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刘宏海、赖然然、杜  杰

　　讲述人：张建好，女。58岁，汉族，广州杨箕村人。现任杨箕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曾任广东省人大代表、天河区人大常委；1993年获省“南粤巾帼建功”奖；1994年获广州省“优秀乡镇企业家”；1995年获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嘉奖、全国“优秀村委会主任”；1997年获“南粤巾帼十杰”并当选为党的十五大代表；2000年当选为全国劳模、全国十大女杰；2001年当选为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2003年被评为“南粤优秀女企业家十杰”；同年荣获“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奖”。

　　旁白：1999年，杨箕村改制成为杨箕经济发展公司，经营管理杨箕股份合作经济联社超过8亿元的资产。据估算，到目前固定资产总额已达10亿元以上。早在1976年，当时只有26岁的张建好就做了杨箕村的当家人，先后挑起了村长（村委会主任）和党总支书记的重担。从那时开始，张建好的名字就伴随着杨箕村飞速发展的脚步，深深印在杨箕人的心里。作为杨箕村的带头人，与她朝夕相处的乡亲们十分相信她，有啥事都找她。她工作忙，但很随和，很谦逊，为人处事低调、平易近人，无论是对省、市领导，还是普通人员、甚至外来务工人员都是一样，热情接待，村民都尊称她为“好姨”、“好姐”。当我们准时赴约采访她时，她正接待辖内单位的拜访。就在前两天张建好作为广州市农村基层干部的代表很光荣地参加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在广州的传递活动，此时还沉浸在兴奋和喜悦之中。谈起杨箕村的股份制改革，张建好说，二十多年来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但我们感觉到她的每一次回忆，都像给大家讲述童年往事一样，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改革，从土地承包开始

　　其实，在搞股份制改革之前1978年，我们就摸索进行农村土地承包改革的试点，开始了杨箕村的第一次改革。当时我们搞分田到户也是“偷偷摸摸”地干起来了，到后来市里的人知道后，说我们违反政策，冲了“红灯”，还专门派工作组来“审查”，想抓带头人来处理，但我们的村民都说这是集体决定的，是我们大家自发的要求，最关键是当时沙河公社的领导默认了我们的做法，土地承包使农民和集体经济也得到了发展，最后所谓的“审查”也就不了了之。当时搞土地承包为什么这么得人心，主要是当时集体劳动，一些人出工不出力，当时的顺口溜就是真实的写照，“开工一条虫，放工一条龙，生产搞不好，年底摆乌龙”，村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农民离不开土地，只有当农民有了自己的自留地，农民才掌握了一定的自主权，才能使利益与效率挂钩，只有这样才能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家起早摸黑都在田里忙，但不觉得累。虽然我们搞土地承包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审查，但历史却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实践，承包土地的农户当年收入就增加了2-3倍。第二年，全国各地逐步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杨箕村因为先走一步，已经有一部分村民有了搞生产的经验，也为后来我们搞股份制改革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杨箕人也有了更大更快发展的冲劲和勇气。

　　杨箕村搞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若从挂牌那天算起，应该是从1987年开始的。但实际上，改革的酝酿和准备始于1985年，甚至更早一些。从时间上看，当时全国也有一些地方提出要搞农村的改革，但直接由村一级提出并最后成功实施进行社区型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杨箕村算是全国第一家，也是比较完善的改革模式之一。1987年，杨箕村在市、区和镇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顶住各种非议和指责，大胆尝试，主动迎接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冲击，为保护农村和农民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集体资产，敢于“饮头啖汤”，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第一个农村股份经济组织——沙河镇杨箕村股份合作经济联社。搞股份制改革先走一步是因为我们城市化压力最大，担心集体资产被“充公”，我们的做法得到了广大村民的理解和支持，股份制改革成为村民的共识。由于杨箕村的成功改革和农民追求富裕的朴素价值观的影响传播，1987年8月后陆续在农村搞股份制经济改革就好象星星之火，燎原全国，推动了全国农村经济改革的百花齐放。

　　不搞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1986年全国第六届运动会主会场在天河体育中心。城市东移步伐加快，在天河区影响最为突出的是杨箕村，被逐步包围在广州城市当中，成了典型的“都市中的村庄”。经过近十年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杨箕村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但城市化发展使杨箕的农田越来越少，杨箕人的心情相当复杂，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也促使一部分村民招工“农转居”了，但后来“农转非”的城市人和传统的农村人在政治待遇、福利待遇、就业待遇的明显利益差异也带来了一定的隐性矛盾，留村的村民有加快发展、提高待遇的意愿，村集体也有大力发展村办集体企业的想法。要想变杨箕村的地理优势为经济优势，使村民从基本温饱到逐步小康、率先富裕，必须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

　　农村进行改革往往是最艰难的，我们搞农村股份制改革要解决四大难题：

　　一是土地被划归两个区管辖，集体财产产权归属不明晰，产权不明晰导致人心不稳。杨箕村有两个主要的自然村，其地理分布刚好跨广州大道两边，1985年天河建区时，杨箕村按区划分一边属东山，一边属天河，杨箕村村民说什么也不愿意并入东山区。因为，东山区没有农村这个系列，如果并入东山区，就有可能改变原有的农业行政村的建制，属于东山区的一条街，我们担心这几年发展积聚起来的一些资产和农村土地征地款可能会被政府“充公”。农民心中都有一把称，个个都是盲公吃汤圆——心知肚明，并且大家都听说原来东山区有个二沙坦村，村委会转成了居委会，几百万元的资产被划走，村里的小学生“六一”活动，村里的五保户慰问都要我们兄弟村支持，十分可怜。所以村民十分担心被划到东山区，迫切希望明确村里资产的产权归属，这样村民才会放心。

　　二是“去”和“留”的矛盾越来越突出。1978年开始，城市建设的需要在村里征地越来越多，大批的农民征地招工，出去当工人，但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企改革深入，国有企业效益越来越差，工人收入越来越低，越来越多招工出去的工人提出来要回村里当“农民”，与此同时，农村集体经济有了较快发展，留村的村民比外出招工的工人的待遇要好很多，导致以后村民都不愿意外出招工，逐步形成“去”和“留”的矛盾。1986年以后，这个矛盾开始激化，越来越多已经招工出去的村民，不断地回村委闹事，吵着要回村里当农民，或者到省委、市委上访，有的甚至声称要上街游行示威，闹得最凶的几天，村委会不能对外办公，村干部连觉都没得睡。这几年，城市建设征地了，村内的土地也越来越少，留村的人也不愿意外出招工，如果不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不发展集体经济，矛盾只会越来越多。当时，我们村干部也在想，无论是外出招工的还是留村的村民，大家毕竟都是喝一口井水长大的。说得客观一点，村集体资产也是祖辈留下来的土地置换形成的，如果只有我们留在村里的村民有权分配，恐怕也讲不过去。如果说外出招工的村民也有份的话，又如何分配？这是当时困扰我们的主要问题。当年有些国有企业搞股份制改革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怎样才使他们“去”者安心，“留”者愉快，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那就要做到“去”、“留”都有股份，今后村里的财产要有他们的份，这样才能够平息矛盾，更好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使“去者”安心，“留者”满意。

　　三是实行联产承包后，村民往往只顾自家的责任田，不关心集体产业，集体产业成了村干部的事情。如果能够将集体的资产量化到个人，并且每年都有股红分配，那么村民就可能会积极参加到集体事务中来，就会对集体的事情支持、关心。我想：让村民既是生产者又要是股东之一，就能很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就能解决集体发展的问题了。后来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股份制改革不仅解决了集体的发展问题，还解决了大量新生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保证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村的和谐稳定。

　　四是发展集体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向国家贷款，手续繁多，而且无财产、房产证等抵押是根本不能贷的，真是问题多多，困难重重。不搞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这场改革颇有一点“逼上梁山”的味道。当时上没有红头文件指引，下又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有按照邓小平同志讲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一民谚给了我们作出这样一个大胆行动的力量。我想，搞好集体经济必然要调动广大村民的积极性，而要调动广大村民的积极性就必须让村民来当集体经济的主人。“股份制”的新思路由此诞生。

　　杨箕股份制改革的确能够较好地解决产权的归属问题，这也给了我们村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的定心丸，不再担心集体资产被“充公”。杨箕股份制改革在以后的一些经济学范畴的研究讨论中都得到许多专家的肯定，认为通过股份制改革上升到产权的界定问题，这是一大贡献，也是比较超前的尝试。其实当时的政治氛围还是比较紧张的，国内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还在对股份制的性质进行探讨，分析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但杨箕村却不争不辩，实践为先，干起来再说。

　　折股量化到人，产权得到明晰

　　既然定下来要搞股份制，但是如何搞又是一道难题。我们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不懂什么经济规律和手段，只有一颗为村民办事、推动发展、解决问题的“心”。好在当时的市、区、镇各级领导都很关心我们，给我们操作和技术上的支持，出谋划策。当时搞股份制的具体做法是：对行政村一级的生产性固定资产进行清资核产，折股量化到人，明确集体产权的归属，做到“还股于民”（但不能抽资退股）。通过成立股份合作经济机构，从组织制度上解决了村民委员会和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不分的现象。改革也是逐步推进和明晰的，为了不让一些专家说我们是搞资本主义，我们明确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归属主要部分仍然是属于集体的，明确集体资产量化为集体积累股和个人分配股，集体积累股占60％，个人分配股占40％。

　　当时我们评估是4000万的固定资产，所有农具连破铜烂铁都一起拿来评估，市农委来搞的评估，区农委也来了。当时有些人认为，我们搞股份制就是想分光吃光集体财产，是想让集体散伙。但我们对搞股份制改革很认真，组织了专家和群众一起进行评估，评估之后就研究制定股份制量化和分配方案，我们的方案是充分考虑和采纳了广大村民的意见。当时情况也很复杂，村干部很多家属都招工去了当工人，搞了股份制后村干部反倒“不划算”，股份比普通村民的还要少，但村干部还是积极推进这项工作。

　　在股权结构配置上，我们主要分为两大板块，一是公股，也就是集体积累股，二是个人股。个人股与每个股东的实际利益直接挂钩联系。在个人股的配置上，又分为以下几种：劳动积累股，也有的叫劳动贡献股，按照参加劳动的时间长短、级别高低又设有劳动工龄股、劳动级别股和发展股等多种股权形式；再一种是福利股，又叫“人头股”，也就是在集体财产中划出一定的比例，按成人和未成人两个档次分别给符合“村民”条件的村民们，大人一份，小孩半份，这个股份分配目的是希望能够使留村的村民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个人股如何折股量化到人，到底从哪一年开始计股？这又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当时杨箕共有4000多人，招工出去的就有2000多人，出去的人股份就少了，老人也有意见。折股从什么时候计算起呢，研究来研究去一时没有定论。一种方案是从1958年算起，但那时候人口不稳定，城市居民也能入社，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真正的农民身份不好界定。一种方案是从1960年算起，但那时候公社化的时候广州市下乡的干部还没有走，他们是城市居民户口，来了几年股份怎么给他们呢？人口流动不稳定也不好计算。想来想去，大家都认为从1966年算起比较适合，因为那时候农村的人口比较稳定一点，生产有了一些发展，就定了那个时间。后来也有人议论，认为一些年纪大的老人或者过世的人没有股份，但他们的后代基本都配有股份。

　　1987年8月，是难以忘怀的日子，全国第一个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杨箕股份制合作经济联社正式成立。与些同时，“中央调查组来了”成为杨箕搞股份制的第一个考验！原来，在试点改革推开的时候，有人将这些情况反映到中央，指责杨箕搞股份合作改革是瓜分集体资产。很快，中央政策研究室派来工作组进驻杨箕村，进行了长达半个多月的调查，调查报告不久后刊登在中央的内参上，其基本态度是肯定杨箕村的探索。从此以后，就再没有人来搞审查了，而是更多慕名而来学习取经的人。

　　农民也有分红，村民安居乐业

　　通过半年的股份制改革，杨箕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产权问题解决了，村民去留问题解决了，集体发展资金也解决了。有了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在市、区、镇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群众拥护，班子团结，我们通过推行股份制收集了村民的闲散资金，又利用本村的地理优势，先后与国企和外商合作办了20多家企业。我们从4000万元固定资产起步，三个月后猛增至1亿元……很快，村民股份年底就开始有了分红。

　　当时最满意的事情，就是股东财产的保值、增值，用事实回答了所谓的“分光吃光集体资产”的种种非议。天时、地利、人和又一次促进了杨箕村的经济大腾飞，全体村民终于拧成一股绳，都是想方设法来发展集体经济。根据杨箕股份制合作经济联社的分红制度，村民按照股份的份额分到属于自己的红利。而在实施股份制前，分红是在农民眼中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对于村民来讲，招工出去的一年也有两万多块钱，老人都有1万多。搞了股份制之后，原先4000万的固定资产不到半年就壮大到了1个亿，集体经济发展了，村民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和实惠。

　　时至今日，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和完善，天河区农村建立起以个人持股为特征、个人财产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所有权相结合的产权制度框架。据统计，天河区杨箕村的集体经济已发展成为“亿元村”，有20多个投资项目。天河区集体经济，已由农村股份合作制初期的资产总量不足10亿元，到1998年全区农村集体资产（包括镇、村、社三级）超过90亿元，2000年底已达到100亿元。

　　经过股份制的改革，杨箕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都有了更好更快走共同富裕的信心和决心，村民安居乐业，先富裕起来的村民可以易地买房居住，村内基本实现“八有”福利制度：生有所优、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少有所教、病有所医、残有所安、贫有所扶、死有所葬，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优越性。村内精神文明建设也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杨箕村多次被评为省、市文明单位，1998年就被评为全省“百强村”。

　　当时有学者总结“天河经验”为：股份制改革较好地解决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的归属问题，更好地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解决城郊农村劳动力因国家征地建设而产生的去、留矛盾，促进农村的分工和农村朝着城市化的方向发展；有效地组织和筹集农村集体经济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有利于政企分开，改变过去村干部包揽过多，行政干预过多的现象。

　　易地发展企业，年轻人有项目股

　　随着广州市开发珠江新城，杨箕村所有的土地都在珠江新城规划范围内，包括所办的工厂也在这个范围内。政府征地每亩只给18万元，全村土地共600多亩（除小部分留用地外）只有1亿元左右。而村一年给村民的分配款就要3000多万元，投入文明村建设和村民的医疗福利开支一年也差不多要2000万元。这样的开支，这笔征地款还不足以负担全村两年的费用。村民觉得生活没了出路，几千年来赖以依靠的生产资源断绝了，一下子人心惶惶，村民们的情绪不稳，严峻的局势直逼村干部思考今后的发展出路。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大，广州城市发展速度更快，杨箕村土地基本被征完，杨箕村自己办企业和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着用地的压力。村民中也对集体经济的发展后劲有一种担忧，此时，我们班子成员作为杨箕村改革开放的带头人大胆地提出，既然政府可以把我们的土地征了作城市建设，我们是否也可以以企业名义到郊区郊县去征一些地搞三高农业和村办企业呢？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先进人物，拒绝城市建设征地，不支持市政建设，肯定不行，就是为村民着想也要从大局出发，只有广州发展了，才有杨箕村的发展。那些日子，我们村干部没日没夜、挨家挨户地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同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观念是财富，思路是出路，只有思想的大解放，才有经济的大发展。我又一次“异想天开”：杨箕村的土地被政府所征，同样，我们也可以去别的地方征得土地，来办企业、发展“三高”农业。我的思路得到了班子集体的共识，于是我们先后在广州的海珠区、东圃镇和增城等地共征地350多亩开办企业。

　　就这样，杨箕村再一次拥有一片广阔的天空，形成了乡镇企业发展的独特的杨箕模式，用两年时间，建起了8万平方米的工业厂房，与外商合作兴建了两个大型鞋厂，一个鞋机、鞋材制造厂和汽车修理厂，并安置了两家外迁企业。杨箕村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天河区乃至广州市远近闻名。自1990年与台商合资兴办省内第一家刀模厂后，引进外资规模不断扩大，项目不断增多，分别与外商合资、合作办起了欣台鞋厂、美盈鞋厂、刀模厂、全锋鞋机、鞋材厂、先锋汽车修理厂、广九酒店、金棕榈大酒楼有限公司、全国第一家外商活动中心等10多个项目。杨箕村现有28家企业，其中中外合资、合作的企业有13家，广东外商活动中心、美盈、欣台鞋厂的年产值均过亿元。目前，外资企业产值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0%，村所得利润收入约占利润总额的33%，外资企业已成为杨箕村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支柱。

　　当年没有资金发展经济是最大问题，村里只有宅基地证，去银行也贷不了款，没有钱根本谈不上发展。多亏村民支持和信任我们，积极参与集资，能够迅速把闲散资金积聚起来办企业。我们村里办企业最得意之处就是迄今办起28家企业，从未向银行贷过一分钱。村里集资办企业，往往规划很好，收益很大，大多数项目在一两年内资金就全部返本，个别稍长一点的也不超过三年半。其中，最快还本的就是广客隆项目，当年的广客隆还旺过天河城，半年就还本了。有了广客隆这个项目的影响，以后我们每个项目需要集资都得到村民大力力支持，有时一个项目2000-3000万元一个晚上就能筹齐。

　　说起企业的成功，说做好前期工作，得到村民的支持拥护是最重要的，可行性分析一定要很准确很全面，还本期一定要给村民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如果你没信用，村民以后就不会集资给你了，村民是很现实的。我们可行性分析准确，班子也用心经营，所以我们能按时还本，而且很快收到很好的经济效益。

　　我们农村搞股份制改革，股份的配置时间是从1966年到1987年，后来发展到1989年，再后来就没有发展股了，也就是说以后再长大成人的年轻人没有股份配置了。村里的年轻人没有原始股，一开始的确影响到年轻人对村集体和村办企业的关心，为了更多的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以后我们在比较成熟的企业中搞项目股，也就是现金配股，让年轻人也有份参与。一些读书回来的年轻劳动力和嫁入村里的新媳妇就入现金股。虽然现金股要担风险，但是我们村里的每一个项目都是认真规划和和论证的，村民都很信任，特别是年轻人都积极参与集资配股。杨箕村通过好的企业项目发展，解决村里年轻人的归属和向心力问题，解决了年轻股民的入股问题和生计保障问题，也解决了村集体经济发展资金的来源问题，给了杨箕可持续发展力量和后劲。

　　科学发展，任重道远

　　如今，杨箕村已经改制成为一家按照现代企业运作的规范化有限公司，站在更高的发展起点上，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完善股份制的改革，推进杨箕公司集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杨箕村人在思考，在积极改革，不断探索，努力实践。杨箕村未来的发展，要靠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今后一段时间工作重点是要抓好杨箕村改造，合理规划建设用地，为村民谋取更大的利益，以实际行动践行科学发展观。如果说当年杨箕村的股份制改革是先走一步，那么今天我们更是应该用排头兵的精神来要求自己，用解放思想作先导，用改革创新的胆略和智慧来破解前进中的难题，继续为把广州建设成为“首善之区”提供新鲜的经验。当年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改革的勇气很大，现在应该继续保持这种勇气，这种锐气，真正做到敢想、敢试、敢闯、敢做，以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推进杨箕各项事业的新一轮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