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周艳红、徐丽飞

　　整理者：周艳红、徐丽飞

　　访谈日期：2010年3月17日

　　访谈地点：广州区镜池家

　　受访者简介：区镜池，1926年出生，广州人。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运输团。不久后负伤回国。伤好后，重回广州市公共汽车公司工作直至退休。

　　小康之家因日本侵华而改变

　　1926年，我在广州咸鱼栏一户小康人家出生。咸鱼栏即珠江的东岸，也即现在的海珠桥旁华侨大厦，我们家就在那里做生意。

　　1938年日本鬼子打过来后，情况便发生变化了，全家六口人开始走难。我们一路向西走。我的母亲是位小脚妇人，有时候需要请人背着她走。我们一直走到四会，便停下来，因为这里隔着北江，日本人过不来。四会很多人做会纸生意（元宝纸），为了生活，我们也做这种生意。我每天担着纸赶集，一天往返10公里。

　　1940年父亲不幸得了脑溢血。为了给父亲治病，基本花掉了整个的家当，但仍没有治好，父亲瘫痪了。不久后我便一个人偷渡回广州做汽车司机助手谋生。1945年日本人便投降了。我学会了开车，买了一辆车，当上了汽车司机。

　　满腔热血报名赴朝

　　新中国成立后，我便成了国营汽车修理厂的一名公共汽车司机。抗美援朝的时候，因为朝鲜战场需要一批司机，团市工委和工会便派来工作队做司机的动员工作。当时动员我们去朝鲜的是市政工会的主席梁超（后任广州市总工会主席）。梁超把广州的司机召集在一起，开大会，动员大家：“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差不多打到了鸭绿江，我们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容许我们花时间来培养司机了，祖国现在需要大批现成的司机马上奔赴朝鲜。”当时的司机都很年轻，听了梁超的话，便满腔热血地去报名。报名的人数非常多。我们通过了体检和组织的审查，共有40名司机被选中。

　　在去朝鲜之前，当时工作队的知识分子王宗龄等负责培养我们，帮助我们提高觉悟。当时我和另一名司机韩湛是40人中最年轻的，因此他们便动员我们加入青年团。参加青年团要得到团市工委的审批，需要时间，而我们就要上战场了。这怎么办呢？这时，在现场的青年团工作队的人便对我们说：“你们马上报名填申请，其他事情我来处理。”他亲自去团市工委督促，得到批准。因此在出发前，我们俩都加入了青年团。工作队还动员大家好好工作。职工也对我们很热情，送纪念章、纪念杯、毛巾等物品给我们，我们司机之间也互相鼓励。

　　老母亲迈着小脚前来送行

　　出发那天，场面非常隆重。欢送大会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来了很多人，整个纪念堂差不多都坐满了。大会之后，我们一起来到人民南路陆羽酒家聚餐，这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吃完饭后，我们40个司机拿着背包出发了，一路经过人民路，到中山路，再到人民北，因为人民北没有马路，我们又转回中山路，再到越秀路，最后到达广九大马路（现白云路）火车站，踏上专列。一路上，职工们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许多市民也前来观看。

　　因为担心母亲反对，所以我并没有把去朝鲜的事情告诉我母亲。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住在大姐家里。但是大姐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当时住在乡下（增城新塘），是个60多岁的小脚女人。为了见她最小的儿子一面（也许是最后一面），她不辞辛苦地迈着小脚，在亲人的扶持下，一路赶来火车站给我送行。这样的场面，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

　　奔赴朝鲜

　　我们先坐火车到武汉，在这里进行了短暂的培训，加入了部队。培训完后，火车直奔沈阳。在沈阳，我们领了军用品，全副武装起来了。逗留一段时间后，火车转去天津。技术课就是在这里上的。教官主要教授我们入朝后要注意什么、如何防冻、如何求生等等。当时的天气已经很冷了。上完技术课，我们就直奔安东。我们每个司机都在这里给配了一辆新车。同时，每部车配一个老兵当助手。

　　这时候副市长梁广的司机来了，也要求参加部队。他是东北人，对这边的地形也比较熟悉。于是他也加入了我们。我们40个人分成两批，20个人去高射炮团，20个人去运输团。但我们属于不同的连，不同的组。高射炮团的主要目的是打美军的飞机。高射炮团的人看到飞机后，就拖着高射炮去打，所以美军的飞机不敢低空飞行。运输团则主要在三八线与后方之间往返，把前方的一些受伤战士运回后方，把物资运去前方，有时候也要运炮弹之类，基本上什么都运。韩湛去了高射炮团，我则去了运输团。

　　我们过鸭绿江后直接进入朝鲜境内新义州。当时的鸭绿江桥有点类似现在的珠江大桥，一边走汽车，一边跑火车。新义州本来是朝鲜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但被美军炸了，满目疮痍，路面上连人影也见不着。男子当兵去了，女子与年老体弱的人则躲在山洞里。

　　艰苦的朝鲜生活，热情的朝鲜老百姓

　　在朝鲜的生活非常艰苦。我们去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因为我们是技术兵，所以伙食还是充足的。每天车上都会有罐头，我们到一个地方，就把罐头、米拿给朝鲜老婆婆，她就会煮来给我们吃。有时候，我们在行车中捡到一些东西，也会拿给朝鲜老百姓一起分享。所以我们当时和朝鲜老百姓的关系很好。晚上，我们借住在老百姓家中。他们全家人睡在一张炕上，比较暖和。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也学会了几句朝鲜话。

　　在朝鲜当运输兵，我们最喜欢下雪天气，以及月亮明亮的晚上。因为下雪的话，则没有飞机来，有月光的晚上则开车不用打灯也可以走，这样的晚上开车是比较安全的。

　　另外还有个比较麻烦的事，就是我不懂普通话，和助手沟通都有点困难。比如有一次车要掉头，他说“倒”，我以为他说“好”，结果我没动，他发了脾气，问我怎么不倒呢？

　　我是广州市的一名普通司机

　　在朝鲜的时候，常有一些老兵来教育我们。比如过春节的时候，有个老共产党员老兵同我们一起过节，跟我们说：“祖国现在很关心我们，不让我们受冻，还有这么多好吃的。现在的条件可比以前好多了。现在我们在这里，整晚都听到炮声，可是我们祖国的老百姓听不到这些声音啊，他们安安稳稳地睡着了。”言下之意，就是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现在很辛苦，可是为了祖国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是值得的。

　　像这样让我们深受教育的事还有很多。有一次，我们的一个战友赖俊在牺牲前，连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我什么要求也没有，只要你们记住我是广州的一个公共汽车司机。”连长马上召集全连开大会，告诉我们这件事。他说：“我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今天抗美援朝战争，先后挂了很多彩，但都没有流过眼泪，但这次我被这个朴素的工人老大哥感动了。”

　　穿越生死线

　　我们运输团主要在三八线和后方之间来回运输。1951年的时候，双方开始谈判了，虽然开始谈判，但战争照样继续。在朝鲜战场，“联合国军”到处都设有运输封锁线，特别是在接近三八线的地方，我们称之为“生死线”。封锁线即美军利用飞机上空投放照明弹，使得这个地方跟白天一样，若看到车过去，美军的飞机就轰炸。美军常常使用照明弹。老兵便常常叮嘱我们，见到照明弹别害怕，如果照明弹在头上出现，车千万别停，一鼓作气往前冲。若照明弹在前方，则要把车停下来。因为照明弹不是一投下来就很明亮的，它是慢慢地才开始发光发亮，所以它刚投下来的时候，美军的飞行员是看不到下面的情形的。这条封锁线是一段很平坦的几公里长的路，没有树，有点类似飞机场。这条路是官线。美军的飞机不停地扔照明弹下来，使得这条路在夜晚也跟白天一样。车通过那里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只能趁着没有封锁的间隙抓紧时间冲过去。

　　我们组的一个同志牺牲了

　　运输团的同志们因为要执行任务，常常三更半夜的时候才能回来睡觉。有一晚，我们连的罗洪铸没有回来睡觉。我当时就感觉有些不安。

　　第二天早上，连长告诉我们他牺牲了。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美军的飞机扔炸弹，他没有什么防空知识， 继续往前冲，这样就牺牲了。连长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车是不应该继续往前开的。朝鲜没有地方是安全的，往哪里跑呢？在这个时候，人应该即刻趴在地下，有低地就趴低地。若继续往前冲，暴露的面积就大了，更容易被对方发现。”我们对罗洪铸的牺牲感到非常难过。可是我们既然选择来了朝鲜，就时刻准备着牺牲，抱着一颗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运输团的车被炸的事常有发生。吃饭的时候，我们这些司机也常常聚在一起，讨论谁的车被炸了，行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在运输炮弹的路途中负伤

　　我去朝鲜不到一个月便负伤了。在我们广州40个司机中，牺牲的大概有8～10个，残疾的有几个，我就是其中一个。

　　负伤那天晚上，我的任务是运炮弹。我的第四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家也差不多收车了。于是，我空车返回防空洞。当时我油箱的油已经不多了，因为出发的时候，为了争取时间，争取早点出车，早点完成任务，我便没有给车加油。在回来的路上，为了省油，我冲一轮，接着挂空挡，让车自己冲。在我前面有辆载重车，跑得比较慢，我想超过它。爬头（超车）就要闪灯。当时有美军的飞机在上空盘旋，但我在车里面听不到声音，便不知道飞机的存在。而且那条线路不是官线，而是支线，没有防空哨。如果是官线，隔一段便有防空哨，听到飞机声便有哨兵鸣枪示警，人在车里是能听到枪响的，我们听到枪响了便会把车停靠在边上，熄灯，等飞机走后再开车。因为那条路不是官线，便没有哨兵打枪，所以我便不知道飞机来了。飞机扔炸弹了，我也没什么常识，不知道那是炸弹的声音。但老兵知道了，他大叫：“下了，下了。”他自己开了门，跳下去。我听不懂普通话，没跳。很快，炸弹在后面爆炸了。那时候我已经收了油，车在慢慢地前行。我当时已经受伤了，可是自己没有发觉。我下去找老兵，我想炸弹在后面炸了，他可能牺牲了。老兵姓郭，我去找他，大叫：“老郭，老郭，你怎么样？”他从后面走来，也赶紧问我怎么样。他说他没事，我说我也没事。于是我打算往回走看车怎么样。这时候老郭看到了我的背，说我够呛，这次我听懂了呛字，知道我受伤了。我棉衣后面开了花，后背受伤了。当时我的感觉有些麻木。我告诉老郭，我后背没有问题，倒是大腿伤得很重。还没说完，我已经撑不住，跌倒在地上了。老郭过来扶我，去到老百姓的屋子，拍门，叫：“中国莎拉米（朝鲜语，意思是‘中国人’），中国莎拉米。”一位老婆婆过来开了门，把我扶了进去。接着，他们帮我把大腿包扎好。跟在我们后面开车的司机谭宝照也是广州去的司机，他也跟过来了，询问我的情况后，马上用他的汽车送我。去了战地医院。战地医院在防空洞里面。到了防空洞，医生马上给我做了简单的手术。防空洞里医疗设备太少。我大腿的血已经滴成冰，衣服都脱不掉，只能剪掉，便不可避免戳到了肉，当时又没有麻醉，条件非常艰苦。好在当时自己年轻，撑过来了。我的后背受了点擦伤，受重伤的是大腿，炮弹块进去了。医生把大块的拿了出来，但沙子一样的则取不出来。医生还指着那块弹片拿给我看，可惜我没有要求留下来。

　　在战地医院待了一个月，伤势稳定后，我被送回大连。在大连医院医治了一年。手术后，身体就慢慢恢复了。但沙子一样的弹片还是拿不出来。我被定为三级残废。那时，组织准备在那里给我安排工作，但我不懂普通话，要求回来广州，于是在得到批准后便回到广州。

　　重返工作岗位

　　1953年初，我拿着自己档案又回到广州市公共汽车公司工作了，开始脱产搞组织工会工作，任公共汽车工会副主席。1953年党组织公开后，发展党员，我在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我挂职公共汽车公司任党支部书记。1956年组织调我到交通运输工会，任生产部部长，主要工作是发动工人努力生产，组织他们搞劳动竞赛，推广先进经验，运动中也涌现出不少先进生产工作者和劳动模范，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我也被提升为交通运输工会代主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到“五七干校”学习，1969年被派到罗岗公社“农宣队”，直到1971年抽回广州，调任运输公司一车队任队长。1977年开始改革了，广州市接受了原属省管的新丰、龙门、增城、番禺等四个县，随着交通运输工作的发展扩大，成立了“郊县运输公司”，我又被组织派往该公司搞筹备工作。开始时只有从省运输公司接过来的10辆客车和10辆货车，场地只有一片烂地（即现在市汽车客运站），工作办公和汽车维修保养都是靠兄弟单位支持的，工人都是从交运局属下各单位借调过来的，就是这样，“郊县运输公司”发展成为今天的大企业——广州市第二汽车公司。我也于1990年光荣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