时，就得到广州已于10月14日解放的喜讯，大家一方面非常兴奋，恨不得马上赶回广州；另一方面也感到未能赶上和跟随大军进广州，有点遗憾。第二天（17日）下午2时，我们赶到河源，粤赣湘边纵副政委梁威林同志传达华南分局的命令，要我们立即赶返广州。当晚7时我们全营就乘船从东江顺流而下，于18日上午到达惠州。在惠州会合了原在惠州地区参加接管工作的第三、第四营和尾随我们二营北上河源折返的第一营，于10月20日晚从惠州乘船赶赴广州。10月21日拂晓抵达广州长堤登岸，住进东亚酒店等待分配工作。

　　教导营返抵广州后，负责接管工作的各部门军代表纷纷前来向钟明同志要干部。我本以为我原在中大读经济系，后来又在调研组搞经济调研，一定会把我分去工业或财经部门。但后来发现我们工交调研组的同志一个个都被各有关部门的军代表连人带接管底册接走了，最后只剩下我未知去向。我就去找钟明同志询问，钟明同志笑着对我说：“青委要你去搞青年团工作。你有什么意见？”我在香港工作时就从报上看过中共中央1949年1月1日颁布的《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4月又在报上看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的消息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当时我就产生过希望将来能做团的工作的念头。所以当钟明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钟明同志叫我去新亚酒店找黄焕秋同志报到。我当即到新亚酒店找到黄焕秋同志。虽然几个月不见，他还是那么亲切、热情，他说，欢迎你又回来搞青年工作。他随即介绍我认识在座的陈恩同志。他说，现在正在组建青年团华南工作委员会和青年团广州市工作委员会。陈恩同志是分局青委副书记和广州市青委书记，也是团华南工委副书记和广州团市工委书记。我们准备办一个团刊，由许稚人、俞仲达和你三位同志去筹办，由陈恩同志领导。当天是10月25日，是青年团广州市工委成立和挂牌办公的日子，我当即跟随陈恩同志到了汉民北路（现北京路）省财厅前团市工委的办公地址（原三青团广州市团部旧址）。在那里我又见到了我的老领导胡泽群同志，他当时是市青委副书记、团市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得知我调回来搞团的工作也很高兴。陈恩同志还介绍我认识了市青委委员、团市工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董世扬同志，并说，关于办团刊的事，由董世扬同志管，如何筹办，你请示他。不料到了第二天，分局决定调许稚人同志去担任方方同志的秘书，分局青委又决定俞仲达同志任团华南工委调研室主任，办团刊只剩下我一个人。后来虽然增加了李小文、毛怀坤、李伟仙三位同志，我们曾经商量过如何办，提出了一些意见。但当时团市工委刚成立，市委交给团市工委的任务是充分发动青年参加庆祝解放和协助接管工作，团市工委绝大部分干部都下校下厂去发动青年，陈恩、董世扬同志的精力都放在这方面，对办团刊的事还排不上议程。我自己觉得，我性格比较内向，不活跃，不善言辞，但比较细心，对广州地下学联的情况较熟悉，搞组织工作比搞宣传工作适合。我向胡泽群同志谈了我的想法，希望调我去组织部工作。胡泽群同志也有同感。11月初，市青委决定把我从宣传部调到组织部工作。

　　广州解放后，华南分局决定成立分局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分局青委）和青年团华南工作委员会（简称华南团委），由黄焕秋同志担任分局青委书记和华南团工委书记。叶剑英同志在入城之初接见原分局青妇组干部时就指出：现在党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做好广州市的接管工作，青委应集中力量做好广州市青年发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在广州取得经验，指导全面工作。按照剑英同志的指示，焕秋同志把广州市作为开展青年团工作的重点，指导广州市团工委大力发动青年参加庆祝解放、搞好接管、巩固治安、稳定金融等党的中心工作，使广大青年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提高觉悟，为建团作好思想和组织准备。1949年12月，团华南工委和团广州市工委联合举办广州学生干部训练班，把经过地下斗争考验的广州地下学联成员和在解放初期各项工作中涌现出来的一部分积极分子集中起来培训，进行形势与任务、社会发展史、革命人生观和团的基本知识教育，然后在自觉申请的基础上，按照团章规定的手续，吸收为青年团员。与此同时，把已经抽调到工厂、企业和党政机关工作的地下学联和党的其他秘密外围组织的成员，符合入团条件的，在自愿申请的基础上，也按照团章规定的手续，发展为青年团员。在抓好学校、机关建团的同时，团广州市工委又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工厂、农村发动青年积极参加党的中心工作，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开展建团工作。1951年上半年，团华南工委组建了建团工作队前往粤中地区指导和推动建团工作。各地市团工委也抽调干部组成建团工作组深入工厂、农村发动青年积极参加党的中心工作，在此基础上开展建团工作。1951年，土地改革和城市民主改革在广东全省铺开后，各级团组织按照党委的部署，全力投入这两项中心工作，在农村积极发动青年参加土改运动；在工厂、企业积极发动青年参加民主改革运动，从运动中提高青年觉悟，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开展建团工作。至1952年底全省建团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企业普遍建立了团的基层组织。农村团员已达15万。80%的乡已建立了基层团组织，团员的素质也是好的。这段期间，团华南工委的建团工作是符合中共中央的建团决议和华南分局的指示精神的。焕秋同志在这方面是做了重要贡献的。但在1952年下半年开展的广东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焕秋同志却遭到了批判，被指责犯了“青年主义”、“地方主义”等错误，并把他调离团的工作岗位。

　　对焕秋同志的批判，是在当时批判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同志犯了所谓“土改右倾”和“地方主义”错误这个大背景之下，紧接着对方方同志的批判之后进行的，是把焕秋同志作为“地方主义”在青年工作方面的“代表”来批判的。对焕秋同志的批判和对方方同志的批判的基调也是一致的。1994年1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关于方方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中明确指出：“1952年对方方同志‘土改右倾’、‘地方主义’的批判，1953年对方方同志‘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批判，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应予否定。”党中央同意中纪委的复查结论，撤消原给予方方同志的处分，为方方同志恢复政治名誉。根据党中央对方方同志的复查结论精神，联系到当年对焕秋同志的批判背景以及当时团华南工委的实际工作情况，当年对焕秋同志的这些批判，同样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也理应加以否定。

　　从1953年8月开始，焕秋同志转到高等教育战线工作。他虽然离开了团的工作岗位，但他一直从事着教育青年的工作。可以说，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教育青年的光荣事业。

　　离开团的工作岗位后，焕秋同志仍然非常关心团的工作。1982年广州青运史研究委员会成立和1993年广州市老团干联谊会成立以后，他长期担任这两个组织的顾问或名誉顾问。这两个组织举行的重大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共青团广州市委、广州青运史研究委员会、广州市老团干联谊会联合举办的纪念广州爱国民主协会（地下学联）成立暨广州“五卅一”运动40周年、50周年、55周年的几次大型活动，他也应邀参加，并和与会同志一起照相留念。

　　1985年我从北京调回广州工作后，每年春节，我或到他家探望，或者打电话给他拜年。他接电话时，从来不是简单说几句应酬的话，而是详细询问我的工作和身体健康情况，并对青运史研究和老团干联谊会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去年春节，我打电话给他拜年时，他家人接电话说，他因病住医院，不在家。我请他家人转告我对他的祝福，祝他早日康复出院。不料到元宵节中午，竟然听到了他与世长辞的噩耗，感到心情十分沉重。

　　焕秋同志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一生的为人，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作者：原广州市人大常委、财经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