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2月10日晚上，我到越秀宾馆拜访由香港工会联合会组团回归参加广州起义六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驻香港革命老人和家属的时候，由工联会麦会长和刘福祥秘书介绍，认识了杨文达（玄宗）①先生的。他是杨匏安烈士的长子。

　　杨匏安烈士是1919年在华南地区、第一位系统地、较全面地、大幅度地在《东中华新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优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当年，他与北方的李大钊同时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被广大群众誉为“北李南杨”（一说“北李南杨中间陈”，陈即为陈独秀），杨匏安烈士又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推行者，是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得力领导人。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为党的事业流尽最后通一滴血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史迹已近湮灭，幸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李坚教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杨匏安烈士于2002年由党中央重新审理肯定，成为创党的第三号人物。

　　杨文达先生1917年出生于澳门，1919年随父亲到广州，住在广州越华路杨家祠（即泗儒书室）这是香山县（今珠海市）南屏镇北山乡杨氏为其子弟设在广州考功名和读书的书馆。文达从小即在革命的熏陶中成长。

　　我认识他后，从1987年到他写这篇回忆录的时间，仅四个多月，他已多次自港来广州与我约见，畅谈他在革命年代成长的历史。他对我说，他有一个深爱中国共产党的祖母陈智，有一个与父亲同甘共苦的妈妈吴佩琪，还有一个肩担全家粗活的庶祖母。他说他的长相和性格都像祖母陈智，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文达先生承传了杨匏安烈士的优秀品德，不计较自己吃亏的事，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到周总理处，曾要求总理送他去延安学习，也好与两个久别的弟弟见面。但周总理问清楚他现在的工作后，即行指示要他在现在的国民党军队和《振中日报》发挥作用，他当即以党和国家事业为重而应允。周总理还指定他的姑姑康秀文负责他的联系线人。

　　1949年初，文达先生随国民党某军去了台湾，并与该军一师级军医的女儿结了婚，先后生了四个子女。

　　但好景不长，蒋介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头子，他把某军军长（好象是孙立人）杀害了，并搜捕一批有赤色言行的部属进行屠杀，危及文达先生，他即离台赴港，妻儿都不知他的行踪。

　　文达先生到港后，到处打工为生，他很会编唱粤曲，参加了工会活动，还回家乡与亲人联系上了。接着，找到了在北京航天部工作的二弟杨明。杨明为此去见邓颖超。那时，周恩来已去世，邓说不知他去台湾的事，而且，他的线人康秀文已于1965年在广州去世。

　　为此事，他曾在我面前抱头痛哭。他说：“我（文达先生自称）家还有对不起康妈妈的事。”

　　康秀文，原名康炯昭，乳名小玲，1898年戊戌年出生于澳门，其父是康有为三服内堂弟康有制，母亲是十三行首富潘仕成的隔代堂侄潘习箴，康有为对她一家十分刻薄。小玲在1915年于其母逝前，其母将小玲许配与杨匏安为妻。但因杨匏安母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聘下了翠微乡的吴佩琪，后陈智为弥补此事而将潘佛舟兄妹收为谊子女，接回身边教养。匏安烈士迫于母命难违而且只好与康炯昭分手。康炯昭遂随兄长匏安嫂子佩琪生活。

　　为此，匏安还以兄长责任培养了谊妹走上革命之路，并由陈智选上黎宝业为女婿，全家的确尽职尽责，使友谊长青。

　　抗日时期，文达先生在桂林初遇康秀文，姑姪相逢，相拥热泪湿衣襟。秀文多次死里逃生，十分感慨地对文达说：“玄仔，我一生人只爱过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你的爸爸，而今，哥嫂、祖母已殁，我们以后不知何时相见，你就叫我一声康妈妈吧！”文达深知康姑姑此话的份量，他以颠沛流离的孤儿心情，拥抱了康秀文叫了两声：“康妈妈、康妈妈！”

　　文达讲这些感人经历的时候，我也忍不住洒下了同情之泪。

　　1996年前，我去香港，文达后妻韦玉婵接我到他家，我在文达先生的灵牌前，点了三柱清香，以悼念他从为了党的事业，如杨匏安烈士一样，奉献了他坎坷感人的一生。

　　以下为杨匏安烈士长子杨宗玄（文达）的回忆：

　　约在1921至1922年那时我只有四、五岁，还未入学，随家人住在广州市越华路杨家祠。杨家祠地方很大，住在里面的还有杨章甫叔公等。当时广州市正极力推行国语教育，所以父亲和章甫叔公等便利用夜间时间，开办国语注音字母训练班①，地点就利用祠内公众大厅，那时还没有电灯，上课照明要租用一种斗大光灯的汽灯，也招来了不少学生，不久父亲就在国语班下课后，招来了另一批人听讲，这批人年纪比较大一点，从服装言谈看来，工友阶级较多，有时还有一个外国人来参加，后来才听说是俄国顾问，讲话的内容因为我是小孩，不懂讲的是什么，只常听说是共产主义和布尔塞维克，有时还要张挂红旗，上有白色的镰刀斧头，有时还要唱国际歌，唱得多连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学会了！

　　到了1925年，广东革命情绪高涨，因为连续发生了上海的“五卅”惨案，广州的“沙基”惨案，社会人士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暴行感到极度的不满，我们小学生都参加了抗议的游行。

　　父亲那时受命策划实施省港大罢工，于是偕同胡荫同志等到香港去指挥行动。这次轰轰烈烈的罢工行动是实现了，也可以说给了帝国主义者当头一棒，使他们知道中国人民不是可以长期压迫欺侮的！只是父亲和他的助手胡荫等数人，为了这次任务，都被香港政府逮捕关起来，坐了一个半月的牢，才获得释放，并永远迫解出境。父亲回来后，更加积极发展工作，杨家祠可热闹了，每星期都有很多人来聚集。除了工会的人以外还有黄埔军校早期的学生，我们都叫他们做学生军。我最记得有一位叫做李之龙的，他每一次来都和我玩皮球。后来听说他在中山舰事件中牺牲了，真是可惜！

　　不久我家搬到杨家祠附近的社仁坊先后在二十八号和三十二号居住。在这时期，父亲利用他在国民党组织部的关系，极力发展党务，将国民党的年轻优秀分子，加以教育说服，变为积极的共产党员。常来我家的熟悉的有：沈香雨、陈延年、陈永年、赖玉润、谭夏声、戴卓文、梁復然、梁桂华、苏兆征、杨殷、周文雍等很多人，还有康秀文、黎演宣、李章达、谭平山，连周总理邓大姐等也常来，因人数太多，一时也难尽记。

　　1927年初夏，父亲去了武汉，不久广州就发生清党事件，为了我们的安全，祖母率领全家迁往香港澳暂住。这期间，我家又成了很多要经港澳转往各地工作同志的驿站，其中印象深刻的有恽代英及谭平山。恽代英夫妇和我同住一个房间，他是外省人，而我是家中唯一稍懂普通话的人，乐于为家人和他们传译、解决日常生活上的不便。父亲在宁汉分裂后回澳门，随即赴马来西亚一带做宣传工作。祖母在1927年12月初又把我们带回广州杨家祠居住。哪知才几天，就广州起义了，大家兴奋的不得了，陈永年烈士的太太，特地一早跑到杨家祠来，告诉我们好消息，说我们已得到胜利了！想不到过了几天，局势恶化，我们迫得又全家跑回澳门去，（因为澳门离我乡下最近，仅一水之隔）。不久父亲从南洋回来，在1928年3月初带同家人迁往上海。初时住在公共租界西华德路，仁吉里三弄四十二号。来访的人多属文艺界同志，如蒋先慈和林伯修（即杜国庠）等。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上海，父亲为了工作关系，将家搬到较东的西华德路顺德坊三弄三十二号，那里地区比较偏辟。父亲工作的红旗日报，也在附近的意大里，但他从来不给我们知道的，我们在顺德坊是和李春帆（柯柏年）家同住，后来他们又搬走了。父亲母亲又去了泥城桥白克路，与周恩来伯伯他们同住。我们就在白色势力压迫下慢慢长大，不过很可惜，我们连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了。大人们（祖母和母亲等）平时不准我们出屋外玩耍，因为怕被人认出受到迫害。每年暑假后，看邻居小朋友背着书包上学，而自己仍被困在家中，无聊得想哭，心中产生一种强烈自卑感，真有说不出的难过！

　　不幸，在1930年秋，父亲工作的机构红旗日报被反动派破获，幸父亲身份未被发现，判监九个月，关在提篮桥（虹口）监狱中。跟着因为父亲工作的机构被破获，我们也不敢住原来的地方，我和母亲被派往塘山路日新里一层楼上和几位叔叔一起，后来方知他们是编辑红旗日报的。其中一位戴眼镜叫尹康的叔叔，学问很好，教了我很多书本上的知识，至今我怀念他。因为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了，过了不久，红旗日报又在岳州路（近东有恒路）一巷口一所大院子建立起来了。工作同志们拼着大无畏的精神，将一箱箱沉重的铅字和拆散的机器分批运来装置。我们一家住在楼下装大家庭以掩护他们在楼上工作，我当时已经十三岁，日中闷得发慌，所以到楼上学习排字工作和拆板还原等。过了几个月，父亲快将出狱，我家又搬到东有恒路（近爱而考克路）另一所房子中，以等候父亲出来，到1931年3月初，父亲回来了！我们欣慰的心情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在父亲将出狱时，有很多亲友对祖母说将来父亲出狱后，应该劝他休息一个时期，让他安静一下，对身心都有益。祖母也同意了这建议。不过，父亲出狱后不到一个月，祖母向他提出这意见时，父亲大不以为然，认为革命在最艰苦的时刻，绝不应气馁，否则永不会成功，并坚决表示永不休止，终生会为革命而工作。这样辩论了几晚，祖母终于拗父亲不过，遂于一天晚饭后，对我们全家人说：“我的儿子已下了决心，为实现革命而继续工作，我们全家人都要尽力协助他，直到革命成功为止。”同时并对我们说：“参加革命，是没有代价和不计后果的，就算革命成功了，也不要希望做大官，或者什么报酬。这样做只不过是尽一个国民应尽的天职而已！祖母虽通文墨，但以一个在封建时代长成的老太太，而能有这样前进卓越的见解，真不愧为革命之母！伟大的祖母！

　　父亲回家不到一星期，买了药品和维他命丸给狱中还未获释放的同志，是托一位在狱中看守他们而被父亲说服了同情共产主义的印度巡捕转交，父亲要我陪他一起去附近一间小面馆里交给他的。这事后来给同志指责，认为太危险了。这也可以看出父亲对同志的关怀和爱心。父亲还说已安排将我送去苏联读书。我喜欢到了不得，以为不久就可以入学读书，心中充满了光明的希望与喜悦！但不久这希望就幻灭了。因为反动势力对我们在白区工作同志迫害了，就在父亲出狱不到两个月（大约在1931年5月底）的一日凌晨中，我们还没睡醒，一阵大力的拍门声，随即冲进十几个如狼似虎的便衣警探，即俗称巡捕房包打听的人，问谁叫陈宗礼（父亲的化名），又将家中的物品翻箱倒柜的抄得一团糟。最后强行将父亲带走。至此，我再也见不到父亲的面了，祖母和母亲早已哭成泪人。我们全家都哭成一团。后来由母亲向外面联络才知道是一个叫做胡章原的人，反叛了革命，将我们出卖了。胡章原是当时上海白区负责保护我们的人，所以他有很多资料。由于他的叛变，我们受了很大的损害。据翌日报章刊载被破坏的机关及同志们住所，达数十处之多，被捕人数也不少，其中包括在岳州路时主持红旗日报的罗绮园在内，通通被囚禁在上海龙华伪警备司令部监牢里面。事发后，母亲日日赴龙华探望，但都不获见面，只有买通一位年纪较大的狱卒传递信息。据母亲回来说：“南京方面派人来劝父亲变节投降，为父亲严辞斥责拒绝，并告知母亲，倘有人来探访游说，应即严加拒绝，不可与其有任何接触，最好是速离上海或设法回粤。”但他不知道我们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祖母和母亲后来不跟父亲说这些话，怕他增加烦恼）。罗绮园与父亲交情很好，大概有点意劝，想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之意劝父亲答允。但为父亲严斥，故后来在父亲就义前之绝命诗中有：“相期一节全”之句。此事是后来于1943年3月22日晚间，由康秀文阿姨，陪同我到重庆曾家岩九号，见周恩来伯伯，他亲口告诉我的。当晚在坐的还有周伯母（邓大姐），他两位和我们家人很熟识，所以垂询甚详。

　　父亲被捕后，因身份洩露，自知必难幸免，亦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牺牲。故数日后由母亲去狱中探望时，带回了一封父亲的亲笔信，内容和遗嘱差不多。信是用铅笔写的，对我们的安排作出明确的指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我们立即离上海返粤。祖母无奈只好要我和二弟四弟三人先行返粤。我们兄弟三人怀着满腔的悲愤和立誓复仇的烈焰，默默随着姑太（祖父的妹妹）回到了广州，住在叔父处。过了几个月，上海遭“一二八”日寇侵华。那家已搬往闸北东宝兴路克明路。也可说是祸不单行，家及周围都受日机炸毁，幸而人未损伤。祖母及家人等，随大队难民潮逃亡。途经公和祥码头，见有许多人拥上一艘轮船，她认得那艘是开往广东的船，于是同家人也挤了上去。结果给船带到了广州，这样，我和家人又相聚在一起了！不过，祖母和母亲却带来了一个消息，父亲因为不肯投降变节，在1931年8月中，被反动派杀害了。从此我们陷入了很悲惨的命运，成了无父的孤儿。祖母年迈，弟妹年幼，家中仅靠母亲一人生产。每天同人缝衣服，收入亦不足维持我们最低劣的生活，家中贫困已到极点。可怜我第三、五、七三个妹妹和最幼第八的弟弟（他是遗腹子）都因为生病而没有钱医治，先后夭折，使我们悲痛莫名，那年我仅得十四岁。为了求生活，就由父字辈介绍我去香港民众烟草公司，及先施公司做后生（即学徒每月工资三元）。这样，我就在市井中混下去了。直到抗日战事发生，弟弟们受到照顾，都到延安读书去了。我为了家人和生活，只好仍旧与市井之徒为伍。我今年已古稀，唯幸能见到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复兴！一个国家的建立、一个主义的实现，是牺牲了我们无数的先烈，以他们宝贵的生命和热血换取回来的。希望我们后继的同志，努力建设国家，先烈有知，当含笑于九泉。

　　（作者：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