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小组的形成

　　1948年1月，我们一群在报社从事经济新闻的编辑记者，每日接触金融物价行情，从经济急剧变化中，看到人民力量迅速崛起，腐朽势力衰退，深感到认识形势、跟上时代步伐的迫切，由《广州日报》经济记者林燮寰、总编辑简世埙（简单、民盟成员）发起秘密成立“新中国经济学社”，学习新民主主义经济，阅读进步书报，其中有经济学者伍顽立、中山大学经济讲师郑启校、广州大学经济教授钟承宗和广东省建设厅技师刘文澜等和笔者共12人应邀参加。

　　香港《经济导报》1947年1月创刊后，因为伍顽立较早结识《经济导报》总编辑赵元浩，所以经常供稿《经济导报》，逐渐建立了写稿、约稿关系，同时建立写稿、约稿关系的还有林燮寰，笔者也主动向该报投稿。

　　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革命形势大改变，林燮寰、陈锐修和笔者等参加“广州经济记者香港考察团”，《经济导报》经理林铃召开欢迎会热情接待，考察团在港活动一周，其中安排一天与《经济导报》总编辑赵元浩、副总编辑陈文川、编辑孙孺等六人聚餐、游泳，陈文川对林燮寰说：“我们正在香港成立一个经济研究机构，需要广州各方面的经济资料，希望你们帮助搜集，如果需要活动费用可以补贴。”聚会后赵元浩单独约林燮寰详谈，介绍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党的经济政策，要求林回广州搜集经济资料。林介绍新中国经济学社，表示可用成员搜集经济资料。林等三人结束香港之行回广州，立即召集新中国经济学社成员，介绍与陈文川、赵元浩会见情况，陈、赵对我们的希望，大家表示要不负《经济导报》所望，积极行动找资料，之后积极行动，交出多批资料。

　　1948年12月，中共香港工委财经委委员赵元浩致函林燮寰，请林即来香港谈“生意”。林领会赵的意图，即到香港会赵。赵元浩对林燮寰说，因解放广州的需要，希望你组织力量，更多地搜集接管需要的资料。赵提出搜集资料的重点：

　　1. 弄清官僚资本在华南的动向；

　　2. 监视资金南流、资金转移情况；

　　3. 各公私厂、矿企业的设备资金、组织、人事、背景、生产能力；

　　4. 各经济机关的业务、资金、人力（哪些人开明，哪些人反动，谁负责什么工作）；

　　5. 各公私银行的背景及其动态；

　　6. 主要建设工程情况

　　两人定下，单线联系，林燮寰化名“麦朗夫”，广州送香港的资料，写赵元浩爱人张维静收。

　　林燮寰第二次在港见赵元浩返广州后，立即在西关蓬莱路蓬莱西约15号4楼张仲芝、卢佩坚夫妇家召开会议，讨论完成赵元浩要求的任务的措施，决定不再举行学习讨论会，全力投入搜集接管资料工作。伍顽立提出资料分类并作分工负责调研：林燮寰负责调研官僚资本，吴清泉负责贸易，谢绍康、吕哲明负责金融，张仲芝负责财政，陈锐修负责商业，甄健汉负责工业，笔者负责交通物价，卢佩坚负责资料保管整理。

　　经过上述酝酿，就形成由赵元浩领导，林燮寰具体负责的香港《经济导报》广州资料小组（地下）。

　　利用有利条件开展工作

　　1．利用职业的有利条件：广东实业公司是全省最大的生产企业集团，下属西村水泥厂等多家大型工厂。伍顽立曾任该公司调研室主任，时为广东著名经济学家，广州大学副教授，经济研究所负责人，掌握全省工商业大量资料。谢绍康抗战时期就在广东省银行从事金融研究工作，时任广州市银钱业同业公会研究干事、秘书（其职权相当于现在协会的秘书长），他熟知各银行的背景，并可利用职权深入了解广州金融业现状。吴清泉是省建设厅工商科登记股股长，凭他的职务，可抄录许多国民政府的经济文件，了解商业公司、生产企业的情况。甄健汉任省建设厅技师，他的职责就是调研全省的大型工矿企业，因此，能取得企业详细生产设备资料，并有权调查企业其他资料。吕哲明在广东省银行任会计，掌握该行内部情况。林燮寰、陈锐修、张仲芝和笔者任报社、通讯社的经济记者，利用经济记者身份进行经济调查畅行无人怀疑。1947年10月至1949年7月，笔者同时担任广州的《建国日报》，《七十二行商报》经济记者，上海《金融日报》驻广州记者，香港《文汇报》记者（地下）。《金融日报》为设在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行所办，总编辑、总经理均为该行在职高级职员，报社广州办事处与广州中央银行关系密切，初期报社广州办事处主任由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联合办事处主任兼任，广州央行管理各银行的监管科每工作日供我金融黑市的行情，各银行的内部情况笔者可向该科了解，并可单独向正行长丁世祺采访，有事请副行长帮忙（如报社办事处资金、地址）。1949年上半年，林燮寰任《广东日报》编辑、《大光报》经济记者，在《大光报》写的报道、评论文章中，猛烈评击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大光报》是国民党省政府的机关报，因此将林辞退。林没有记者身份，就难以公开作经济调查，为此，笔者将《七十二行商报》的记者职务辞去，而又介绍林代替笔者的职务，他挂记者之职，实际全力从事搜集资料工作，我将所写新闻稿用腊纸复写一份，代他发稿。

　　２．大型调查资料：林志澄（解放初期任广州市副市长）是广州重型机械的协同和机械厂总经理（雇佣），广州市工业协会会长。1948年年初，赵元浩约他到香港会面，介绍地下党员李见心给林，李当了协会的秘书，林燮寰找到李见心，说明来意，李就将协会所存的工厂资料全部提供。笔者介绍广雅中学学生谢日平见他，他也无保留供谢工厂资料。

　　1948年上半年，负责管理对外贸易的华南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为分配给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外汇额办进口物资，联合省建设厅、海关、银行、商检局等政府涉外部门，对华南的主要工厂、进口商进行大型调查，钟承宗任过输管会的科长，通过他的关系，得到全部调查资料。

　　3．大抓重点企业：电厂、水厂、电话所、煤矿，关系人民生活，万一停产，将给城区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困难。1949年月起，重点调查上述企业，尤其是水厂、电厂。首先广泛收集有关资料，抄录它的档案，哪怕报刊上登的有关这两个厂的片言只字，也不放过收集，资料集齐后，由甄健汉作综合分析，编写出系统详细调查报告，直到1949年8月我们进解放区前，才在香港写完这些报告。

　　 资料收集与输送

　　经大半年的努力，搜集到的资料有200多件，包括原件手抄本、内部印刷品、综合编写稿，等等。内容包括：

　　工厂南迁、迁出情况：

　　主要工厂、矿场的主要人员、设备、资金、生产品种、生产能力、人事、背景等；

　　广东省银行、各私营银行的背景、业务、人事；

　　政府经济机关包括海关、商检局、税局、输管会、金融管理局的情况；

　　全省轮船人事、设备、呼号；

　　仓库存粮数量；

　　各报社的设备。

　　输送资料的方式方法：

　　1．刊物文稿一般邮寄；

　　2．一般资料利用香港《文汇报》的送稿渠道，方法是私下与香港《星岛日报》送稿人串通，乘飞机专人护送。

　　3．重要资料专人护送，林燮寰送过四次，坐飞机，吴清泉、笔者、陈锐修各坐火车送过一次，一切费用各人自负，仅林燮寰收过赵元浩30港元。

　　据林铃回忆，《经济导报》收到我们的资料后，处理的方法：

　　1．可以公开的，在《经济导报》发表；

　　2．一般机密送中共香港工委财经委；

　　3．重要机密报党中央。（注）

　　转移东江，继续为解放广州作准备

　　1949年4月，赵元浩调解放区，由陈文川化名陈齐接手领导广州资料小组，不久，陈文川也调离香港，由孙孺化名孙明接手。

　　7月23日国民党举行大逮捕，笔者同地下党员江克明同住一室，逮捕江克明时，连同被捕。林燮寰得知后，马上在永汉路哥伦比亚茶室召开碰头会，布置暂停活动，各自根据具体情况疏散隐蔽。因黑名单没有列入笔者，三日后即被释放，小组恢复活动。7月底，林燮寰接孙明（孙孺）来信：“广州无什么生意可做，请即来港，另寻出路。”林燮寰立即赴港找到孙孺。香港工委财经委委员、东一支教导营总教导员古念良对林燮寰说：“广州快要解放，你们的资料工作差不多了。为了安全，资料小组的同志先要撤离，转往东江工作。经你同意的，从事文教工作的进步同志都可以带来。”

　　林燮寰回到广州，紧急召集全体成员传达。大家都表示服从安排，卢佩坚因怀孕，伍颂立有私事不能离开。

　　1949年8月，林燮寰、吴清泉、笔者、陈锐修、谢绍康、甄健汉、吕哲明、张仲芝等八人分批离穗到港，转入惠阳解放区王母，参加粤赣湘边纵队第一支队教导营，由林介绍同去的孔国屏、曾镜成、钟天越、张放山等四人也先后进解放区。

　　我们资料小组胜利完成党交给的重大任务，交香港工委财经委的资料，都转送到教导营，随队伍运返广州，作接管的参考或根据，在教导营古念良对林燮寰说：“我想请你们对所有搜集得的资料加以审核。”但是，1949年9月，我们日夜行军，赶着北上与南下大军汇合解放广州，广州的解放比预期早得多，时间赶不及做这件工作了。

　　解放后，除卢佩坚继续当教师外，我们9人都被安排到经济机关当干部，部分当了处科级中层干部。

　　注：见林铃：《香港<经济导报>为广州解放而效力》，《广东党史资料》，第20辑，广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