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东三支游击区的部队生活，不觉又已是六十年了。当年的物质生活虽然极端艰苦困乏，但精神生活却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很多生活细节，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记忆的衰退，已渐渐淡忘，现在拾遗补阙，回忆若干，琐记如下。

　　一

　　先说说游击区的基本生活状况，包括衣食住行。

　　游击区穿的，主要是土布缝制的中式服装，即广东话说的唐装衫裤，颜色以黑、蓝、灰、棕等为主，因为风吹日晒，不免破旧，有的还补丁不少，所以不好说是什么颜色了，总之就是深色。游击战士绝大部份是本地农民出身，参军时穿着什么就是什么，裤子大都是大裤裆，俗称“扎兜裤”，不用皮带也没有皮带，裤带大都是布带。从城市来参军的知识青年，置办行装的首选也是唐装衫裤，务求与当地农民一致，在战争年代，也有点保护色的意思。冬天一般没有寒衣，三两件单衫叠着穿就可御寒。基本上没有毛衣，外地来的有件卫生衣（棉制品）就算高档服装，偶尔也有穿着破棉袄的，但那是极少数。战士们一般都不穿袜子，因为没有，能领到一双胶鞋（那时一般就叫冯强鞋）已算是幸运的了。有时一个连七八十个人，一次只能领到三几双胶鞋，这样就互相推让，很多人穿的是车胎底做的草鞋，甚至有的就是赤脚。游击区都是山路，荆棘丛生，石头也多，练就一双铁脚板，踩上什么都没有感觉，服饰方面最大的特点是：绝大部份人都戴着一顶黑色的五角形帽子，正中缀着红布制成的五星，天冷天热都戴着，这应该算是投身革命的标志吧，深受战士们的喜爱。服装的多样性也是游击区的一个特点，那个年代的香港女性开始流行“妹仔装”，即下面一条西裤，上配大襟唐装上衣。女同志从城市回来，偶尔也有这样打扮的，腰上系着红布包着的小手枪，很有些飒爽英姿的气概。黄庄平政委（那时称他为“潘同志”）1948年春从香港开会回到南昆山，西装里面穿的是一件土布的立领唐装衫，这种搭配直到2009年的春节晚会上，才看见主持人朱军穿过。有时收缴到敌人的服装，战士们也会乔装打扮利用一下，1948年杨梅潭战斗活捉国民党政权新丰县长之后，三团梁陈华教导员就带领队伍穿上敌人的军装，大摇大摆地进入两头坞圩，缴了自卫队的枪。说起穿着，这其实就关系到游击战士们的形象问题，可以这么说吧，大致上是头戴黑色红五星五角帽，身穿旧唐装，左边挎着自己的卧具，即单薄的毯子或夹被单，卷成一个椭圆形（象汉语拼音字母的Q）右肩的背后斜挎着自己的全部行李，一块包袱皮里面包着自己的换洗衣服，书本笔记本及其他全部家当，小包袱上往往还串上自己的竹制口杯（那时搪瓷是稀有物品），也有少数人还有个小小的竹制水壶，胸前挂着布制的子弹带，左肩上还背着腊肠似的一根长长的米带，每人大概都要背上三几斤大米，当时称为干粮带，那时有没有雨具？应该没有。乡下的男人时兴系一条腰围裙，其实就是一块布，如果有，可当雨披用。当时的枪枝大都是三八式的落后步枪，一般扛在右肩上，脚下穿着草鞋，少数人打上绑腿，虽然战士们大都因为营养差一些而显得瘦弱，但毕竟正值青春年华，整体形象还都是宽肩窄腰，显得英武伟岸。

　　再说吃的。游击区有山歌唱道：“八两米，二钱油，阿哥吃完爬山头”，说的就是游击区的伙食供应标准。八两米指每餐老称（十六两称）的半斤，一日两餐，总供应量就是一斤米，基本上可以吃饱，比起饿饭强多了。那时县城一般没有电，农村更不通电，也没有电动碾米机，部队一到，领到了谷子就派人磨谷，磨出来的红糙米仅仅是去壳而已，也来不及再加工，煮熟了吃起来就已经很香甜了。游击区的蔬菜好像清一色就是带点黑色的苦麦菜，吃起来名符其实的一股苦味，偶尔也能吃上一顿猪婆菜，那就算是新鲜菜了。十天半月偶尔也会吃上一点榄角豆豉或咸鱼之类，只只是一小份而已，八个人围蹲地上，每人只能用筷子尖夹上一点点。肉类一般是没有的。遇上年节或打了胜仗，才能吃上一顿猪肉，一般是每人半斤，用柴火煮烂烂的，还加上一点豆豉大蒜，芳香扑鼻。游击区几乎没有商店，较大的村子里如果有一间小杂货店，也只是卖火水油（煤油，照明用的）和盐。能买到片糖或者炒米饼，已算珍贵。那时基本上不发生活费（即零用钱），偶尔每人发一两个双毫，或是城市里来了“香港客”（即新参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带来一点零用钱，去到小店里想请客，最多也就是煲一点番薯糖水或是煮半斤米粉，买一筒炒米饼分享，其乐无穷。记忆里绝对没有保温的水具，大铁锅煮完饭烧一锅开水，一人喝上一碗要顶到下一顿。其他时间如果口渴，山坑水是不限量随取随饮的，池塘水也是不时的饮料，二团在一次战斗中，绝粮三天，派人出去挖了一点番薯，生吃也可以顶肚，干粮带里生米也有人吃过，没有水很难下咽，吞下去肚子发胀，还不如挨饿。司令员黄柏有一次不知怎么得到了一个又涩又硬的青砖沙梨，他切成四块和警卫员，小鬼（勤务员）四人共分享，成了队伍里流传的佳话。

　　再说说住。部队流动性大，基本上谈不上有什么住处。为了逃避敌人的跟踪追击，1947年和1948年，晚上基本上是行军，从来在不同一处地方住两个晚上。白天要整训，要学习，要开会，吃晚饭一般在傍晚时分，饭后略休息一下，天黑齐了就开始转移，所谓转移就是往另一个驻地行军，除了领导，谁也不知道路向何方，只是跟着走，叫停就站一会，站下来就打瞌睡，有时一边走还一边睡着了。到了目的地，如果是一个村庄，第一件事就是找门板，部队来了，几乎家家户户都不用关门，门板往地上一放，也就是床铺了。到山坑里把脚一洗，就算上床了。机关流动性略小一点，有时在深山搭一个草棚，棚里垫上朗箕（一种晒干的蕨类），这就是机关的办公室，最典型的是建国后成为旅游盛地的龙门县南昆山，山内的上坪、中坪、下坪，都藏着部队的竹寮，以竹为梁，以竹为瓦，就是四周没有墙壁，寮内又以竹为床，以竹为桌。中坪的几间竹寮，最深处是电台的绝密驻地，除电台工作人员外，政委以下谁也不能进入，中间是大众报社的驻地，一间是编辑室，一间是油印室。最外面一间住着警卫班，抗日时期参加过东江纵队的叶发，当年也就是十八九岁吧，任警卫排的排长。每一座深山都有部队的茅寮，每一个茅寮都有自己的代号，每一个单位也有自己的代号。如龙门永汉雁阳坡是个有名的老区村，它的对面那一片深山里面，有个茅寮就命名黑龙江，又如电台，它的代号就叫南京。司令部曾住过的村子前面那一片深山就叫太行山。记忆里还有叫“虎标行”的，那是广州侨商胡文虎先生创制的万金油的公司的宝号，也被游击队用上了。大众报社有一次隐蔽在一个大村子的东西炮楼内，一边是编辑部，一边是油印室，村子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从来没有暴露，甚至连村民也不知道炮楼里住了人，并且还在在印刷报纸。报社在炮楼里还开过新年晚会，小声地表演节目，左右手的食指互相敲击，是表示无声的鼓掌。部队里都是青年男女，但过的是严肃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从来没有性别歧视，更没有现代话里的所谓“绯闻”。茅寮里的大通铺，睡觉是一律平等的，女同志有隐私的事叫“男同志向后转”，很快也就办完了，同志关系有如亲兄弟姐妹，性别界限在游击区没有太大的意思。

　　大部队集结或是形势较好时，也会住大村庄大祠堂，龙门香溪现在成了旅游点。香溪堡成了省级的文物保护旅游景点，1949年夏天，江北地委办了一期数百学员的干训团，驻地就在香溪。那时不知怎么忽然来了一位流动的照相师，还给部队拍了一些照片，成为游击区仅存的少数照片之一。

　　说到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回忆，游击区的行，不外就是走山路，弯弯曲曲，崎岖不平。1947年那一阵，连山路也不敢走，交通员在前面手拿一把砍刀，真是开山辟路的架势。1948年可以走现成的山路了，但白天一般也不敢走，走路都在夜晚，黑墨墨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那时村民家里，一般不点灯，晚上照明，用一种叫竹柴的干竹支（竹子压扁后浸水晒干）。行军时手电筒是禁用的，前后失去联系了就学蛤蟆叫。偶尔也有人小声吹口哨。月夜行军已属幸运，遇到路上有一块白的，千万绕着过，那往往是一潭积水，一般行军是一个挨着一个，机关的人员也有拄着棍子的，瞌睡了可以双手伏在棍子上打个盹，没有命令一般不会坐下，其实也没有地方可坐，坐下了站起来也困难。因为每个人都背着东西。最辛苦的是炊事员和运输员，她们多是女同志，那时被戏称为三八或者扁炮，她们都是一根长辫子，肩上担着不轻的担子，但大都健步如飞，走得四平八稳，实在是游击区的一景。她们的英姿，只有当今的女子举重的金牌得主可以比拟。记忆中没有过任何交通工具，江北游击区好像也从来不通汽车，单车也是罕见之物，山路崎岖，也没有手推车，对游击战士而言，厚实的肩膀就是最可靠的运输工具。六十年后令我们在回忆中难于解答的是：当年缴获过敌人的马匹，但哪里有供马匹行走的路呢？似乎也有领导人骑马的镜头出现，上坪大捷中的功臣们是骑着马儿戴上红花进入军民祝捷大会会场的，那应该莫是江北行中最壮观的一幕。至如夜行军中偶尔穿过一条早已废弃若干年的砂石公路，伴随着急促紧张的催促低语，那一份胆颤心惊和对那条延伸遥远、仿佛无限宽广的道路的遐想，至今还记忆犹新。

　　从衣食住行这四个关乎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来看，游击区的生活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苦。不仅六十年后的今天回顾起来感到苦，当年亲历其境时其实也知道那实在是苦。当年确实没有一个人叫过苦，反而都是自甘吃苦，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总是想着把困苦留给自己，把幸福和快乐留给其他同志，甚至在危难中，在战场上，也是一样。游击区里的吃苦，反映出来的是充满着自我牺牲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

　　二

　　再回忆部队里一些其他方面的轶事，也算是部队的一些概况吧。

　　先说说人际关系，这是现代的词汇，当时绝对地没有这个说法。当时团以上的干部，一般被叫做上级同志，但不论级别高到什么程度，一般都不以职务相称，如今天的某局、某处之类。担任过江北工委书记的黄庄平，当时只知道他姓潘，所有的人都称他为潘同志，队伍里的一般称谓都叫同志，既是最普通，又是最尊重。当年流行一支苏联歌曲，歌词是：“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更光荣”。在同志之前加上姓氏或姓名全称，那就是显得更为庄重和尊敬，称呼政委为“潘同志”，就是这个意思。副书记黄佳在江北时间只有一年，没有人知道他的职务和名字，只知道他叫胡须黄。司令员黄柏的真名是所有人对他的称谓，连小鬼（勤务员）也直呼他为黄柏，极为正式的场合才在下面加“同志”二字。副司令王达宏其实年龄也在三十以内，从来都被叫做小王。下面的营连（当时叫大队、中队）干部。有被称为老某的，有被称为小某的，更多的则是绰号。飞虎队是个中队，中队长王兆粦打过日本鬼子，但从来没人知道他的大名，他因为英勇善战，过硬，打得，所以被叫做“出炉铁”，一说起出炉铁，江北区无人不晓，出炉的铁块红彤彤的，不正是打得、好打吗？再往下面排班干部和战士，一般男性都叫“仔”。王仔、李仔、江仔、雄仔。女性都叫“女”，郑女、何女、李妹、梁妹。或者也叫女某，把姓放到女字的后面。姓氏称呼方面也有很多值得回味的轶事：政治部主任陈李中，是从山东两广纵队派回来的，他也就三十岁光景吧。见识过老解放区的大场面，他叫大陈。电台台长陈焕楷也是东纵时代的老电台，他叫中陈。大众报社管油印的陈驰，他年纪小一些，就叫小陈。香港华商报社回来的陈哲，叫香港陈。女同志中有一位是抗日战争期间从越南回国投奔革命的，她就叫安南陈。建国后才知道她的真名是陈虹，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再说姓王的吧，副司令员叫小王已说过了，女同志中就有女王、高王、矮王、聋王等几个不同的绰号。只有几位抗日的、年龄略大的女同志，现在一般应被称为大姐的，被称为××同志，如何欢、何励、杜娟、练英等，其实她们也都只是二十多岁，有两位直到49年才被送往香港生育，她们都不会预料到那些持有香港出生证的孩子，后来都可以成为香港居民。领导人也可以绰号相称，支队政治部主任钟育民，叫高佬钟，三团团长丘松学叫丘驼伯，四团政治处主任林科叫巴闭林，先遣总队的谭勉就叫牙刷谭。现在回顾起来，称谓本来就是无所谓的小事，姓名也不过是人类不同的符号而已，但游击区里的不同称谓，实质上反映了部队里官兵一致的平等精神；级别观念、权势思想在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环境和气氛中，基本上没有市场。再说说当时对职务、级别、晋升和处分之类的看法吧，当代青年的主流是健康积极进取向上的，但也有少数人总是很热衷追求个人的名利，总希望评上一个什么高级职称，当上一个什么总或长之类，副职是不能令人满足的，脱副坐正了就舒服些，最害怕的就是双规。“进去”了就一切都完了。但是六十年前在游击区，记忆里从来没有人计较这些，也没有人议论这些。谁担任个什么职务，都是服从分配，尽力尽心罢了。游击区的党组织有两个系统，虽然是统一领导，但下面的部队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还是各有自己的系统，互不关联或心照不宣。很多地方党的同志，埋头苦干，默默耕耘，全力支持部队，从不抛头露面，很多老资格的老党员，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获得过任何待遇，战功也没有他们的份。唯有出力当老黄牛而已。上坪战斗前，集中优势兵力，近千人挤在几个小村庄里，要吃要住要隐蔽，要保密，谈何容易。都是地方党同志的功劳，有的甚至从来不为人所知。部队系统的提拔任命，不外逐级上升。新入伍的青年学生入伍就当文化教员，当了一段加入党组织了，就当一个排的服务员（即政治负责人），经过几场战斗考验，能力也强了，也有些威望了，就会当上连的指导员。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没有人眼红，也没有人非议。看到别人升迁了，总感到要多支持他，自己以后也要多作贡献，真是多么纯洁的灵魂，何等净化的心境。六十年后回顾，还令我们无限赞叹和自豪。游击队里的处分，不外是队列前的点名批评，或者也有让写书面检讨的，就是关禁闭，那也只关一天两天，进去了，很快又出来了，跳皮捣蛋的也有多关了几回的，但都是内部矛盾，不算什么大事。

　　再回忆一下军民关系，那当然是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但也还有些事可以记载下来。国民党军队进村，实行的是三光政策，说是说三光，其实烧杀方面还有点收敛，抢光却是绝对彻底执行。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要，活鸡死鱼挂在枪杆上大摇大摆而去是常见的事，有的甚至还打破炊具，在厨房便溺，怎不令人痛恨？老百姓对他们的称呼是“荷货鸡”，客家话里大致上是发瘟鸡的意思，据说抗日战争中就有了这个命名，后来不过沿用而已。我们的队伍则除了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外，还有一个“三不走”：借东西不还不走，地不扫干净不走，水缸不担满不走，三不走之外，还帮老百姓干农活，修破烂，实在是纪律严明，爱民为民，令老百姓留恋。1949年夏天，当时全国军事斗争形势已是大好，但博罗老区何家田村，群众却已到了断粮的地步，连南瓜苗、南瓜花也吃光了，部队来到这个村，马上匀出一些粮食给老百姓，晚饭煮少了米，开饭时预先作了说明，没想到这一顿装饭时谁都只是稍稍装一点，更没人去添饭，吃完饭还剩下大半箩，炊事员只好挨家派送。部队在战斗中遇难，老百姓冒着炮火送水送饭是经常的事，民兵们还主动出击敌人，帮助部队脱险，有些老区村如雁阳坡，何家田的民兵还能单独作战，抵御敌人的进犯，雁阳坡的民兵队长最后光荣牺牲，成为江北区人所共知的英雄人物。

　　精神生活是如此的崇高和丰富多彩，相比较而言，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和匮乏就成为鲜明的对比。不说别的，仅是医药卫生方面，当时条件的困难就简直无法想象。东三支有以汪英、黄锦、郑兰、朱慧娟为领军人物的一支救死扶伤的卫生队伍，各团有医站，每个连队都配备了卫生员，但担任这一职务的，都是农村里初通文化的女青年，而且她们背的药箱里，除了红汞、碘酒之外，药品的配给几乎等于零。那时常告知城市里即将入伍的青年，如要带药品，首选就是苏化太先，还有一种叫苏化太素，再就是磺安类，灰锰氧也是很需要的，另外一种黄色小药片好像叫雷佛奴尔，据说也可溶化后清洗伤口。这些药物用现代眼光来看，几乎没什么疗效，最多只能略有消毒作用，但在当时当地却都是救命的灵丹妙药，求之而不可得，更多的是使用草药和盐水，还有就是心灵的安慰，生活的照顾，同志式的友爱温暖，精神上的勉励鼓舞。二团南昆山医站里就有与来犯敌人同归于尽的女卫生员王端容，她们虽然文化不高且又缺医少药，但尽职尽责的敬业精神，动天地而泣鬼神，可以永载史册。

　　纸张的奇缺也是游击区的一大困难。没有纸张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宣传教育活动。因为对内要印刷教材课本，对外要发行报纸、传单。游击区是被国民党政府封锁的，任何违禁品包括药品、纸张、电讯器材、机器零件的携带都会酿成大祸，所以，现在印刷报纸的纸张白报纸，当时是绝对无法想象的。东三支的大后方南昆山有几间纸厂，但生产出来的都是草纸只能用于外包装，绝对不能用于油印，当时要托流动商人到外面采购一种介乎白报纸和草纸之间的土纸，叫做玉扣纸的，这是部队的唯一纸张来源，战士们分到了几张纸，就用针线钉成一个小本子，顶多也就是手掌大小吧，放在包袱内轻易不用，有些战士学文化，就用树枝在泥地上学写字，报社印报纸也是慎之又慎，动作轻巧，务求不浪费每一张纸，部队要印刷大量的传单、公告、布告从印刷保管到分发、派送都要十分小心，务求每一张纸都发挥作用，因为来之不易，得到一点纸，总是千方百计，用了又用，有些人先用铅笔写，用完再用墨水笔写，这样就可以重复使用，总之绝对不会浪费每一张纸。古训有“爱惜字纸”之说，游击区确实做到了，从纸张的金贵，反映出游击区物资匮乏的严重困难，但不论什么困难都难不倒我们的游击战士。

　　三

　　再回忆一下部队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部队里都是年青人，平均年龄恐怕也就是二十出头，部队是个友爱的大家庭，既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又有一致的努力方向，整体处于积极奋发的精神状态中，健康阳光是生活情趣的主流。因此，喜悦和欢乐应该说是部队生活的基调，让人高兴的事是很多的。行军经过谁的村子了，亲人们来见面了，掏出带着体温的番薯干、炒花生，还有熟鸡蛋什么的，会给班排带来共享的快乐。新同志到了，尤其是来自城市甚至香港的，那更是喜事，可以听到许多新闻，还可以向他们打游击，分享一点罕见的物资，带香气的肥皂，雪白的牙膏，小本子上印着日历牌，还有不用上墨水的原子笔什么的，都会成为大受欢迎的礼物。香港客们可富裕了，什么都肯随便送人，出手大方，不要不是白不要吗？交通员到了，掏出薄纸上用蝇头小字书写的捲成火柴棒似的信件，也能令人欣喜若狂，有些还是通过小镇上某杂货店转来的来自国统区的家书，那更令人有抵万金之感，晚会上一曲仿女声的高亢山歌：“日头一出辣啾啾，莫笑红军住山头，有日打落广州去，同涯阿妹住洋楼”也会赢得满堂喝彩。但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打了胜仗，缴了好枪，抓了俘虏，那才叫过瘾啦，打了胜仗必然加菜，又有肉吃，又有果实分(枪械物资甚至食品)，实在太美妙了！1948年部队番号还叫广东人民解放军，抓了前去上任的蒋记新丰县县长张汉良，抄了他的日记本，他写的一些怀念娇妻风流韵事的打油诗，让战士们笑爆了肚。真想不明白一个大男人还当上了县官，怎么能把那些床上见不得人的事也写成山歌。1949年番号改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抓了独二团的营长申江，申江是东三支打了两年的老对手，当了俘虏还不服气，战士们就模仿他的外省口音：“怎么这样不正规，还没有开始打就把我捉了？”又有人学我们洪广佑营长见申江的情景。“你还好吗？”“我是申营长”。冯广佑那时也不过二十岁，比申江年青多了，就回敬一句；“我是洪营长，你吃了饭吗？”真是好大的架子，当了俘虏还死要面子。这就又有人学讲营长的客家普通话：“通讯员，快打水来，请申营长洗脸”，学得惟妙惟肖，搞得哄堂大笑。总之，打了胜伏就是开心，有一条歌仔不是这样唱吗？“红米饭，苦麦汤，铁脚板，三八枪，天天打胜仗！”这就是部队的喜悦所在。

　　下面要说到部队最难过、最沉痛的一些事，这真是休提起，实在不愿落笔，但毕竟这也是一段历史，而且是真实的部队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个侧面，也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沉思和教训，还是强忍着泪水把它记下来吧！部队里最让人难过的事，莫过于没有完成战斗任务，而最令人悲痛的事，莫过于痛失战友，刻骨铭心永不能忘。

　　东江纵队北撤是1946年6月30日从大鹏湾启程的，北撤前留在江北地区的武装小分队据最近的仔细查对，应为欧初副特派员以下43人。小分队活动开始的具体时间，现在只有刘彪的回忆录《征途》有过详细记载，应为1946年6月3日（老历五月初四）。刘彪写道：“6月30晚，曹养大队长在小金塘虱村带领部分指战员到横河圩集中北撤。曾光、陈庚、刘彪带领着留下象头山坚持武装斗争的全体同志，含泪挥手送别北撤战友后，立即登上象头山石洞进行绝对隐蔽。”这个日期的记载是权威可信的，应为东三支队的前身在解放期间活动之始。但就在次日，即1946年6月4日早（老历五月初五）中队长陈庚带领陈谭清、黄维新下山查看地形时，即与国民党军队一个排遭遇而被捕，严刑拷打后杀害于南坑迳路途。何坚为防备敌人进犯去埋放地雷，又不幸因炸药引爆而身负重伤，流血过多而至牺牲。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一下就折了四员大将，同志们心中的悲痛和无奈，可想而知。1947年1月21日，小分队的领导人之一的霍锡熊从香港回来，召集15人会议传达广东区委全面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会议结束后转移到邓屋村，由于坏人告密，1月28日拂晓，被国民党军队两个连连同地方反动武装200余人包围。突围战斗中，霍锡熊等四位同志不幸壮烈牺牲，其中三位被斩首示众。绝密掩蔽了半年多，盼望的就是重新走上战场，壮志未酬身先死。这样的悲痛怎能承受！1948年5月4日，四团在并无群众基础的从化北部坪地村召开会议，由于麻痹大意，提前撤走了村前高山上的哨兵，在傍晚被从化县警队包围，大队长黄渠成和政治处负责人林科以下等12人不幸牺牲，造成重大损失。胜利在望的1949年7月，支队为迎接广州解放而派出的先遣总队活动到了广州近郊的九佛地带（即今广州公交501路线的终点站），也是由于被胜利的大好形势冲昏头脑，领导骨干连续开会数日没有转移，于7月21日遭广州警备总队包围，突围时牺牲团级干部崔佳权，朱骥以下7人，被捕后被枪杀4人。先遣总队大功未成严重受挫，黎明前的黑暗，如此沉重，令我们教训深刻。东三支部队历史上的几次重大损失，给部队带来的悲痛和沉重是难以名状的。噩耗传来，万马齐瘖，但战士们不得不揩干身上的血迹和脸上的泪水，化悲痛为复仇的力量，重上征途。1949年6月部队在解放良口的战斗中，活捉了正在打麻将的保安营连长何作禧，坪地事件的祸首在祝捷会后被处死刑，他是死有任余辜，不死不足以平民愤。

　　香港达德学院的大学生杨湛卢，出身广州蚌埠侨商家庭，入伍后当上了中队长，1948年5月率队投入矮围战斗出发前，一位战士好心地把一顶白色拿破仑帽扣在他头上，他没有在意，也没有警惕。战斗开始不久，月光下这顶引人注目的白帽子被敌人发现，一颗罪恶的子弹正中他的前额。一切都无可挽回，杨湛卢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他牺牲了，一丝大意断送了一位年青指挥员的生命，多么沉痛的代价！中山大学工学系化工系学生张成达，本来在龙门搞民运，入党后于1948年秋下连队，从服务员当到指导员，1949年10月中旬随大军解放广州。编入公安部队，他在接受深圳作协一级作家张黎明女士访问时回忆谈到，他的连队原有七十多位战士，打了一年的仗，参加过边纵组织的有名的河源埔前战斗，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胡琏兵团，虽然进入广州时仍有七十余人，但半数左右已是新人，原有的老战士除提拔调动外，伤亡的不在少数，他深情地说：“为了胜利，为了广州的解放，我们还真是付出过代价。”

　　东三支有六千之众。上面的记载就是这六千人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六千人之中，有父子兵、夫妻档，也有兄弟阵、姐妹花，虽然很多来自五湖四海，但绝大部队都是广州地区土生土长的工农子弟，是广州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有幸在战火纷飞的三年解放战争中度过了自己靓丽的青春年代，为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少许贡献，我们引以骄傲，也认为是责任所在。六十年过去了，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已年过八旬，游击区的生活也已成为历史，现在记载下来，如能对后来人多少有所启迪，那是我们最大的期盼和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