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29日，我拄着拐杖到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探访黄穗生同志，取了一本《广州红色史迹寻踪》回归，拜读之下，深感广州的史学界朋友为广东革命策源地做大量访查工作，它将为广州青少年及对公务员的革命传统教育起着重要作用。

　　我自1958年调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后，支部书记、馆长贺光德，是长征老干部，他立即分配我负责省港罢工和广州起义老人（下称罢工和起义老人）工作。此外，本馆的业务上则负责群工、接待内外宾等工作。

　　这些老人中，原有三四百人；他们大都是罢工和起义的核心和骨干。其中在党内有一定任务的有广东中共支部的梁复然、罗珠（中共五大候补中委）、施展（五邑地委书记）；还有省市委委员、省委特派员等等，他们大多数是“立三”路线的受害者。由于大多数革命老人脱党时间过长，生活道路坎坷，情况复杂。为便于领导，在党内的老同志谭天度、李沛群、梁梅枝、禤荣、甘来、方世林等等。在省长陈郁、林锵云的关怀下，自然形成了一个审查和领导核心小组，对有关参加活动的老人开展了政审工作。特别是文革几年，老人也分成了两派，但在纪念活动之日，他们却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自凑钱来组织纪念活动，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些革命老人中，曾在省港罢工和广州起义中，为革命作出过贡献。文革前后，省市总工会都有几位同志参与对老人的关怀工作。我记得省总的马平、老张和欧阳平等同志，市总工运办的张主任、阿嫦等，特别是马平同志，他为李沛群、禤荣、梁梅枝、甘来等老党员在晚年得到稍好的生活待遇下了不少功夫，为革命老人争取了由省市劳动局和有关部门开展了审查救济工作，发下了救济批文，我则帮助老人打报告，综述困难情况等方面，做一些辅助工作。

　　由于这个工作的责任关系，我参加了将这些革命老人大部分送走的追悼工作，因故没有参加送最后一程的是前广三铁路支部书记陈志文同志和妇运前辈张婉华大姐等几位为党作出过贡献的前辈，深感遗憾。

　　我翻阅了《广州红色史迹寻踪》后，当看到芳村区谢家南边祠的史迹中，数次出现“姚常”这个大叛徒的名字时，使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李沛群同志的忆述……

　　李沛群（1908~1991）是省农业机械厅办公室副主任，副厅级离休，83岁终老。我是1959年认识他的，但成为忘年之交却是在文革之后，他性格豪爽、耿直对党忠诚，十九岁在广州大涌口中共支部加入党组织，对广州党史了如指掌，离休后任省党史征集和研究委员会委员。

　　我在革命博物馆搞编辑陈列和接待讲解工作中，常有弄不清的问题和事件向他请教，他爱憎分明，在回忆他走过的革命道路上，经常提到香港省委三次被叛徒大破坏。他生前曾叮嘱我将这三次被破坏的史实写出来。我则因后来写工运史而将李老的嘱咐束之高阁，当1993年后要执笔时，却又因糖尿病综合症发作而担搁，至2006年，手才恢复执笔。

　　但我必须声明，由于史料尘封多载今天单凭记忆，时间和史实是不够准确的，请知情者提供更正。

　　一、香港省委第一次被大破坏，时间约在1928年中，是姚常叛变。

　　1927年四一五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广东区党委撤退至香港，5月奉命成立省委，后派张太雷任省委书记兼广州起义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人，其他的两位领导人则是工代会主席周文雍和广州市委书记黄平（后在上海变节）。起义第二天（即1927年12月12日），张太雷参加西瓜园群众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大会后，被反动的机器工作体育队袭击时牺牲，形势急转直下，广州起义失败了。

　　起义失败后，李立三代表中央来香港处理善后，实行左倾路线，迫使周文雍等一批身份已经暴露的领导干部回广州，重建市委和各级党组织，致使周文雍、黄鸾祥等一大批主要干部被捕牺牲。

　　从四一五事变开始，港英政府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由叛徒、工贼和反动武装引渡，把被捕的中共党员和革命者押解回广州杀害。

　　在这过程中，杨殷曾组织过反引导的斗争。如海员工会的双枪将龚昌荣就是其中的英勇者，其后，为保卫苏兆征同志，龚被调上海特工组，以后在一次保卫中央领导的枪战中壮烈牺牲。其妻同期被捕，押解龙华监狱，产下一子后也牺牲在敌人屠刀下，其子由陈普铭营救出来，带回广东南海由陈扶养，改名为陈永生。解放后，在广州卫生局工作。

　　一次，省委委员邓中夏和农民领袖黄谦正在开会，他被芳村一名在大革命中被镇压的大地主的儿子跟踪至香港驻地。黄谦当场被反动派指正逮捕，即被引导回广州杀害。幸好邓中夏未被识破而逃生，但这次的活动，姚常却开始身份暴露，引起了反动英探的注意。而他自己都懵然不知，不及时向组织报告，丧失了警惕。而导至后来被捕。

　　姚常曾在大革命时期的农运中做过一些工作，据李老回忆：他好大喜功，骄傲自大，当革命低潮时情绪十分低落。他被委任为省委交通员时，原交通员李少棠二姑也曾向杨殷提过意见，但当时杨殷也因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受到打击，无法对此沟通。

　　姚常，芳村区人，出身于流氓无产者，家贫，怕劳动，爱夸夸其谈。24年间，芳村农运先驱林宝宸遭害，不少农民担惊受怕，不敢出来工作，姚常拍拍心口，看准时机，出来搞农运。因此，得到了“四大农头”的赏识而委以农民自卫军队长的重任。可说他是烂命一条的投机分子。

　　这时，芳村第一个党支部书记黎宝书，他是杨匏安烈士的义妹康炯昭的丈夫，黎康在芳村建立秘密据点永乐园，区委领导人陈延年、杨匏安、谭平山、周恩来、苏兆征、黄平等曾来渡假和开重大会议。

　　徐成章（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赵自选与富恩助（农军教练）等黄埔军校的一、二期学生军教官，偶尔也来永乐园活动。

　　后来，赵自选介绍姚常入党，康炯昭提出不同意见，因姚常经常在女同志面前说：“我入党是为了找老婆！”①。这就暴露了姚常入党的不良动机。但赵自选不以为意。姚常入党后，也常以保卫首长为名到永乐园活动。

　　四一五事变后，永乐园成了在广州无法安置的党团员收容所，经常有十来个非本土的革命者在此居住。广州起义前，赵自选与黎宝书组织起义工农赤卫队第六联队于此②。

　　广州起义失败后，姚常进入了广州市委充当委员，兼任省委交通员，交通科长则是李沛群。

　　1921年党组织成立后，杨殷是广东区委的情报站创始人，后中央选派了王平民（湛江人）同志前来任专职情报负责人，与杨殷合作，加强了情报工作。

　　杨殷从杨匏安处调来了容汉辉③，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市警察局，四一五后，容已取得了谍捕课课长职务，充分掌握了敌人破获我党机关和捕人情况，并通过了沙面秘密支部书记谢汝崧，从而物色了在广州报界中的弟弟谢汝诚，令他每晚九时后，与容汉辉以夜宵为掩护，将反动派破坏党的某机关和逮捕人员的秘密情报交谢汝诚，谢即于当晚在白鹅潭搭开往香港的夜船，在船上撰稿，第二天早上六时上岸，直将消息刊登在当日的《超然日报》、《环球日报》、《华字日报》等报上，以暗示中共广东省委所有的机关。

　　处在革命低潮中的姚常，经常在食肆中唉声叹气，一个人喝闷酒，他的懊丧行为早已被反动英犬垂钓。被捕后立即叛党，供出了广州市委机关、芳村永乐园，还在香港带英犬破坏了省委多处机关。其他被破坏的机关不计，单是芳村永乐园一处，即被捕连康炯昭在内有二十多人，黎宝书等人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李沛群回忆说：“如果他们不是见到了《环球日报》登出角落和消息，不及时转移，则生死未卜了。”

　　而且，永乐园被捕的人员中，还有一男一女也随之叛变，到处带反动派捕人，只要与人点点头，那人就成了被捕对象，这就是“连环背叛”的恶果。

　　二、莫叔保叛变，这是省委第二次遭大破坏

　　阅读过省港罢工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有关史料的同志们，可能还记得香港车衣工会头头梁子光此人的工贼破坏行径，在工代会上夺权，喊打喊杀，幸好在全体代表支持党的领导下，梁的恶毒罪行没有得逞，苏兆征、黄平等的罢工委顾问被确选下来，这是和工贼斗争胜利的第一仗。

　　梁子光不甘心他的失败，他纠集了工贼和一小撮不良份子从罢工开始，直到1926年10月罢工结束，无时无刻不在想寻找机会破坏。他的一小撮回到香港后，即重组反动工会，进行反扑。

　　莫叔保是罢工工人，还参加了共产党。省委在1927年5月刚成立急需用人之际，见他平时表现不错，就吸收他为省委交通员，是行走香港市内机关的交通。

　　当年，回到香港就业的工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立即就业的，莫叔保却由于在广州长年吃饭不用钱，养成了“做惯乞儿懒做官”的惰性，对工作挑肥拣瘦，迟迟不能养活自己，靠党每天发的二角救济金生活，当上省委交通员后，每天送信，劳动强度大了，补帖也不够用，却又被梁子光盯上了，渐与之交起朋友来，梁子光回香港后，重组的车衣工会，以前的会员被他剥削和压迫沉重，参加了省港罢工，觉悟日益提高，不愿再加入他的组会。正当此时，大革命失败，梁子光便投了国民党反动派，成了伪警察局谍捕课的爪牙。

　　莫叔保在省港罢工中是认识梁子光的，梁子光知道莫是中共党员，看准时机便与港英密探把莫叔保逮捕了。初期，押在香港，后转到广州。

　　莫叔保到了广州，立即与梁子光进行政治交易，梁子光对莫叔说：只要你听我指挥，每捕一个共产党，就发白银五十元。莫在梁的威迫利诱下，便供出了省委三十多个机关。第二天早上，李沛群便在香港《超然日报》的一角上，发现莫叔保被捕的消息。立即通知各机关人员转移。但是，由于港英特务勾结，被破坏的机关有三十多个，如国际济难会委员陈某夫要被引导回广州杀害，梁若尘被捕，幸为律师辩护，帮他转移到去外国的轮船上，才幸免于难。但据李沛群同志统计，莫叔保叛变，一直贯穿到陈济棠下台，时间有三四年之久，被害人数难于统计了。

　　三、大搞“飞行集会”，江惠芳叛变。省党委、团委遭第三次大破坏

　　江惠芳，是南路人，大革命初期来广州读书，是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风云人物。有团委和妇女运动委员会和妇女解放协会都有她一席之位。

　　江惠芳在省港罢工中认识了海员工会支部书记梁祖诒，又名祖谊，梁是在肇庆长大，在省立第一中学毕业的高材生，是一个忠于党的好党员和中层干部。

　　1929年，梁奉命到佛山重新建立组织，正在召开紧急会议时，突被叛徒带反动军警包围，与会者均被捕押解广州，在红花岗壮烈牺牲。

　　据李沛群、张婉华、朱英娥、范桂霞等革命老同志回忆：梁祖谊烈士约在1927年与江惠芳结婚，并生有一个男孩，这可是烈士遗孤，但梁祖谊的哥哥梁祖誉却不知此侄子的存在。

　　1928年底至29年底，或至30年代初，由于上海团中央刮下来一阵阵“飞行集会”的左倾路线歪风。

　　当年，江惠芳任团中央委员兼广东省团委委员。她在1929年8月，率领一班年轻的团员、工人，在九龙搞飞行集会。这种不顾革命利益，不考虑现实情况的、毫无价值的政治活动，结果是连江惠芳在内，都成了港英反动派网上之鱼。

　　江惠芳被捕后即引渡回广州，她受不了皮肉之苦背叛革命，出卖同志，以至中央团委人员、团委书记冯广、青年运动先驱邓荣等等数十名党团员，特别是团省委的领导，几乎百分之五六十遇难，损失极其惨重。

　　文革前后，梁祖谊的哥哥梁祖誉来广州找笔者，提起梁祖谊烈士遗孤一事，笔者实在不知情。后来才知道解放后，区梦觉发现了江惠芳住在西关，即下令捕捉了江贼，并给予处决。此事，在文革审查走资派时，某革命组织的革命群众也曾审查此事，结果如何，笔者就不知道了。后听传说：梁祖谊牺牲后，烈士遗孤已经病殁了。

　　（作者：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退休干部）

　　①《康若愚自传》手抄复印本，1957年。

　　②篇者按徐向前元帅回忆说，他是第六联队长，这可能是记录错了，徐帅回忆的活动环境和任务范围疑似是第三四五队。请知情者指正。

　　③见《杨匏安文集》204面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工作报告十四年十一月份报告。容汉辉是指导员，容还是杨殷的妹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