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历了8年苦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一片欢腾，庆祝这个得来不易的日子，但沉浸于欢乐没有几天，一连串的苦难又来侵袭中国人民，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磨刀霍霍，准备进攻解放区，这是当时许多苦难的来源。

　　东江纵队司令部所在地的罗浮山，也无例外地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进迫。在一个下午快到傍晚时，我们忽然接到命令需要转移，大家便背上行装离开罗浮山。要到哪里，我们并不知道，只跟着大队前进。当晚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但看来并未走了多少路程，可能由于整个司令部都离开罗浮山，队伍庞大，又成单行，拉得很长，也走得很慢，到快天亮时大队伍才休息。之后，一连多日，我们的行军，有时白天走，有时晚上走，哪天到哪里，我已无法记忆。但在行军途中，有两件事还记得起来，—是我们在坪山附近扎营，听说去坪山趁圩不会有问题，我便同二三个同志一起去了。圩场相当热闹，入口还有日本兵把守，我们进去他们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东江纵队的，但他们也不管，圩场也有不少日本兵，亦彼此相安无事。当时在思想上有点怪怪的，过去一见日本兵，怒火就上来，要拼个你死我活；现在井水不犯河水，和平相遇，但总要多看几眼，以防不测。这是我在胜利后第一次见到日本兵的感觉。二是有位同志叫熊芬的，同进迫的国民党军队战斗中不幸牺牲，她同行军队伍中不少同志共事，我们便开了一个追悼会寄托哀思，并表扬了她的英勇和先进事迹，此事《前进报》亦有登载。

　　这样走走停停，有十多天，便到达一个叫马兰头的地方。马兰头地处海边。我心中有点奇怪，为什么不往山里走，而走到了海边?我们在马兰头住下来，人很多，很热闹，才知道司令部、政治部的人马都齐集在这里。一天，上面通知所有干部都集合在草地上，听政委尹林平同志作报告。他讲的主要是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任务，人们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要求高涨，而蒋介石夺取胜利的果实和打内战的野心不死，他分析了两种可能性和前途，即人民迫使蒋介石搞和平民主或蒋介石继续独裁统治发动内战。听了报告之后，我们心里清醒、踏实了许多。

　　又过了一些日子，政工委员会的夏冰找我谈话。她首先介绍政工委员会，说东纵原来有政治部，杨康华是主任（大家都知道），现改为政工委员会，规模就不如政治部了，现在谭老板(谭天度)是政工委的主任。我听后即时想起当年春天，王作尧和杨康华带部队北上，我是知道的。1944年我又听传达说党准备在粤桂湘和粤赣湘边境建立两个根据地，因此王、杨带部队北上我也推测过同建立根据地有关，但他们要同王震南下的部队会师，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以后才知道的。

　　夏冰接着向我解释，我们从罗浮山到海边，是要出其不意地向北直插。部队要打仗了，人员就要精简，此时她才把主题讲出来：要我离开部队。她看我的神色表现出疑惑不解，便进一步说明，部队要准备打仗，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呼声很高，我们也要作准备，能在蒋管区立足的，都得回蒋管区去。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战略部署。这种部署，是要应付和平民主的可能到来，如不作准备，将来就可能陷于被动，有准备总比无准备好，准备好而情况发生变化，再另做打算。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蒋管区不少同志又回到武装斗争的岗位上，而且支援农村武装斗争也成了蒋管区同志一个经常性的任务。接着，夏冰找来一位女同志汤虹与我同行，在路上互认为舅父与外甥女的关系，并叫我负责把她安全送到广州。另外，夏冰说同行还有一位女同志王铭珊，明天就会见到她，她家在香港，我和“外甥女”到香港后可以住在她家里，伺机再回广州。之后，她给了我一笔钱说，现时部队也有困难，只能这样，要省着用。(实际上钱还是够开支的，我到了广州，还有小小节余)。我看组织上道理说得那么清楚，安排又那么具体，显然已作出了决定，就不好再说什么，只表示接受组织的安排。最后，她吩咐说，明天早上在村边一个地方有个交通员等你们，并介绍了他的模样和特点，他会给你们带路。

　　从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当时中央并不是估计只有和平民主一种可能性的。在“文革”中大批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不过是一种强词夺理的“莫须有”罪名。这种罪名就是说毛泽东是主张打的，结果是打了，胜利了，刘少奇主张和平民主，结果是说梦，把党引入了歧途。而事实上那时中央对两种可能性、两种前途都有清醒的估计，都要做两手的准备。而且，要特别指出的是，那时中央未有分一线二线，司令部就是一个，全是毛主席当家，怎么会出现刘少奇另搞一套的问题呢?

　　次晨，吃饱了饭，我和“外甥女”走到村边，果然在一棵树下交通员已在等候，他的衣着和其他的特点也符合夏冰所说的，他着我们走路时要和他保持一段距离。走了二三十分钟后，才知道他还带其他两个女同志的路，一个是王铭珊，另一个不知其姓名。这次相遇后，以后就同这两位没有联系，直到“文革”后期，我主持一个党员学习班，发现一位学员的模样很像那位不知姓名的女同志，向工作人员一打听，原来就是她，真巧!这是后话。

　　我们四人仍分成两组，我和“外甥女”一组同交通员相隔一段距离，装着和交通员互不认识；另两位女同志成一组，又与我和“外甥女”保持一段距离，也装成与我们无关。交通员默默地把我们带到海边，那里有不少渔船，也有不少交通艇。他和一条小艇船家接谈后，便叫我们一起上船，也不用付船资，并轻轻地对我说，下面的路程，她(王铭珊)知道，接着便告别了。

　　我们所坐的木艇比一般的木艇高得多，风帆也较大，在海面行走风浪较大。木艇没有动力，主要靠风力行驶，艇家对借助风力很熟悉，按风向确定行程，有时要绕个大弯，才抵目的地。

　　木艇摇曳得相当厉害，不到半小时已开始有同志吐呕，艇家叫大家吐时要转身不要让别人看见，否则会引起别人也吐，结果除艇家和我之外全都吐了。

　　船把我们送到沙头角，那时沙头角的中英街很冷落，我们去到沙头角的汽车站，买了到九龙的车票，即时上车直达九龙。下车时，有人指着我们说是共产党。看来这些人是有布置来监视这条由解放区到香港的通道的，不过人一旦散开，他们也就无法再闹。

　　王铭珊和我们乘船从九龙到香港，另一位女同志自行找住处。余下都住在王的家里，没有外出，以防不必要的意外，由王的亲属打听由香港到广州的交通情况。结果打听到广九铁路还未恢复，到广州只能坐“风帆”。“风帆”是一种交通船的名称，只有一排排座位，没有卧铺，它有动力，也有船帆。我们住在王的家里有两三天，主要是等买船票。船票一到手，我和“外甥女”便和他们告别上船，坐了一个晚上，次晨天未亮船便到广州长堤。上岸后，我把“外甥女”送到她的亲戚处，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次日，我离开广州赴粤北一次，回来后，仍转入地下，开始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