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杨丰

　　访谈员：周艳红、徐丽飞

　　整理者：徐丽飞

　　访谈日期：2010年3月24日

　　访谈地点：广州番禺杨宅

　　抗美援朝时期的思想教育

　　抗美援朝运动时我任广州芳村区委办公室主任。抗美援朝运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朝鲜战争是一场局部的战争，非正式的战争，是以民间的形式，以志愿军的形式参加的。中央高层关于朝鲜战争的争论，我并不清楚，但我知道一些民主人士是不赞成的。从我们下面人来讲，要抗美援朝则需解决这几个思想问题。

　　首先是清除群众中崇美、亲美的思想。崇美、亲美的现象在广州比较普遍。广州有许多办的相当不错的教会学校，如岭南大学、培英中学、协和中学等。另外广州有名的医院如柔济医院、博济医院也是美国人办的。因此广州人对美国人的印象比较好。另外，虽然解放初期中国没有与美国建交，但美国驻中国的办事处还在沙面，美国通过英国代理与广州在经济上还是有比较多的联系，如美国人在芳村建有德士古油库①，以及我们卖公债给他们等。同时，美国并没有占过中国一寸土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也给与了中国大力帮助。因此，中国与美国打仗，广州好多人很不能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便十分必要。

　　当时的思想教育把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联系起来，告诉大家麦克阿瑟要打过鸭绿江（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同时，当时的宣传讲美国人办教育、开医院都是文化侵略。美国教会在广州开了一个育婴院，在淘金坑（白云宾馆旧址）那儿，我记得就在那里举办了一个展览会，宣传美国人开办的育婴院的险恶，说修女拿小孩子做实验。这就让我们产生了仇视美帝的思想。

　　其次，则是恐美的思想。美国现代化的设备、二次世界大战上的完胜，对中国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许多人认为刚解放的新中国还不具备与美国作战的条件，害怕与美国交战。当时还发生过这样的事，东江地委有份报纸，其言论认为中国若出兵朝鲜，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份报纸后来受到全国通报批评的处分。通过这件事也可以看出群众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怕。

　　这些问题主要存在学校里，在农村中不是很严重。

　　1951年的时候，有个叫柴川若的志愿军归国代表在郊区给干部以及一部分农民代表做报告。当时，我们借用培英中学的礼堂作为报告地址。对柴川若的报告反响最热情的还是学生。柴代表讲完后，学生们把他团团围住。

　　除了报告之外，群众也进行游行，农民也派代表参加，但农民不是主要的。我们还号召农民参军，有不少郊区的干部和群众签名了，要去支援抗美援朝。有些人还租借了大棉衣，做好了准备。但最后并不需要我们去。实际上，这也是种思想教育。对于捐献飞机大炮，粮食之类的东西，干部和群众都很踊跃。当时土改刚完成，农民分了胜利果实。因此农民捐献黄金、谷子之类的都有。我见到了不少金条。金条，一两是圆的，五两是长的。

　　抗美援朝运动是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决定抗美援朝后，虽然没有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但气氛已经紧张起来。为了更好的配合抗美援朝，抗美援朝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结合起来了。

　　1950年夏天，叶剑英去北京，请求北京市委支持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中央从北京市委抽调几十个干部来广州搞土改，其中以安平生为首。华南分局最初决定是在1950年冬到1951年春进行试点，芳村的试点在东漖乡。抗美援朝爆发后，因为形势的变化，广州的土改被提前了。土地改革分成两批，从1950年冬到1951年春就完成了。

　　解放初期，广州治安很差，经常会有打黑枪的人，袭击我们的基层干部。最典型的那次是在竹料公社那里，我们十几个人被包围了。于是镇压反革命的力度得到加强，大规模的镇反开始。之前的说法是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后来对这句话的解释变成：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是镇压为主，首恶必办，协从不问，不问并不是不问罪。

　　同时对内部的清理力度也加强。当时搞反动党团登记①开始清理中内层②这在当时引起相当大的震动。

　　当时有个西村南源办事处，那里有个工作队，队长叫黄陶，他找来一个南方大学参加土改工作队的人谈话，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曾参加过三青团。这番谈话对这个人产生了影响。恰巧当时另外一个工作队成员唐某，刚缴获了一支新的左轮枪回来，放在枕头下，洗澡去了。于是被谈话的人偷了枪，去打黄陶，黄陶受了伤。黄陶的炊事员见状便去追这个人，他一枪把炊事员打死了，后来派出所的民警出动了，围住他，他在屋顶上对抗，民警解决不了这件事 ，解放军来了，用冲锋枪把他解决了。这是最严重的一件事。

　　芳村这边情况还比较好，上面发过来名单，我们按名单去抓人。我也按名单去找了个人，我带了个小鬼找他谈话，他的态度很好，没有对抗。谈完话后，我就带他去公安局。

　　这些都是为了配合抗美援朝。叶剑英说过：“广州市只是军事上属于我们的，只有搞了土改和镇反，政权才能巩固。”这是抗美援朝对我们的影响。抗美援朝是形式，土改和镇压反革命是从实际上支持抗美援朝。配合抗美援朝的还有三反和五反运动。

　　“种好节瓜就是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对农村的影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经济上的。实际上，农民对整个运动还是不能理解的，他们不清楚美国的情况，也不知道朝鲜在哪里。但当时农民的觉悟还是很高的，非常相信政府，积极地参加这次运动，他们认为支援抗美援朝就是要搞好生产，而搞好生产就是要种好节瓜，以至后来农民都说“种好节瓜就是抗美援朝”。

　　当时农业税征收还没开展，城市缺乏粮食会乱。为了把粮食从农村中集中到城市来，叶剑英在全省抽调干部，组织征粮队，到佛山等地区征粮。

　　同时， 志愿军入朝后，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我们很多东西在当时都是靠进口的，如汽油、西药、卡车、橡胶等都要靠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封锁禁运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困难，其中最突出的是煤油。因为煤油的缺乏，我们不得不对煤油实行配给。苏联和东欧国家支援了我们很多东西，当时可以进口的国家就是苏联和东欧。因此，我们的单车都是东德的，布是波兰的。

　　港英政府也对我们实行封锁，但怎么锁也锁不住的。在此之前，我们与香港之间是自由来往的。后来虽然要办手续，但还是可以比较方便地来往。那时，芳村的花主要销往香港，他们还参加香港的花市。每年，芳村人坐船去香港，在那里卖花卖到年三十晚上十二点后返回。树苗也销往香港。广州的很多日用品则来自香港。抗美援朝之后，民间的自由来往被割断了，基本上不准去香港，这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

　　另外，因为集中力量搞抗美援朝，1953年前就没有怎么提搞生产建设。朱光曾在市政府动员：“经济不能完全停顿，我们应边抗美援朝，边建设。”于是，开始搞了一些建设，主要是广东的轻工业，如纺织厂，电瓶厂这类的。朱光还开会，提出黄埔港的问题，最初是要建成大港，后来抗美援朝，就停下来了，朱光说：“就小搞吧，还是要搞。”1953年后，生产建设才开始比较大规模地进行。

　　农业生产受抗美援朝的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土地改革后，群众的积极性很高。我们也鼓励农民搞好生产，用搞好生产来支援抗美援朝。

　　（受访者：广州市农委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