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广州市情网
微信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馆

首页>广州党史>红色记忆
李治元:忆改革开放初期在白云区的峥嵘岁月
  • 来源: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 日期:2020-05-15
  • 浏览数:

  采写:王  燕

  采访时间:2008年4月1日

  讲述人:李治元,1961年从广州市委直属机关抽调到整风整社工作团,之后留在郊区工作。1962年5月,白云、黄埔、新滘3个区合并为大郊区时,任县级巡视员、区委宣传部负责人。1978年任郊区区委办公室主任;1980年任区委常委,后任区委副书记,1985年任区委书记、武装部第一政委;1993年离开白云区(1987年1月郊区更名白云区)任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协社会法制委主任。现在是镇泰集团名誉董事长、慈善基金会主席。

  旁白:李治元在郊区工作30年,前15年处在“四清”运动与“文革”动乱时期,郊区经“文革”十年的浩劫,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诸多问题,纷繁复杂,积重难返,加上后来“两个凡是”的束缚,思想禁锢、压抑,很难干成事。1978年5月,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冲破思想牢笼。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成就了能干事的人,营造了干成事的环境,李治元从区委领导集体中的一员到领导班子的班长,不负党的重托,人民的希望,敢为天下先,在改革大潮中勇立潮头,和全区人民共命运,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回想起这一段峥嵘岁月,李治元说:“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15年。”

  大胆开拓,锐意创新

  相对于其它城市郊区,广州郊区改革开放是比较早的,这也归功于任仲夷的思想解放。任仲夷任省委书记时,对广州郊区很关心,他专门写了介绍信,让我们到沈阳市去参观学习。在沈阳市的一大早,有很多拉车的摆卖,实际上就集市贸易,时间差不多时就收摊,不影响市容,不影响交通。回来后,为了搞活郊区的农村经济,我们根据郊区的特点制定了“服务城市,富裕农村”的方针,这个思路来自于沈阳市的集市贸易。此外,郊区还具有超前的意识和开拓的视野。1983年,我们推出了《广州市郊区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规划报告集》,规划了郊区的农业资源并相应调整了农业布局。1985年,我们又专门邀请了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专家、学者一起研讨《白云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作进一步的科学规划,紧紧抓住白云区的地理和人缘优势,制订优惠政策,引出了“八仙(鲜)过海,各显神通”的佳话。农民把新鲜的肉、禽、蛋、奶、菜、果、鱼、花等鲜活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广州,跟市场挂钩,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那时单车、摩托车、拖拉机也开进了城。沿袭到现在广州的农贸市场基本都是这个样。这实际上就把农村的经济搞活了。

  郊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是值得赞赏的。1980年,郊区在全省率先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到包产到户,在“文革”时期是受批判的,那时想一步登天,实现共产主义,所谓的封、资、修统统遭到了批判,连国粹的东西都被打掉了,发展单一的经济,这是不对的。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要国营、民营、私营一起上,这样才能搞活经济。过去由于单一的农村经济,郊区比较贫困,工业不多,商业也不发达。要发挥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就一定要包产到户,一定要联产承包,一定要让农民自己劳动多少就能得到多少。公社化时,有这么一句话:“我锄了十锄,最后一锄才是我的。”这样农民就没有积极性。

  家庭联产承包以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加上市场食品的消费刺激了畜禽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到1983年,江高镇就出现了近千户的家禽专业户,少者养鸡上百只,多者上千只。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使单家独户的经营受到了冲击,加上一些灾害,发展受到了挫折,还有许多专业户也遇到了养难卖难的问题。为了寻找出路,1983年,我们从江高镇江村大队的养鸡开始试点,江高镇把长期亏损的镇办鸡场承包给镇兽医站,并完善了江村鸡场的责任制,由这两个经济实体充当“龙头”,面向千家万户的农户,用包种苗、包防疫、包销售,还有包出口等办法与农民“挂钩”,赚了钱再分成给农民。这样既提高了养鸡的科技含量,又解决了农民养难卖更难的问题,富裕了农民。这种新型的经济组合,即“江高模式”是郊区在改革开放中,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的产物,得到了省市和全国的认可。

  “江高模式”实际上就是公司加农户,农、工、商一体,产、供、销一条龙的模式,中国农村外向型经济研究会一直很重视“江高模式”,认为应该在全国推开。那时我任区委书记,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总结、宣传、推广“江高模式”的工作中。全国农村外向型经济研究会组织了各省,特别是北方经济欠发达的县、市领导到白云区举办多次学习班。我都亲自去讲课,介绍“江高模式”的经验。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也专门和白云区委联合举办了一次大型的研讨会。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全区召开动员大会,从畜牧业,引伸到种植业,全面推广“江高模式”的做法。“江高模式”对发展农村外向型经济的影响很大,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实体能走向香港,走向国际市场,应该说这是白云区的首创。而且“江高模式”从畜牧业延伸到水果、蔬菜、水产等方面,对于整个农村商品经济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蔬菜、畜牧水产、水果成了白云区农业的三大支柱,也成了广州市“菜篮子”的主要供应基地。对于内地各省市也是一种促进,一种冲击。许多地方纷纷仿效,建立了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村商品基地,使农业走向社会化、专业化和现代化。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贾春旺任北京市海淀区区委书记时(大概是1980年或1981年),他带领40多人到郊区取经。住在云山大酒店,我接待了他们。贾春旺一看:“哇!你们郊区盖的?”我说,“是啊。这酒店‘三星头四星尾’。有一千个床位,一千个餐位,一千万的年收入。贾春旺说:“好!我们回去冲一下。北京太禁锢了!”贾春旺确实冲上去了。(笑)我们的开放,带动了他们的思路,促使他们的思想更加解放。

  还有,郊区原来很大,有1200多平方公里,后来划出了黄埔区,天河区、芳村区、新滘划给了海珠区。我想,如果郊区成熟一片划走一片,那么郊区始终是落后的。于是常委一班人研究决定,我们应以辖内的白云山、白云机场为依托,申报将郊区改为白云区,列入城区建制。国务院于1987年1月正式行文批准郊区更名为白云区。但那时同和镇已宣布划给了天河区。我们据理力争,写了报告给市委:阐明既然国务院批准我们是白云区,那白云山方圆32平方公里的同和镇不属于我们管辖范围,怎么说得过去呀。最后市委也同意将同和镇重新划归白云区。由此,白云区稳定了10年,在这10年中,我们又新发展了几条街,白云区就逐步城市化了,从单一的农村经济发展成城郊型的农业,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经济跨上了新台阶。

  创造环境,“引凤筑巢”

  改革开放以后,郊区在招商引资,发展“三资”企业方面也是比较成功的。郊区是我省的重点侨乡,也是港澳台同胞与海外侨胞之家。一方面我们很注重与华侨港澳台同胞的联系。另一方面我们又很注重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引进外资企业。

  1986年我提议成立香港穗郊同乡会,推举在港的乡亲颜同珍、刘耀柱、凌礼康担任正副会长。而且把长期在白云区落户的香港企业家都吸收进同乡会。我们还时常举办“荔枝节”联谊会,邀请在白云区投资办企业的港、奥、台胞参加。通过多种联谊活动,促进互相沟通,互相了解,为他们解除思想顾虑和解决实际问题。十多年来,穗郊同乡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爱港爱乡和热爱祖国的进步社团。1987年我又发起成立了白云海外联谊会,进一步加强对海外侨胞的联谊工作。在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我强调不仅要同港澳台胞、侨胞的第一、二代交朋友,还要注意与第三、四代加强往来,增进情谊,要按“一国两制”的指导方针,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要多办实事,发展经济,为加速祖国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郊区正式命名白云区之后,我有紧迫感,因为富裕的城区都划走了,剩下的是远郊,基本上是比较穷的。经过我们据理力争,取得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终于规划了石井工业区、云埔工业区和美林21世纪三大片的开发区。

  1988年我亲自率团到香港招商,香港《文汇报》用了16个整版介绍白云区投资环境、区域优势与优惠政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1992年,我再次带队到香港进行招商引资工作,又利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大力宣传推介白云区,收到很好的成效。

  石井工业区规划10平方公里,结合石井镇的改造工程进行。为了说服王永庆的大儿子王文洋到白云区发展,我们建议他用“曲线救国”的方式,先在香港注册一个公司,再过来与我们合作,以避开台湾当局对他的阻挠。他成立的宏宇集团先在石井工业区落户,后来迁到了云埔工业区。还有石井鞋城,有40多家台商,广荣是最大的一家。台商有个习惯,叫“候鸟带飞”,就是一个来落户了,就一个跟一个地都来了。他们有这种习惯,我们都把他们留住了,给他们一些政策,让他安居乐业,家属也来了。乡镇企业成为白云区农村发展的重要支柱。到1994年,白云区也成为全国“百强县(区)”之一,进入了广州市乡镇企业超亿万元行列,还有一批“亿元村”“亿元企业”,甚至有“十亿元镇”在崛起。后来,虽然石井工业区由于诸多原因没有搞成,但留下了一批骨干企业,现在石井街(镇改为街)的经济非常好,主要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在招商引资工作中,我深有体会的就是镇泰的崛起。而今,镇泰已成为民营企业中的一面旗帜。镇泰公司是1983年进来的,在三元里时是个小厂。他们是到郊区安家落户的第一批港资企业。1986年初,我到香港会见了镇泰的几位老板。感觉他们很有抱负和爱国心,我让他们放开手脚到郊区来发展。当时,国内正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说:“内地很难发展,动不动就反这反哪。”我知道镇泰在香港已有几百名员工了,但没有发展的空间,必须到内地发展。为此,我说服了他们,并建议他们把总厂建在三元里。“八九风波”时他们没有走,而且还大量地引进资金与设备。镇泰总厂建成后,我特意请叶选平省长为他们题写厂名,又请叶省长到厂参观、座谈,题词勉励。之后,又带他们到石井鞋城参观,启发他们要集中资源建玩具城。不久他们与新市镇合作在鹤边村征地200多亩建厂,把在深圳、南海的厂都搬过来了。他们把白云区作为基地向周边扩散,先后在海珠区、番禺区,从化市、韶关市等建了工厂。镇泰在国内创业25年,从25人的小厂,几部注塑机,20多万的产值,发展到现在有3万多员工,30多亿产值。这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的威力。在2007年6月美国的玩具召回事件中,镇泰不仅没有一件被召回,而且还增加了10%的订单。从镇泰集团的发展,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他们几个老板都是广州市荣誉市民,董事长是广州市政协常委、世界玩具协会的总裁。去年吴仪副总理在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和省、市领导的陪同下,亲临镇泰视察,对镇泰的品质管理十分称赞,在听取汇报时,一连三次说“好!”,认为:“像镇泰这样的‘中国制造’完全可以让世界放心”。

  云埔工业区规划7平方公里,我们仿效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用足、用活政策。我请市委朱森林书记题字,隆重举行奠基动工仪式。前几年我应邀到云埔工业区参观,那已是厂房林立了,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当时,白云区GDP的增长点主要是萝岗的云埔工业区和九佛的工业区。2005年广州市区划调整又把最好的工业两大片划走了,白云区的工业损失很大。云埔工业区从投入到产出这段时间,将近有10年,区的财力负担很重。最近,白云区余楚风区长很困扰地说:“我连批一亩地的权都没有啊!还查我们哪。”我作为老书记对白云区的现状也只能表示同情。

  美林21世纪开发区规划在太和镇,初时劲头很大,我们把印尼有名的木材大王都引了过来,在东方宾馆的签约仪式上,印尼驻华大使、公节和市委书记高祀仁都在场,见证了我们的签约。后来因为人事变动这个项目而搁置,留下了遗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为了加快白云区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研究、论证了“八路出击”的战略,以房地产为龙头,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广州日报》记者为此发表“力求用足用活政策”的专访,《香港文汇报》也刊登了一篇特稿,题目是“白云区八路出击竞风流”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

  培养干部,把握方向

  改革开放的大幕一拉开,我们感到千头万绪,百废待兴。我们最缺的是知识,兴国最需要的是人才。胡耀邦总书记一手抓“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培养年轻干部,一手抓拨乱反正,激发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投身改革开放的积极性。我们自觉地与中央保持一致,但深感人才缺乏,于是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邓小平同志曾评说:“将来最大的失误可能是教育”对此我们是当警钟长鸣,不敢懈怠。我们大胆决策,选拔了100多名40岁以下的干部到区党校参加两年的脱产学习,聘请中山大学、华师大、华农大的专家教授授课,用两年时间使他们达到大专水平,想继续深造的,给予半脱产便利。这在当时全市是领先各区的。现在市工商局党委书记杨杰峰、白云区政协副主席钟爱民等就是那一批干部中成长起来的。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改革开放,除了解放思想外,还要进行整顿。那时,我任区的“三办”主任,就是区委办、政府办、运动办三位一体的主任。我任区委副书记时直接负责社教工作,任区委书记时亲自抓社教工作。重视农民教育是我们党的传统,也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所以我一直很重视这项工作。省、市派出有很多干部参加我们的社教运动,一批一批的领导干部到白云区各镇、村当工作队长。拨乱反正之后,改革开放,搞现代化建设,我觉得这样就越要重视对农民的教育,才能够把“文革”遗留下来的东西,一些打砸抢、流氓习气、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特别是一些派系的思想整顿一下,重新把他们团结起来。我那时当办公室主任,也下去蹲点,当队长,亲自体会了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那几年的整顿是必须的,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维护了农村的安定。就好像当时邓小平抓铁路整顿、工业整顿、教育改革整顿一样。我们是基层,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都穿到了我们这里来了,党中央号召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所以整顿是很必要的,而且很有成效。我们不但要整顿,而且还要教育,经过社教运动,全区的干部都受到了洗礼,他们都到村当队长、当队员,这是很好的。更主要的是培养、锻炼了大批干部。作为一名党政干部,如果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很难了解中国的国情。如果没有这个整顿,改革开放有好的思想,也没有人来贯彻执行。通过整顿把思想统一起来,让上面和下面的思想相吻合。我们开办了多期培训班,三级干部集中在区党校上课,我亲自讲课,常委一班人你讲一课,我讲一课,管党工作的就讲党课,管经济工作的就讲经济,加强了对干部的教育。后来,我有时下村,他们说:“那时候好像黄埔军校一样,你们亲自讲课。我们受益非浅。”而且社教运动,采取的是“定点挂钩、包干负责”的办法,扶持帮助经济发展慢的村、社,目的是希望各部门更好地从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为村、社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促进白云区的全面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勤政高效,廉政建设

  谢非任省委副书记兼市委书记时,1988年、1989年他两次到白云区蹲点,抓廉政建设。我认为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抓了廉政建设。那时,省、市委一直把白云区作为廉政建设的一个试点。谢非对我说过:“我们来这里蹲点,因为你们有农村又有城区。我抓了你这个点,两边都吃透了。”区委十分认真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专门成立了廉政建设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我们把“廉洁、勤政、高效”作为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首先要廉洁,廉洁还要勤政,廉洁不做事不行,勤政做事没有效率没有成果也不行,所以勤政还要高效,这是一句很完整又很辩证的口号。我记得很清楚,我先后两次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作过廉政建设经验的介绍。一次是在市、县委书记学习班上,另一次是在全省廉政建设座谈会上,面对全省区县级以上干部又作了一次经验介绍。后由省委驻白云区工作组和白云区委联合编印了一本名为《廉洁、勤政、高效》的小册子,发到了全省。在改革开放中,白云区很认真地做了这么一件事,在省市的影响都比较大,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为此专门推出了“白云区廉政建设”的系列报道,评价白云区廉政建设是“扬清激浊,人民高兴”。1990年,中纪委领导到白云区检查廉政建设工作,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赠言:“党风正、政风廉、民风清、事业兴”。这对于我们既是鼓励又是鞭策。

  情系国防,重视舆论

  因为改革开放,“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打开了南大门,什么人都进来了,我们本身要搞好治安,让进来的人也有安全感,安居乐业,所以我觉得一个是民兵组织,一个是警察队伍,一定要抓好。

  当时,我们组织了民兵武装巡逻队,配合公安干警维持地方的治安,这是白云区的首创。1987年,白云区的民兵训练基地划归了天河区。为了尽快解决基地建设的问题,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我们压缩了其他基建项目,下拨了232万元,建起了国防教育训练基地。当时,是全省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县区级民兵训练基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民兵武装巡逻队成立时,配备了摩托车,警备区还为他们配备了武器。武装民兵巡逻队成立那天,在白云区国防教育训练基地举行了誓师大会,警备区司令、政委、参谋长都来了,检阅民兵队伍。我记得很清楚,现在调到广西军区任司令的刘晓琨将军那时是广州警备区参谋长,他亲自指挥、喊口令,很带劲。我也穿着军装,戴上白手套坐在主席台上参加检阅。

  白云区是广州市驻军比较多的一个区,我身兼白云区武装部第一政委,深知“双拥”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对“双拥”工作一直是真抓实干的。我们组织了专门的力量于1991年底在全省率先解决了12宗涉及上千亩军地历史用地遗留问题,受到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表彰。我和五套班子的领导都分工与区内80多个驻军单位挂钩联系。经常到部队走访慰问、征求意见、观摩阅兵式、讲课,为部队排忧解难。另外,改革开放后,生活富裕了,条件优越了,但是也使征兵工作陷入了困境,当时军旅作家大鹰写了一篇震动全国的报告文学,题目是《谁来保卫2000年的中国》,主题就是征兵难。1986年,我带着工作组到太和镇抓征兵改革试点工作。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摸索出一套“征兵、共育、优抚、安置一条龙,选才、育才、用才一体化”的体制。广州市在白云区召开了“一条龙”征兵工作现场会议,总结和推广了白云区的经验。白云区还制定了《征兵、共育、优抚、安置工作实施办法》,把征兵工作推上了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扭转了富裕地区征兵难的局面。

  还有个问题,当时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基层武装部撤并风。这股风到白云区时,被我们挡了回去。白云区不仅没有撤并武装部,而且在广州市率先成立街道武装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专武干部待遇等一系列问题都得到了落实。在区委的关心支持下,武装部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88年在广州市人武战线10项工作评比中,白云区荣获7项先进奖,名列第一。第二年又荣获9项先进奖,再次名列前茅,被省政府、省军区评为民兵工作先进单位。多年来,白云区连续几次被广东省政府和省军区评为“双拥模范区”。1990年我被广州军区授予“人武之星”的光荣称号。

  改革开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在想什么,要做什么,怎样动员各方面都来参加支持我们的事业,运用好舆论工具就十分重要。俗话说“知情才出力”,我们是大陆最先在香港媒体一次用十六个版面宣传白云区投资环境,优惠政策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当时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谢非的表扬。80年代中期我们就委托中大、华师大、华农大的专家,规划论证白云区的发展战略,出版了《白云区发展战略》一书。成为第一个提出发展战略规划的城区。我们还是首个以农民摄影家作品展的名义在首都举办展览,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的白云区人民的风采。还专门出版了全面介绍白云区全貌的画册《白云锦绣》,当时闻名全国的文学杂志《花地》发行量高达70万册。羊城粤剧团、香雪书画社更是享誉海外。“江高体系”的发现,调研、总结、宣传、推广以至后来成为一种生产经营模式,都为提升白云区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到现在一些机关的同志谈起80年代白云区和省市、中央及海外媒体的关系时,仍情不自禁地赞叹。良好的舆论氛围,成了鼓舞白云区人奋发努力的强大动力,真得感谢那些当年为白云区改革开放加油鼓劲的新闻界朋友。

上一篇: 忆扫荡十三行地下钱庄 下一篇: 回忆东江第三支队成立60周年战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