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员：周艳红、徐丽飞

　　整理者：周艳红  徐丽飞

　　访谈日期：2010年4月19日

　　访谈地点：广州市张纯、冯华竹夫妇家

　　受访者简介：

　　张纯，1922年出生，江苏人。1941年参加革命，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在38军文工团工作。1956年轮换回国，在广东省军区和省公安总队文工团工作。后在广州市文化局工作。

　　冯华竹，1931年出生，东北人。考入军校，学微生物。抗美援朝时，做助理员。回国后，到广州军区后勤部工作，后到陆军总院工作。

　　旁白：

　　2010年4月19日上午，我们来到张纯老人的家。张纯老人和妻子冯华竹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无意间得知冯华竹老人也参加了抗美援朝。更让我们惊喜的是，两位老人家是在朝鲜战场上认识并在那里结婚的。回忆起抗美援朝时的日子，两位老人家真是感慨万千，仿佛又回到当年岁月。

　　张纯：

　　离教参军

　　我今年已88岁。1941年在赣榆县田赋科工作。1942年，经介绍到滨海中学师范部学习，毕业后，即在本县抗日小学当校长，下有一位教员。当时解放区比较艰苦，对学生不收任何学杂费，课本由政府发。校长和教员都没有薪金，只能以粮代薪。

　　当时，不少八路军战士住在我们村庄。我经常与他们接触，产生了当兵的念头。1945年初，经王英同志介绍，参加了新四军23团宣传队。抗日战争胜利后，即随部队开进东北，参加东北解放战争。

　　1949年，随部队回师华北，解放了平津。稍事休整后，即挥戈南下华南地区。后部队调回北方，准备新的战争。在行军途中，恰逢中南部队艺术学院招生，专为部队培养艺术人才。我有幸被批准进校学习。毕业后即调到38军文工团工作。

　　参加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已经开始，我因病未能及时随部队入朝。1951年春入朝后即投入排练和演出。我在乐队任副队长，后调往志愿军后勤部文工团工作。为了提高乐队的技术水平，特请了朝鲜人民军协奏团专业教员来团教乐器、唱歌和舞蹈。在朝鲜教员的指导下，大多数团员的业务水平都有了一定的提高。

　　抗美援朝期间，美军飞机非常猖狂，无论白天黑夜都经常疯狂轰炸扫射。为了避开敌机的骚扰，我们经常在树林密集的地方演出。演出的歌曲有《歌唱二郎山》、《在那遥远的地方》、《东方红》、《金日成将军之歌》等，舞蹈有苏联舞蹈、水兵舞、荷花舞等，歌剧有《一把洋镐》、《白绫带》等，快板有《一车高粱米换来一群美国兵》等。一次演出过程中，敌人突然向我们打冷炮，但是没打到我们，我们坚持把节目演完。还有一次我们团夜晚行军，遇到敌机扫射轰炸，所幸我们无一伤亡。又有一次，我到前线坑道采访并住在坑道里，遇到敌炮的轰炸，但只是坑道顶上掉下几块土，没有伤到人。

　　停战以后

　　停战后，文工团也随部队回国。团员有的继续留团工作，有的去学校学习，有的改行做其他工作。1956年，我们与广州军区轮换，我被分配到广东省军区政治部文化处任四级助理员。

　　冯华竹:

　　朝鲜战场的细菌战

　　我于1931年出生于东北。小时候因为看到做护士的表姐戴着护士帽挺好看的，便决定要当名护士。结果，表姐坚决反对：“不行，你这性格太粗野，跟男孩子一样，怎么当护士？”我听了表姐的话，想了想，那就当医生好了。于是我便考上了长春私立大学。我所学的专业是微生物。 这所学校并不适合我，因为我的性格决定了我要走一段错误的路。我年轻时候荒唐的梦想是：骑着高头大马，拿着笛子，在草原上奔跑。

　　在微生物系，最后半年的时间用来实习。实习结束后，我便参加了抗美援朝。所学专业刚好可以在反细菌战上发挥作用。我知道朝鲜战场环境险恶，可是心中有一股动力，那就是要保家卫国。如果我们不参加抗美援朝，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也会跟朝鲜一样。

　　我在机关工作，当护理员。药铺离我们住处很远。在冬天结冰的时候，我们脱下棉鞋绑在身上，换上溜冰鞋，顺着大同江溜到药铺开会。每个人都有溜冰鞋，也都会溜冰。到了河那边，再把棉鞋穿上，把冰刀拿起来。

　　我们还负责卸药。药车来了，便有人发射信号弹，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赶快过来卸药。男同志背很重的瓶子药，女同志背些绷带、纱布等较轻的物品。有一次，我们正背着药品走，突然飞机来了，我们赶紧趴在地上。飞机进行扫射，地面的冰块溅到了我的衣领里，冰凉的，我以为我被打中了，也不敢动，不敢说话。后来发现怎么不疼了，一摸，才发现是冰，已经化成水了。

　　敌人对我们实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如利用飞机投放带细菌的老鼠，或扔带有细菌的银纸。敌人把带细菌的老鼠装在有弹簧的笼子里，从飞机上往下扔，笼子一掉到地上，弹簧就松了，老鼠便跑了出来。我们的人看到了便敲道铁，即铁轨的一部分，跟铃声一样咚咚地响。听到铃声，我们赶忙集合，全副武装，只露出两只眼睛，戴上手套，拿个耙子，捕捉老鼠。老鼠很灵活，一般很难捉到，但也有个别的老鼠被我们抓到了。抓到后，对老鼠进行解剖，便发现了细菌。有些细菌会随着老鼠的死亡而消亡，而有些细菌在老鼠死后仍然存活，甚至可以活三十年。比如炭疽在没空气的环境中可以活三十年。又如美军将银纸从空中扔下来，有些挂在树枝上，在黑暗中闪闪发亮。有些小战士晚上巡逻，便拿来镶牙，没过多久，脸便肿了。感染了这些细菌，人便会得脑炎。抗美援朝时期，不少人便死于脑炎。1952年沈阳开了个展览会，展览了不少被解剖的战士的脑的图片。

　　为对付敌人的细菌战，我们也要培养细菌。那时候设备条件很差，我们要培养细菌也缺乏必要的设备，如温箱。细菌要放在温箱里才能成长，运回国内又需要时间，弄不好细菌会死去。为了培养细菌，有些人穿着马裤将细菌放在身上来培养，因为马裤是紧腿的，细菌可以放在那儿，不会掉到地下。就这样，利用人体的温度来培养。如果身上放有细菌的人稍不注意，就会将细菌弄到自己身体里去了。

　　战场上的女子篮球队

　　我们在朝鲜组成了女子篮球队，常进行比赛，也与朝鲜人民军打过很多次，但每次都是她们赢。我们就琢磨着得赢她们一回。计划好后，我们邀请她们来到我们的露天水泥球场打球。那天我们的观众特别多，给我们加油。我们按着计划进行，最后顺顺利利地赢了她们。赢了后，很开心，话也特别多。球赛结束后，回去吃饭，炊事员也是我们的铁杆粉丝，正替我们高兴，这时，哨声响了，全体集合。领导一脸严肃地站在那儿：“行了，别乐了。都给我老实点。”一看，原来首长来了，首长狠狠地批了我们一顿：“你们赢朝鲜人民军球，就乐成那样。我们国家人口多，地方大，抗美援朝是保家卫国。朝鲜地方小，人少，打了三年仗，让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李承晚的伪军折腾到这份上，多苦难啊，你们赢了人家球，就笑成那样。回去好好批大国主义。”又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跟刘队长说一说，以后带人来加油，别拿个破喇叭来。”当时正好在反对大国主义。比如中华牌香烟，本来就是中华牌，但被叫做大中华。我们老老实实地接受了首长的训导。

　　1953年，在安东举行了志愿军篮球联赛。每个单位派出了代表队。那次联赛差点把命搭上。5月9日的晚上，我们准备睡了。女篮在二楼，男篮在三楼。飞机在江对面的新义州进行轰炸，与我们也就三华里的距离。飞机轰炸了很久，我们琢磨着得找个地方躲躲，不能老在楼上呆着。我上楼找男篮球队员。他们正在睡觉。我找男篮队长余非商量：“我们要不要躲一躲？”余非说：“别吵了，睡觉去。”后来我们女篮决定上安东北面镇江山躲一躲。在白天进行篮球训练的时候，知道镇江山有山洞。我们把鞋带系好，正要走，空袭警报响了。有个同志过来问：“你们是不是志愿军篮球队的，到哪去？”我们说去镇江山。“别去，飞机临空了，太危险，到我们防空壕去好了。”他们自己单位修有两个房子那么大的防空壕。我们跟着他走了。刚进去，飞机开始轰炸，土掉在了身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镇江山下面的铁路宿舍被炸平了。如果昨晚我们去镇江山，根据跑步速度，跑到那儿肯定遇上轰炸了。我们坐车去了铁路宿舍。下车后，男同志都哭了。墙上一片肉酱，一个老人呆呆地坐在那儿，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都没了。

　　联赛结束后，各部队抽出一些人重新组成了一支篮球队。

　　在朝鲜战场的生活

　　在朝鲜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因为年轻，又在机关工作，倒也觉得没什么。但我们住的地方蛇特别多，而我又特别害怕蛇。我们住的房子有个小窗户，虽糊上纸但蛇还是很容易进入。一天早晨，一个同志先醒，看到了我床上的蛇，知道我害怕，不敢说出来，只是捅我叫我起床。我起来后才发现床上的蛇，吓出一身冷汗。还有一个晚上，我去山上上厕所（用破布围成三面，就是当时的简易厕所了），回来的路上看到一条蛇在前方，我吓得不敢动，只是大声呼喊“有蛇啊”，那时他们正在玩扑克牌，没空搭理我，等玩完一局后出来，我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们的胆子可大了，抓着蛇的尾巴吆喝，后来把蛇用空罐头盒煮了吃了。

　　山上还有狍子。我们喝的泉水就来自山上。为了照顾女同志，早晨两班上山打水的活，男同志就包了。我们在泉水旁边放了手套、铁钎和打水瓢。后来为防止被特务知道放毒，我们将这些物品统统收起来了。

　　吃的方面，吃得最多的食品是花生米。头一次6个人吃一小盘花生米觉得好吃。后来每餐都吃花生米，我们就受不了。所以，有好几年的时间，我都不吃花生米。

　　那时候，在机关也能看到电影。每个单位都有放映队，一个星期能在六七个点进行放映。

　　队友牺牲在停战时

　　停战协定规定从7月27日停战。但这其中有一个时效问题，即向部队传达这个消息需要时间。美军便利用这个时间继续对我方进行轰炸。那时，我们在篮球场上打球，大家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这样就被敌机发现了，结果敌机进行轰炸，一个姓史的同志便被炸死了。

　　在朝鲜喜结连理

　　我和张纯在朝鲜战场上认识，也在那儿结婚。我们属于不同单位，那怎么认识的呢？说来也巧，那时，我们球队成员住在志愿军政治部招待所。有一天晚上下大雨，有人拿手电筒上厕所，看到一屋子的水，房子的地下仍在不停地冒水，将牙刷、水盆等物品冲到了门口，塞在那儿，就将大家都叫醒了。这房子不能住了。恰好我老伴所在的政治部歌舞团的女同志下部队，空出了一些房屋。我们搬去了那儿住，也跟他们一起吃饭，这样就认识了。那时候也没有太多的联系，因为联系一密切，部队马上会来人找你谈话：“你要注意了，这是作风问题。”

　　停战后，1954年10月1日，我们结婚。结婚要有新枕头，我从国内带过来裤子料，是准备给姐姐结婚后用的，裤子料的两裤腿有带红缎子的绣花。我就把它拆了，请战友给做成了枕头。结婚当日，我们那帮战友特高兴，好不容易有件热闹事了。他们给我们穿上文工团演出的服装，张纯戴个新疆小帽，我则把头发弄卷，两人戴上大红花。舞蹈队的高个男孩穿上花裙子，系上红领巾，给我们献花。在文工团的朝鲜人民军的教员也给我们写了祝福新婚的曲子，为我们演奏，当作新婚贺礼。我们的孙云白部长也来了。那天特别热闹。

　　可爱的男同志们

　　在朝鲜战场上， 男同志和女同志之间也会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每月部队给男同志发5元工资，给女同志发6元，其中1元是卫生纸钱。结果，男同志开口嚷嚷了：“为什么要多给她们1元？”指导员批评他们没有团结友爱的思想，并告诉他们“别吵闹，这是给女同志的卫生费”。男同志基本是年轻小伙，估计也不大明白，就回应说：“那我们还抽烟呢。”

　　又如，过年了，大伙儿每人分得一包东西，有花生、水果糖、烟，还有一个橘子和一个苹果。分完后，男同志就叫住我了，跟我商量：“我们把糖都给你们女同志，你们把烟给我们。”我说：“这我得回去商量。”对方急了，说：“还商量什么，你们又不抽烟！”我叫他们稍安勿躁，自己回去宿舍找女同志商量。女同志也大方，最后决定把烟送给他们，不需要他们拿糖交换。我们就把烟给了他们。尽管我们说不用交换，他们还是特讲信用地把糖送给了我们。

　　参观毛岸英纪念碑

　　临离开朝鲜的时候，我特地去毛岸英纪念碑那儿照了张相。毛岸英墓就在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志愿军政治部招待所就在烈士陵园的下面。志愿军女子篮球队为了锻炼身体，每天都会围着烈士陵园跑。

　　毛岸英墓在最前面，立个大碑，碑词是郭沫若写的，我还能背出碑词。在毛岸英墓的后面还有100多座坟，碑上刻着部队番号、烈士名字。但也有无名坟。抗美援朝，牺牲了那么多人，有些人只能随便埋了，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碑上就只能刻着“志愿军烈士之墓”。我看到那些坟，心里特难受。他就那样躺在异国他乡，而祖国的亲人在想念着他，他却没法张口说出自己的身份。

　　我觉得我们那一代人，在抗美援朝时期，有两种牺牲。一种是在战场上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另外一种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岁月，牺牲了自己的爱情。我们单位原来有个打字员，叫周玉宇，她有个很要好的男朋友，两人在参军前就认识了，但因为男的太年轻了不够格，没办法，两人只好分手了。没事的时候，小周常在我眼前掉眼泪，特伤心。

　　回国

　　张纯先回来。因为志愿军篮球队要准备30周年建军纪念的篮球比赛，所以我留在那儿进行训练。当时志愿军文化部写了封信给老张的单位，大致意思就是“由于1957年建军30周年纪念，球队要进行训练，等训练完后，我们会按照干部轮换的精神将他和他的爱人轮换到一个地方”。后来球队解散不打了，我在张纯回国后的两三个月后，也轮换到广州军区后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