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王   燕

　　采访时间：2008年4月

　　讲述人：谭钜添，57岁，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江村人,闻名全国的“江高模式”创始人。1975年9月任江村大队养鸡场场长。1989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3年获“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1991年5月，任广州市江村家禽企业发展公司总经理（由江村养鸡场改名）。1999年12月，任广州市江丰有限公司董事长（由广州市江村家禽企业发展公司转制改名）。2005年1月至今，任江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江村村党委书记。2005年被评为广州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2006年获中共广东省优秀党组织书记称号。2008年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旁白：改革开放30年来，江高镇一个小小的养鸡场发展成为年产值6个多亿、销售收入8个亿、利税（2007年）2500万元、出口创汇1200万美金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7月，被国家工商局授予“中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江高镇的这一发展方式被称为“江高模式”，享誉全国，成为中国农业产业化的一面旗帜。这是江高人在改革开放中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的结果。

　　创办养鸡场

　　我们的前身是江村大队养鸡场，也是大队的耕山队。“四清”之后，大队要封山育林，搞绿化，组织了一帮武装民兵开荒。我是耕山队毛泽东思想辅导员、出纳员和武装民兵的指导员。

　　1975年5月，第一批知识青年到江村大队，江村人多地少，人均不到半亩地，有8个生产队要吃国家返销粮，加上30多名知青，怎么办呢？村党支部提出办个养鸡场。刚好郊区在太和公社召开了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区委区政府提出了“服务城市、富裕农村、发展农副产品”的方针，根据这一精神，江村党支部决定办个养鸡场，希望养鸡场能代表全村完成国家的派购任务。村里要靠一家一户的养鸡、养鸭、养猪来完成国家的上交任务。

　　1975年9月，村里把我从路线教育运动工作队抽了回来，带领30名知青，以耕山队为基础成立林果畜牧场，办起了养鸡场，我任场长。我们白手起家，在一片竹林地上搭起了鸡棚。全村的人民都很支持，因为搭棚需要禾草，每个生队多少禾草都派了任务，他们把夏收、秋收的禾草交给我们。搭棚时，组织了全村的村民帮助我们把禾草扎成件，还请来了广州建筑公司的搭棚师傅帮助我们搭棚。

　　那时郊区有170多个养鸡场，其中有区的、大部分是镇的、村办的不多。江高有2个养鸡场，属国有制。我们在镇养鸡场的指导下，派了4名知青去学习孵化、养鸡。1976年2月5日，我们从上海组织了第一批鸡苗。这一年，我们刚好遇到了第13号台风，我们搭的棚架全都被吹坏了。在这种情况下，村党支部给我们的任务是：无论如何要打响第一炮！我们进行分工，由六七个人养鸡，其他人搞基建，还种植其他作物。村里还派来了支部委员任最高领导。我们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天冷时用毛毡盖着小鸡。

　　区里也很支持我们，因为养鸡需要粮食、饲料，区长马尔騠就批了3万斤统筹指标粮给我们。结果被公社扣了一半。粮食不够，我们就自己种菜、种南瓜、种蕃薯，还种一些水稻。鸡的营养不够，我们没钱买鱼粉，晚上就派两名知青骑单车到广州市河南吴永街拉鱼杂，然后破碎、消毒和饲料拌在一起喂鸡。维生素不够，我们就买南瓜，包括自己种的青菜，通过高锰酸钾消毒后喂鸡。切菜很辛苦，我们就找邻居厂的人做了一部打菜机，解决劳动力问题。防病的药，我们没钱买，而且还要批。那时计划经济，药是供应给医院的，哪有药给鸡场养鸡啊，所以药非常紧张。我们知道鹤洞有个抗菌素厂（生产土霉素），我们买他们不要的药渣，晒干、碾碎，按照一定的比例放到饲料里喂鸡，预防鸡的肠道病。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千方百计的养好第一批鸡，这是村党支部交给我们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第一年，我们养了9000多只鸡，全部卖给了国家，每只鸡赚1元钱，并完成了全村的派购任务。

　　冲破“禁区”

　　1987年初发生了“马立克氏”病。当时，这种病我们国家所有的兽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个“马”字，我们以为是马的病，马的病又怎么会在鸡的身上发生呢？后来才搞清楚，原来发现这种病毒的人是个外国人，名字叫马立克，病毒以他的名字命名。我们喷了一些消炎水。后来，专家到我们这来考察，不知专家通过什么办法弄到了这种病毒，很快就研究出了疫苗。这种疫苗在北方可以实行，南方究竟行不行呢？专家决定在南方试一试，选择了在江村做试验，当时谁都不愿意试。我说：“在我们鸡场试吧！”一试，效果非常好。

　　通过这件事给我一个启示：象我们这样勤勤恳恳，日以继夜地工作，饲养周期还是太长了，成本太大了。记得，那时郊区每年养鸡的任务是50万只鸡，靠170多家养鸡场，但连续3年没有完成任务，只有30多万只鸡。鸡场是有钱赚，问题是时间太长。当时郊区最大的养鸡场是人和鸡场，他们提出了三个九：90天上市、成活率90%、合格率90%。全区都要学习他们的经验。

　　我想：为什么这么大的鸡场连续3年无法完成任务？问题在哪？3个月才养一只鸡，1.25公斤。能不能缩短鸡的生长期，达到重量就行了呢？”“关键要让鸡提前上市，但要够重量才行啊。这就要在饲料配方上进行改革。虽然养鸡有许多技术问题，但能不能冲破一些观念？当时有一种观念：小鸡如果超过20个粗蛋白，就会蛋白中毒死亡。真是这样吗？我提出：“小鸡要用23个蛋白，其中‘两高一低’”，就是前期高蛋白，中期低脂肪，后期高能量。我这种想法得到了区畜牧局的支持，他们让我“大胆地去冲破它！”并选择在太和、竹料、江村3个养鸡场进行试验（2个镇级鸡场，1个村级鸡场），按照同样的营养指标。49天后，鸡的重量达到2.8斤。从90天到49天，缩短了近一半的时间，而且重量还超过了原来。3个单位试验的效果，最好的就是我们鸡场。我们获得了广州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奖了3000元。怎么用这笔钱呢？因为防病，第一时间就要买疫苗，而疫苗要放在冰箱里保管。那时冰箱属医疗器械，要领导批。经过领导批准，我们在广州市和平路买了一部雪花牌冰箱。我们的经验很快就在全区推广了。到了第二年，郊区全面完成国家上交任务，有70多万只鸡。广州市也推广了我们的经验。

　　我们为什么敢于冲破“禁区”呢？原料买回来，书本上说玉米含多少蛋白，但没有说是哪里的玉米。我们在理论上相信它有20个蛋白，心里却想：这些玉米够不够20个蛋白呢？搏一搏吧！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要科学养鸡。还有，在鸡生病的过程中有一些药，比如球虫药，说是超过万分之四的剂量，鸡就会中毒死亡。我们养了一批鸡，出现了球虫病、“马立克氏”、鸡肠道病等，但是真正造成大量死亡的还是球虫病。当时我们的技术人员就敢于超过“万分之四”，反正都是死。问题是这药的剂量是否科学？因为用药标准的范围很大，比如打疫苗，从40%的抗体到160%的抗体之间都是有效的，这之间的距离多大啊！所以道理是一样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胆的试用，结果我们制止了球虫病。还有维生素，鸡的维生素不够，我们就种菜，种菜就有农药，有时杀鸡的水当肥料浇菜，又把病菌带到了菜里，经过高锰酸钾消毒后无效，我们就不用这些青菜，找代替品。后来，我们知道国外有多种维生素，深圳有人用。刚好深圳商业局（农贸系统）派人到我们这来学养鸡。我们通过他们的关系，弄了40公斤的多维他，掺在饲料里喂鸡，不用青菜，效果非常好。

　　在办鸡场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许多，从 “马立克氏”病、球虫病、维生素，到饲料的改进等，给我启示是：一方面我们为国家提供农业副产品，服务城市。另一方面我们要解放思想，敢于冲破一些条条框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敢于创新，更新观念，大胆地试验。

　　又是路线教育运动

　　由于我们搞得好，发展得很快，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了，每人每个月补贴6元。原来工人每个月工资不到30元，10个工分，每个工分0.11元。公社让我去介绍经验。我说:“林果畜牧场种植多种经济作物，还有养猪，但以养鸡为主，发展其他，搞循环经济。”

　　又是路线教育运动。（从1974年12月开始到1978年11月,郊区开展了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结果我的讲话思路遇到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反对，他们说：“毛主席说应该以养猪为中心，怎么能以养鸡为中心呢？”我说：“我这是养鸡场，不是养猪场啊？”他们说：“不行！就是要以养猪为中心！”我说：“如果要我脱离实际去讲还不如不讲。”“我是用鸡屎养猪（当时是用米糠养鸡），糠的纤维最高，鸡吃了后有15%是无法消化的，这样循环利用才不会浪费。不然，要浪费一斤米的能量去消化一斤糠。”所以说路线错误害死人啊！

　　江村公社有大田、江村、双岗3个村，各村以交叉的形式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只能种3棵果树，超过了就是资本主义。你自己要把果树砍掉，不砍别人也会来砍，砍了以后归大队，江村的大树都砍了。农民的自留地也只能种芋头、蕃薯，不能种烟草之类的经济作物，种了就要罚。而且路线教育运动就象搞“小四清”式的查干部。当时我住在鸡场，派出所有个副所长带着专案组的人，半夜三更到我家查户口，一进门就冲进了厨房，想看看有没有鸡。刚好家里有一只养了3年的老母鸡，是麻鸡，和鸡场养的白鸡品种不一样，所以也没事了。他们干部之间的派别斗争，就拿我来开刀。其中有个人还吓唬我们的饲料配料员说：“如果不揭发他贪污的问题，你就一辈子别想回城。”我也害怕，说：“反正生产队分配给我的就那么多斤谷子，不相信你们就自己秤一下。”我自己认为：我没贪污，你们要查就查吧！

　　当时我正申请入党，在同时申请入党的几个人中，我对党的理论、党的性质、党的宗旨认识是比较好的，但入不了党，其他几个人党的知识了解得很少，甚至党是什么时候诞生的都说不出来，他们却入了党。村里有个老党员安慰我，说：“不要灰心。还有一点距离。再努力一点就行了。”这样，人怎么能有创造性，农民又怎么能富啊？！

　　“江高模式”的产生

　　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象东风一样吹遍了农村、吹遍了各行各业。农民包产到户，企业怎么办呢？就不能“做也是拿30元，不做也是拿30元”。1980年，我们承包了江村鸡场，有了经济任务指标，完成任务指标后，超产部分就按比例奖励。有了激励政策后，养鸡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我们千方百计地缩短鸡的生长周期，提高成活率，降低成本。工人由原来20多元工资（30元不到）到30多元、40多元，50多元，那时50多元已经很好了。

　　江村鸡场的名堂越来越大，政府也很支持我们，从各方面给我们一些倾斜政策。1982年，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1983年，区委指示发动农民养鸡，提出了以鸡场带动农户养鸡的思路（公司+农户的方式），从我们鸡场开始试点，区里出钱。我们先从农户开始，用梯级笼来养鸡，不是在地里放养了，是半机械化养鸡了。由我们鸡场供应鸡苗，因为农民养鸡保温不好，我们保温25天后，再把鸡苗给农民，农民支付25天的手续费、技术费和饲料费，3种费用加起来大概每一只鸡5分到1毛钱左右。鸡养大后，由国家收购，给农民一些钱。

　　如果我们要扩大再生产，就要搭更多的鸡棚，但没有那么多的资金。通过发动农户养鸡，既完成了鸡的上交任务，服务了城市，又富裕了农民。这是“江高模式”的最初形式：以鸡场为龙头，带动农户共同发展养鸡的经济组合。但是，随着国家逐步取消派购任务，1983年取消了菜，1984年取消了鱼，到1985年鸡、猪全部都取消了，市场全面开放，我们要自己寻找出路。

　　此时，郊区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畜牧业，这是改变农村经济的最有效途径。1985年，郊区在江高镇召开的一次现场会议，陈年伟副区长提出了畜牧业要占全区农业的50%以上。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需要投资，资金从哪来啊，就是通过政策，冲破一些体制观念，发动社会的力量投资办鸡场，包括国营、集体、个体等多种经济成份，甚至“混合经济型”，发展畜牧业。所以说区委区政府的思想观念比较超前，那时就提出这些问题，实际上就相当于现在推行的农业产业化。我们广东人的思维，特别是广州人的聪明才智，真是值得赞赏。正因如此，我们基层的人才容易做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搞一个试点，区农委组织我们到湛江参观，还走遍整个江西。回来后，区畜牧局和我们鸡场合作办畜牧场。但是村党支部没有同意。他们看不到与国有企业和政府职能部门（当时是允许的）合作的好处。既然村里不同意，那我们几个人凑钱搞吧。这样，江村养鸡场就变成“混合型经济”了。我们4人形成一个股，区畜牧水产公司（畜牧局下属事业单位）一个股，区农委一个股。区农委入股是从政策上支持这个项目，不是为了赚钱，目的是要在全区推广这种模式，给我们一个定心丸。因为我们认为农委是“管”政策的，畜牧水产公司是“管”具体实施的。我们4人凑了6万元，区农委和区畜牧水产公司凑了6万元，我们三家成立了畜牧场，租用了江村两个山的土地，办起了养鸡场，我任场长。为了以示公正（我们4个人中原来有个出纳员），我们让村派个出纳，免得让人说我们集体贪污，但村一直找不到，只能另外找了个出纳。后来，村里真的有人说我贪污。我把（一尺高的）账目都拿了出来让他们查，结果什么也没有查出来，但是还有麻烦事。我说：“我不当场长了！辞职行不行？！”还有人说要烧我们的鸡场。我说：“烧吧！反正区委都有份！”

　　虽然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遇到了阻力，但是市场需要大量的鸡，我们就要敢于冲破一些框框，通过市场经济，探讨个体经济与其他经济合作的途径，实行生产、科研、服务，产、供、销一条龙的体系，这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很快，我们这种经济合作模式在全区推广了，加上推广我们的玉米型饲料，提高了养鸡的科学含量，郊区的畜牧业迅猛发展。到了1986年、1987年，广州市出现了鸡吃不完、卖不完的局面。

　　为了解决卖鸡难的问题，我们寻找出路，决定打进香港市场。原来出口鸡要配额，广东出口的是清远土鸡，上海出口的是白鸡。我想：“广州市为什么不能出口鸡呢？”我们找外贸的人商量，他们让“我们试一试！弄一批鸡到香港市场去卖。”“1.8元一斤。”我说：“不管多少钱，拿去卖吧！你给我多少钱就多少钱。”当时7元多人民币兑1个美金，国家挂牌价是3元多人民币兑1个美金（人民币兑港币27元到30元兑100元港币）。如果出口其他鸡，创造1个美元就要用7元多人民币，出口我们的白鸡，1个美元用6元多人民币，这就节约了近一元钱的成本。我们打开了香港的市场，广州市给了我们大量的任务。结果我们的鸡不够卖了，我们就把兄弟鸡场的鸡收购了，最后全区鸡场的鸡都不够卖了。

　　1988年，区委书记李治元带领《人民日报》的记者到我们鸡场来参观。他们看见有300多人在竹林里开会，我们正在召开出口工作、技术推广会议。参加的农民有骑单车的、有开摩托车的、有开手扶拖拉机的。他们很惊讶，说：“你们现在还能组织那么多的农民开会。”我说：“他们全是养鸡户。我们教他们怎么养鸡、防疫，布置出口任务以及要注意的质量问题。”在农村，农民致富最快的途径就是发展畜牧业，在畜牧业中最快致富的就是养鸡，因为周期短，成本低。江村有许多农民以前住的房子是用竹子搭成的砖瓦房，后来跟着我们养鸡，很快就致富了，盖起了新楼房。

　　1988年7月《人民日报》在经济版上发表了《新的组合——“江高体系”评价》文章，率先把我们这种模式称为“江高体系”。经济学家于光远也到我们鸡场考察，他写下了：商品是不承认国界、省界，更不用说市界、区界、镇界和村界了。它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商品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发展商品畜禽业的春天，江村提供了一种哲学的思考。当时大家说话比较谨慎，其实他说的就是现在的市场经济，只是他不敢直接说而已。

　　随后，全国要在我们这里召开现场会议，连续3天。参加会议的是各省副省长和各省分管畜牧业工作的局长。但我们这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任务布置下来后，距离开会的时间只有40多天了。区政府批了10万元给我们，我们连夜加班，用4天的时间建起了会议室。此后，我们的模式在全国推广开来，揭开了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序幕，也成为专家学者们关注的研究对象。

　　国家级龙头企业

　　党的十五大以后，才真正形成了产业化。那时，我们的农、工、技、贸于一体，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体系，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产业化。从这个角度讲，好的政策能激励人们的创造性，反过来人们的创造性又能启发制定政策的人。

　　我们公司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既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又促进了我们的发展。我们不断地扩大生产，不断地增加积累。我们从6个人养鸡到20多人再到现在的800多人。其中有大学生130多人，有研究生、还有一个正在考博士。我们由于出口鸡，种苗供应不够，我们进口种鸡，1988年办起了种鸡场，解决了种苗的问题。接着饲料供应又成了问题，我们与省农科院、市出口公司和区合作办起了饲料厂……现在我们是集家禽繁育、孵化、饲养、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家禽屠宰与肉鸡食品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企业。总资产3亿多，净资产1亿多，争取上市。2002年12月我们被农业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9个部委联合评定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我们获得国家、省和市颁发的荣誉牌证有20多块，其中国家颁发的就有5块。

　　1991年5月，江村养鸡场改为广州市江村家禽企业发展公司。1999年12月，农村进行了体制改革，我们转制为江丰实业有限公司。一方面我们与村里的经济脱钩，村里不再承担贷款担保，所有的债务由经营者承担。按照从1980年开始承包鸡场到1999年止（村为鸡场投资7万多元），我们创造了不少产值，上调600多万元，2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30多万元，村里的投资已经得到回报了。现在我们租用村里的土地，可以说：“村里已经去掉了包袱。”另一方面我们不用件件事都请示村委了，自主权更大了。2005年1月，我们转制为江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开辟了新的领域，在“公司+农户”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公司+基地+农户+标准”的模式。这种新模式以代养鸡为主，存栏规模在5万只以上，由我们提供鸡苗、饲料、药疫，养户提供养殖基地，收取代养费，我们派专人到基地24小时监管，按照公司的管理规范实行标准化生产。目前，我们公司带动的专业户有3000多户，小部分是“松散型”，大部分是“紧密型”。所谓“松散型”就不提供原材料、技术，产品我们也不负责收，由他们自己销售，因为离广州城市近，他们自己交给酒店、农贸市场，我们只提供鸡苗、饲料。所谓“紧密型”就是从头跟到尾，“抱在一起生抱在一起死。”

　　创业难守业更难。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的竞争，产品的质量与安全非常重要。企业虽然以营利为目的，但是我们不仅如此，我们还把国家考虑的问题作为企业的自觉行动。我们既为城市供应农副产品，又十分注重产品的质量与安全。特别是我们大部分产品出口，主要销往东南亚及港澳地区，在香港市场占有率达20%。有些厂家公然漠视食品安全，我们却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营养、美味、方便的食品。因此，我们才能在竞争的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现在我们国家不断完善食品安全标准，国外早就有了。香港使用的是欧美食品安全标准，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与欧美的食品安全标准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执行的是欧美食品安全标准！

　　实际上，我们很早就注意食品安全和鸡的防疫。以往白云区在春节前后会发生鸡死亡，但凡是跟着我们养鸡的农民一点事都没有，因为他们按照我们的同一个免疫程序，同一个营养配方，同一个饲养方法。但是如何确保食品安全？也是个问题。听我们话的农民就好啊，可相对来说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还比较薄弱，他们看问题首先是鸡不死就行了，鸡有病时什么药都给鸡吃，至于吃了以后会不会残留在鸡肉里，对消费者有什么影响，他们就不考虑了。但是消费者面对的是我们，不是养鸡的农民、农场。我们要对消费者负责，那么养鸡的农民就要对我们负责，怎么负责呢？我们与农民采取了合同的形式，实际上就是买卖关系，是一种来料加工的形式。就是所有的鸡苗、饲料、药物都是我们的，农民只提供养鸡地方和人工。走地鸡养一只1块钱，笼养鸡养一只1.5元（因为投资大，成本大）。这样，农民就不用承担风险，鸡养大后就交给我们。在养鸡过程中，我们会派监管员进行监督（饲料不能用来养鱼、养猪，不能滥用药物）和技术指导，如果发现问题，那我们就出钱帮助农民改正和消毒，确保食品的安全，也相当于“发外加工”吧。可以说吃“江丰”的鸡是绝对安全！我们有压力，因为风险全都由我们承担。就好像我们交给农民一万只鸡，农民只交还我们500只鸡，那我们就要“睇数”了。但是我们有一定的手段、有一定实力。

　　再一次解放思想

　　我们公司能发展到今天这种规模，归功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让我们思想大解放，激发了我们的创造性。同时，也让我深为感叹，要成就一番事业，首先就是政策，由于政策好，执行和落实政策的人能够准确理解政策，实事求是、结合实际地去实施，还有就是思想观念，敢想才能敢干。白云区领导班子思想很超前，那时就提出了大力发展畜牧业，现在白云区的畜牧业占农业的30%（很早就超过这个指标了）。由于政策好，才能激励我们这些经营者去创造，有的不一定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干一番事业，如果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当然一事无成。就好象我们公司（乡镇企业），农业企业很少有10周年的，“特别是养鸡企业能够有10年命的就更少了”，所以我们公司30周年（2005年）时，我说：“一定要搞一次大庆活动！”

　　下一步我们怎么搞呢？我认为这几年，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有些停顿了，因为我任了江村村党委书记。可以说从2004年开始到目前为止，我们公司的发展速度慢了，我们犯了理论不切合实际的错误。政府要求推广建立品牌，发挥品牌效应，我错误地理解品牌就是优质鸡，结果我们首先经营优质母鸡。鸡好不好吃，要靠饲养，除了品种优良外，还有时间和工艺的要求。因为鸡有六种安基酸，要靠一定的时间沉积才能令鸡有鸡的香味。现在我们的鸡的确是靓，肉质好、口感好，但成本高。真正能够消费优质鸡的人数、群体并不多。普通百姓占80%的比例，下岗工人、生活收入比较低的群体占60%以上。他们要吃靓鸡，一个月只能吃一、二次，如果吃“快大”鸡（生长周期短的鸡，市场上很多），可以吃十次、八次。在全国来说，消费鸡最多的是广东，人均每年28公斤，是北京的2倍，高过上海的30%多。原来广东一年白鸡的产量超过10亿只，白鸡占其中的90%（80、90年代），10年前白鸡在广东只占5%，现在广东白鸡的种鸡场只有旗杆镇一家了，数量、规模都不大。由于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优质鸡达不到优质价，就影响了企业的效益。农民养鸡的利益不大，积极性也就不高了。

　　现在正在调整，怎样发动农民组织一个专业化组织？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根据广州三个圈层发展都市农业的规划，我们鸡场的生产基地逐步往增城、从化、清远、花都等山区发展，在白云区养鸡的数量逐渐减少。

　　我们公司算是厉害的了，但比较起其他大的乡镇企业，我们广东人真的要再一次解放思想，特别是广州人更要解放思想，不能用老眼光看问题了！山东有个集团企业，年产值100多个亿，他们就是养鸭。他们养鸭不是放在池塘里养的，是在室内养的。现在养虾不是在海里养的，是山坡上的沙地里养的，抽水上山。多宝鱼、“龙舌”（比目鱼）、鲍鱼都是在室内养的。这说明，敢想才能敢干，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可能变为现实。

　　广东为什么不能养鸭呢？由于南方的气候问题。我们以前养过鸭（在室内养的），鸭的皮肤不如北方的好。原来我们和北京海淀区合作办了个养鸡场，他们每个星期供应500只鸡给人民大会堂，他们专门指定我们江村的鸡苗，注册了“一品江村黄鸡”商标。现在他们用我们的鸡苗、我们的配方，在当地买饲料。那些饲料是粉料，远远不如我们的颗粒料好，因为“大鸡不吃小米，这是鸡的天性。”但是他们养出来的鸡比我们养的鸡还靓，他们在室内养的，室内比较阴凉。而在我们广东到了夏天室内比外面还要热。

　　还有，安徽的和威集团，孵化场就好象一个小型的集装箱码头，规模很大，一天之内出100多万只鸡。一个饲养员一年养25万只鸡。他们计划要打入泛珠三角，将总部设在赣州或南雄，他们说：“老谭，你要小心啊。要么我们合作，要么就面对我的竞争！”所以现在我面对的不仅是竞争，而且还有挑战！因此，我一定要更新观念！政策要向农村倾斜，因为农村人多地少，增产不增收，所以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农民富裕了，市场才能真正的繁荣起来。目前，我们已经完成改制上市的前期工作，进入了上市辅导期。我们要致力推行农业产业化、标准化，解决农户经济规模小带来的种种弊端，促进农民的增收，进一步探索带领农民摆脱贫困，共同致富的新思路，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成功的典型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