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贺红卫  周艳红

　　整理者：周艳红

　　采访时间：2010年6月4日

　　地点：广州市赖亚莉家

　　受访者简介：赖亚莉，四川人。解放初期参军，从事文艺工作。1950年入朝，为42军文艺兵，1952年回国。1955年转业，进入广州市人民委员会秘书科工作。

　　旁白：

　　在采访马声儒院长时，老人告诉我们，他的夫人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两人在朝鲜战场相识，回国后相恋并结合，于是我们又采访了这位夫人。

　　每个国庆节，平壤的地下室都举办活动

　　我是四川人，当42军解放我家乡时我就参了军，做了文艺兵。志愿军出国时，我随大部队一起来到朝鲜。

　　在朝鲜时，部队打仗时我们就做战护，帮忙看护伤病员，做一些如包扎伤口、喂药、喂饭等事情。不打仗时，我们就上阵地给将士们做一些小型的慰问演出，说一个快板呀，演一个活报剧，跳一个简单的朝鲜舞，《英雄儿女》中的王芳就是以我们为原型的。当时有很多部队，都住在山头和坑道里，我们就去山头和坑道及树林里演出。每个战役的间隙，朝鲜人民协作团也经常到我们阵地来进行联欢演出，就在山背后、大石头后跳一些简单的朝鲜舞，他们很愿意到我们那里演出，因为有吃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些肥皂、毛巾、压缩饼干等小礼物送给他们。

　　在其他国家的国庆日，平壤都在他们的地下室举行大型的庆祝活动，参加的有各国使节，有志愿军的官员和文艺代表。我去参加过两回，一个是朝鲜的国庆节，一个是苏联的国庆节。他们有演出，我们也要出节目，他们称之为鸡尾酒会。会场摆着一个大长条桌子，金日成等领导人也来了。当时地面完全是瓦砾场，朝鲜当时的地面建筑应该说百分之九十已经被破坏了，平壤等大城市都是一间房子都没有，一片废墟，只剩下一些小山沟里还有几座不起眼的房子。那里的地下室就是另外一个天地了，地下室很深很深，有好几百步的台阶下去，修得非常好，上面再大的轰炸也没有关系。

　　我们拿肥皂换“傻瓜”（苹果）吃

　　到了1952年，“联合国军”发动了“细菌战”，我和战友还捡了一个弹壳，在那里照了一张相作纪念。当时我们的生活很苦，后勤保障根本跟不上，有时候会发一些肥皂之类的东西，我们就拿来和当地老百姓换苹果吃，他们管苹果叫茶瓜（朝鲜语音），我干脆叫“傻瓜”，他们也听得懂。

　　当时我们不敢住民房，怕有轰炸，白天要上山去防空。我们有个战友叫徐康，他很风趣，常开玩笑说：“大家好好睡呀，看看明天有没有人不起床啊。”意思是你好好睡吧，做个好梦，说不定今天晚上来飞机轰炸就起不来了。敌人的飞机是很猖狂的，一来就是一串，轮番地进行轰炸扫射，麻痹大意就会受损害，所以大家白天防空很积极，一起床就赶快上山。

　　后来，军部驻南佐里，那里有坑道，我们住在树林里搭的半地下简易房，还有炕，白天我们去山上捡柴火，晚上将炕烧热一点。那里真冷啊，雪很深很深，每天早上我们轮班戴着棉手套拿罐头箱到山下去抬水，然后烧水洗脸，也就是抹抹脸就完了。那时候年轻，思想比较单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那种奉献精神没得说，所以大家过得还挺好，也不担心什么，死了就自己一个人也没有关系，没什么牵挂。和家里也断绝了音信，入朝之后就不准和家里通信，家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妈妈老在家里哭，回国后才和家里有联系。老马还好，家就在沈阳，回国路过沈阳时下车回了一趟家。前几年，我们42军文工团在全国各地的战友回来聚会，大家都很激动，我们老团长还健在，他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把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祖国。大家都哭了。

　　在朝鲜战场上可不是闹着玩的，枪子、炮弹是不长眼睛的，炮弹“嘶”的一声过去了，没打着，那是幸运。那时战场很乱，飞机、炮弹，还有特务，处处充满着危险。我们能回来，就是幸存者。我们住在山上防空洞里，晚上还要站岗，我比较小，得一个大的伴着我。我壮着胆出去巡逻，山上黑乎乎的，鸟也叫，什么东西都有，有时特务也装鸟叫，很吓人。我和一个战友一起去巡逻，她叫涂宝坤，是南下工作团的，北京人，个头比较大，每次她都说：“小赖，你走前面。”在前面走好些，她就可以保护我了。

　　不是“287团”不能结婚，我们只能谈恋爱

　　我和老伴是1951年在朝鲜战场上认识的。那时我在军文工团，他在师里。因为处于战争环境，部队流动性很大。我们见面机会很少，没有太多了解，但初次见面，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52年回国后，我下部队慰问演出途经广州，他也因公出差到了广州，而且我们都住东亚酒店。那天，我坐车刚到酒店门前，一眼就看见他站在那里，好像专门等在那里一样。这次偶然的重逢，让我们喜出望外，激动不已。我刚下车，还没有安排住处，于是我们约好晚上见。到了晚上我向队长请了假，借口说我有个亲戚在广州，要去看看，同时跟同住的战友打好招呼，让她们给我打掩护。第二天队里放假，我和声儒又有机会相会，我们去了越秀公园，还在中山纪念堂前照了一张相。这张相距今半个多世纪了，我觉得很珍贵。

　　中午，我俩在南方大厦后边西壕路的一间四川饭馆，吃了我家乡的米粉蒸肉和小笼包，还逛了南方大厦。这一天，我们玩得真高兴。我们在交谈中没有什么许诺，也没有什么甜言蜜语，也不谈爱不爱的事，只相互期盼，相互祝愿，分别时俩人说好保持通信联系。

　　当时部队有规定，要“287团”才能结婚，也就是要28岁、七年党龄、团级干部才能结婚。像我们这种才十几二十岁的人，根本谈不上结婚的事。后来，我们始终保持秘密的关系。三年后，1955年5月，我们在罗浮山军营中结婚。也就在这一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广州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秘书科工作。1961年我又由秘书科到市长办公室给钟明副市长做秘书，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

　　广州实行军管后，我们这些市长的秘书们都集中在市委军管会办公厅，负责搞些调查研究、处理来信来访等事情，并提供一些资料供市领导参阅。在市委军管会工作时间不长，我就离开了，因为我是军人家属，老伴工作调动，我就随老伴去了部队，当了子弟学校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