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黄穗生、廖惠霞

　　黄菘华，80岁，广东连州市人，在抗日战争前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由东江纵队派回广州，就读于中山大学文学院，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广州解放初期在团市委担任学校团委书记、学生部长，秘书长。1938年～1993年，先后担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顾委副主任等职务。

　　黄菘华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期间，广州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那时，解放思想的号角已经吹响，但是旧的观念却不会马上在人们的头脑中消失，新旧观念的碰撞不可避免，广州人是怎样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投身改革开放大潮的？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带着这些思考采访了黄老。透过他语气平和的陈述，我们分明看到了广州在改革开放之初新旧两种观念的激烈碰撞；看到了解放思想历程的波涛翻滚；看到了广州人在改革开放中敢为人先的不凡智慧和勇气。

　　对于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及广州在理论和实践上先行一步的几件事，我按自己的记忆介绍一下，因为是记忆，难免有错漏之处，只供参考。

　　一、广州解放思想的起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认识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摒弃，只有进行改革开放我国才有出路。但至于如何改革开放，我们还心中无数，且忙于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直到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才有所行动。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有阻力，有干扰，这些阻力和干扰，大多是来自旧的观念、传统的思想，总的来说，主要是“左”的教条主义。由于人们长期受其熏染，也就有市场。旧的观念成为对人们的思想束缚，如果不从这种束缚下解放出来，人们就会受到那种以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出现的歪理所误导，对新的观念、思想就会抵触、无法接受，改革开放的步伐就难以迈开。因此，改革开放的过程，也不可免地是一个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过程。

　　广州这个过程是怎样开始的呢？

　　解放思想从全国来说是从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是党领导的，广州与其他地区一样，解放思想也是自上而下地进行的。在广州学习真理标准问题时，也开始抛弃个人迷信、“两个凡是”的束缚了。当时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比较开明，对新思想接受较快。在一个研究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会议上，他提出了对广州的再认识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问题。结合广州的具体实践进行思想解放、更新观念，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许士杰还在其他会议，以及同领导班子成员谈话中都讲过这个对广州的再认识问题。他说，过去，我们对广州的认识，认为广州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广州人的社会关系复杂，有“海外关系”的成为审查对象，因而认为广州是敌人颠覆我国政权的跳板，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从准备战争出发，广州不适宜谈发展，也不适宜搞大项目的建设。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广州的认识，而现在，要进行改革开放了，就要用改革开放的观点来再认识广州，上述的种种问题，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成为有利条件。毗连港澳是改革开放的的地缘优势；华侨众多、海外关系成了改革开放的人缘优势，这对广州的建设是非常有利的。这种思想束缚一旦解放，人们的精神面貌就大不相同，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许士杰还提出，广州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两种优势，加上改革开放的东风，在改革开放中就能先走一步。

　　二、塘鱼价格的开放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落实，长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而遭禁的农贸市场也因获得了松动而逐步活跃起来。这些自发产生的市场大多分散在郊区，但对市区内的肉菜市场也有所支持和推动，还逐步在市区发展为多种专业市场，如药材市场、服装市场、工业品市场等等，不过这是后话。如所周知，“文革”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群众的生活水平低下，要求过得好些就成为突出问题，特别是对食品的供应要求尤为强烈。市委当时考虑必须增加副食品生产，才能免于匮乏，而要刺激副食品生产，就要对物价放开有所考虑。

　　开放价格就是价格改革，这是必须谨慎从事的，于是，市委请有关部门研究，是否先放开一种副食品的价格，以便了解情况，取得经验。结果，商业部门提出先开放塘鱼的价格作为试验。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政府制定的，其结果成了短缺经济。一个居民一个月能买多少盒火柴，要看工厂的生产能力，再平均分到居民头上，凭票购买，不能多买。那时候，猪肉要凭票供应，鱼要凭票供应，一个居民手里持有几十种票证。许士杰书记认为，只有放开物价才能刺激生产，副食品才会逐渐增多。对于他的主张，我联想到，在一次常委的谈心会上，他讲到在“文革”期间靠边站，便利用这段时间认真把《资本论》读了三遍，增加了不少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因此，我认为他的放开物价的考虑不是“拍脑袋”的长官意志，而是有认识根据的。但放开塘鱼的价格会怎样，大家都没有底，心中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

　　塘鱼价格放开后，价格直线上升，因为解放几十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购买稳价的商品，如今价格上涨，百姓对价格的浮动很难接受，心理无法平衡，于是反应非常强烈。市里也有人沉不住气了，大家议论纷纷。这时候，总书记胡耀邦也打来电话询问，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但市委经过研究认为，商品放开价格后涨价是正常的，涨价不要紧，涨价会刺激生产，生产上去了，塘鱼就会多了。果然，不久之后，我市的塘鱼生产还未搞上来，但由于受到价格的刺激，三角洲的塘鱼便纷纷来广州出售，四面八方的鱼也陆续运到了广州，塘鱼价格稳定下来并有所下降。此后商品多了，吃鱼慢慢成了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事了。有了这次的经验，市委就陆续放开其他副食品如蔬菜、家禽的价格，后来连粮食价格也放开了。这样，短缺经济也就在放开价格的过程中逐步消失，各种商品的凭证也取消了，市场逐步繁荣起来。广州经济体制改革较国内其他地方起步早。

　　三、改革开放初期新旧观念的碰撞

　　围绕这一段经济改革的前后，人们的观念也发生碰撞、摩擦，除上面涉及的之外，集中在几个问题上较为突出：

　　第一，我们所说的新观念，是不是以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作为根本标准？过去我们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把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法宝，加上不断批判唯生产力论，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对生产力的不正常看法，甚至鄙视。现在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观念应视作新观念，但这个弯转得很大，人们一下子不容易接受，便引起了种种疑问，特别是怕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如果不去大胆突破，又怎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现在来看这个问题似乎不值一提，但那时人们深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时时事事、年年月月都怕离开阶级斗争看问题，怕犯大错误，这确是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这个弯并不容易转过来。当时思想战线大力申明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观念就是新观念，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来谈原则，原则就成为抽象、空洞的概念，真理不是靠原则来判断的。

　　第二，对于同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观念是否具有进步性，是不是新观念，这也有不同的看法。过去人们长期受商品、货币、市场同资本主义划等号的教育，恐资症也就产生恐商症，把商品经济的观念都等同于资本主义观念，并且必须“兴无灭资”。将商品经济发展的观念视为新观念，是很不容易被接受的。当时深圳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引起了广州人不少猜疑、摇头，吹皱了半池春水。我们当时宣传马克思讲过的，凡有商品生产的地方，就有价值规律的作用，价值规律除调节商品生产外，还可以促使商品生产者降低费用，提高效益，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使自己在竞争中获胜，起到促进技术和管理进步的作用。那时在广州，经过调查研究，了解到人们实际上为了适应商品经济，产生“认钱不认人”的观念，也于后来引起轩然大波，认为是谬论。“认钱不认人”这句话，可能说得不够准确，但它的内容十分清楚：过去坐飞机、进宾馆都讲级别，现在不再按等级了，只要有钱，就可以坐飞机、进大酒店，认钱不认人的级别了。广州几个五星级酒店，只要衣冠整齐就随时可进，听说别的地方，有些5年之后才这样做。等级观念不过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现在讲平等了。这个期间的转变观念，内容还相当丰富，人们在观念上的进步也实实在在得到益处，因此，同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观念，诸如时间观念、效率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信息观念、人才观念、平等观念等等，都逐步被人们所接受，对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第三，有人认为现阶段的新观念不是先进观念，共产主义观念才能说是先进观念。因为人们过去受共产主义教育，把共产主义作为理想，这是好的，但也容易脱离实际，搞理想主义。尤其是在这期间，北京有人鼓吹共产主义已是当前的行动，说我们现在搞的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因此要加强共产主义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以共产主义来贬低甚至否定现阶段的新观念，加深了新旧观念的碰撞，这是不奇怪的。但当时必须向人们讲清楚，共产主义并不是当前的现实，而是未来的理想，而现阶段的新观念必须奠基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才不会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才能对现实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在全社会把共产主义观念作为今天就要实践的先进观念，那将会造成混乱；共产主义观念当然是先进的，但对于绝大多数群众来说，是将来的事情，而且，没有现阶段新观念的形成为基础，共产主义观念是不会在全社会树立起来的，我们不要把两者互相否定，不要用共产主义观念来冲击、贬低现阶段的新观念，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的关系。

　　总之，这段期间，经过对思想上产生的矛盾进行引导，广大群众在更新观念上是大有进步的。

　　四、广州日报的改革

　　由于我在市委分工宣传思想工作，所以也考虑到媒体的改革开放问题。那时我们很闭塞，以为媒体要靠财政来补贴，能做到收支平衡就算不错了。但市委书记许士杰有个指示：《广州日报》是市委机关报，但是否也可以办成一个经济实体，能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壮大？这个题目拿到了广州日报的同志那里去研究。那时恰好香港的亚视来了一位副总裁，他要同我见面。谈话中他说亚视有2700多人，是靠广告收入维持的，摄制电视连续剧只有个别卖到别的国家才会赚钱，大多数是亏本的。这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因为按过去的想法，要增加报纸的收入，唯一的办法是加大发行量。我便把这个情况告诉广州日报总编辑黄永湛。他们考虑要成为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经济实体，首先就要同财政脱钩，不脱钩就成不了经济实体，亏了由财政补贴，赚了要上交财政，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就很难。但“断奶”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班子讨论、中层干部讨论都议论纷纷。但在讨论中大家逐步认识“断奶”的好处，逐渐下了背水一战的决心，于是就打报告给市委、财局，获批准与财政脱钩。这是广州日报改革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就是发展多种经营。因为一下子从报纸上增加收入是有困难的，管报社经营的副总编便去搞其他经营来养活报社，成立了新闻纸公司，既满足自己的需要，又供应社会上的需求，有赢利可以补贴报社，接着又引进外资开办了一间摄影彩印公司，还搞了房地产开发公司等等，不仅保证了“断奶”后的支出，而且还发展了报社的事业。新闻纸公司5年赢利过千万，房地产公司建起了20多层的新闻服务大厦，大家对“断奶”的疑虑在实践中烟消云散了。

　　第三件大事就是《广州日报》改8版。当时中国只有《人民日报》出8版，地方报纸都只有4版。一个地方报纸出8版，是否有越轨的嫌疑？此事惊动了省委。省领导直接找报社总编黄永湛去汇报，并表示，如果是我就不批准改8版。但不改成8版，报纸不可能充实内容，登一些决定、指示就占了许多篇幅，新闻容量很小，更谈不上登广告了。在报纸上登广告，开始是不允许的，后来经批准，可以在周末登，而且只能登外商的，以后又放开了一点，可以登国内企业的广告。后来广告成为报社的主要收入来源，年收入以10亿计算。

　　黄永湛到省汇报的事，他直接报告了许士杰。后来许如何同省里沟通我就不知道了。1986年8月，市委通过了《广州日报》社的建议，同年10月正式出了一个8版的试版，1987年1月全国第一份对开8版的地方报纸《广州日报》正式面世。

　　第四件大事就是报社自办发行。报纸一向由邮政发行，但由于报社开展改革，而邮政还是老样子，许多事情就不适应了，例如发送时间太迟，增加一页篇幅要提早若干天报邮局批准等等清规戒律，都是报社无法忍受的。黄永湛去国外考察后，便考虑自办发行。自办发行虽然增加了车队、外设机构等等，但对报社的发展大有好处。

　　实践的结果表明，在这些改革中，大家的观念变化很大，总的来说是商品、市场以及与其相适应的观念大大增强，讲效率、讲成本、讲市场、讲人才、讲信息，后来成为无纸化企业，从写稿、审稿、编辑到付印，都用电脑完成，观念的变化成为推动报社发展的精神力量。

　　广州日报的这些初期的改革，不仅在广州，而且在全国都起了率先的作用，其影响是很大的。各地报纸都纷纷派人来广州日报学习、考察。广州日报成为新闻界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媒体。

　　五、有关新旧观念碰撞的事件

　　我想回过头来说一下还有几件关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事，这几件事有联系，所以放在一起说。1984年的反对精神污染，这本来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但究竟什么是精神污染？我们还未搞清楚。由于北京有人提出了“八不准”（另一说是“十不准”），包括不准穿高跟鞋、不准留披肩发、不准穿连衣裙……。据说，有这种种穿戴的都不能进北京市委。广州也有人闻风而动。因南方大厦有出售连衣裙、高跟鞋的，有部门就出了简报，说那里也有精神污染。当时许士杰头脑是清醒的，把我找去，叫我要慎重。我也认为这样搞下去就乱了套，因为我在以前也碰到过，当时有人提出要艰苦朴素，就反对穿花衣服，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后来胡耀邦同志出面给予纠正了，认为穿花衣服是生活爱好，不是思想作风问题。现在又重复这样搞，有什么意思？由于这一阵风，使南方大厦一度把那些高跟鞋、连衣裙一类的东西撤下了货架。幸亏中央发现得早，纠正了这种走了样的错误做法。纠正这种偏差，不能与同意搞精神污染混为一谈，而有人偏偏认为这是支持、放纵精神污染，一直扭着不放。但广州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比较平静。至于“清污”中把“人道主义”、“异化”作为精神污染来清理，我们了解得不多，反应也不大。由于“清污”的结束，也就未有搞下去。

　　另外还有一件事，1986年，广州提出过全方位开放的问题。那一年，广州举行第三次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在会议的主题报告中，提出了全方位开放的问题。主题报告是由市社会科学研究所负责的，会议的筹备工作也是他们搞的。社科所的于幼军、谭惠全同志等有一天找我商量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在三元里温泉宾馆的树荫下谈，重点谈的就是“全方位开放”的提法。我问为什么这样提，根据在哪里？他们谈到广州的改革开放，说开放一搞，成绩就很明显，建了几个五星级宾馆，投资条件改善了，外商就纷至沓来，愿意投资，过去外商、华侨连对厕所都有意见，认为不卫生，不想来。其他领域如果开放，好的东西拿来，也会较快见到成效，而自己去发展，总有个探索的过程。这使我想起，在广东，省委有时提改革开放，侧重于改革，有时则把开放放在前面，提开放改革，更侧重于开放。我们的想法是，全方位开放并不是垃圾也放进来，还是有选择的，如果不管什么都放进来，那不用提全方位开放，就是只提开放也可以让毒品进来，但这不过是歪曲开放政策罢了。至于开放本身就是一种改革，而改革的实质也是一种开放，这在当时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由于这主题报告市委是要讨论的，所以我就说：可以先写上，市委讨论如果不同意再改。他们很高兴。“全方位开放”就这样写入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的主题报告的草稿中。事后，我向许士杰汇报说，文件我看过了，就是“全方位开放”的提法要研究，其他问题不大。许说，市委要讨论，可以先写上。其实，这个全方位开放的提法是很符合解放思想的要求的。在市委讨论时，也没人提出异议，于是通过了。在研讨会上，也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不料，到1987年，胡耀邦总书记被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下台，接着就在全国掀起一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潮。省里把全省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和宣传部长集中到省委礼堂，开了一个星期的会，几百人把“全方位开放”作为我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点进行批判。我去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的第一天明确提出反“全方位开放”后，市委书记许士杰就来找我说：你不用怕，这个问题由市委负责，我是问过任仲夷同志并得到他同意的，任说，全方位开放也不是说什么都要引进，人家经济上好的东西我们吸收，政治上可资借鉴的东西我们借鉴，文化上的好书好戏还是要读要看的。

　　在会上，许多人纷纷表态，有人言辞激烈反对全方位开放（后来又加上全盘西化，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甚至拍桌子，一股义愤填膺的气势充满小组会，但我始终没有听到有人把全方位开放错在哪里的道理说出来。我当时对这种做法有意见，因我还认识不到这种“错误”，只好静听，要发言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除了“全方位开放”之外，“第三者”也有人批，作家许雁的《情结》就被认为是宣扬“第三者”的作品，这实在是误解。会后，上级对广州文化发展战略有关的所有材料，都被翻箱倒柜地清查了，来人说的很清楚，一是查“全方位开放”，一是查“认钱不认人（等级）”。这也是过去搞政治运动的一套做法。反对“全方位开放”的混乱思想持续了几年，直到九十年代初，李鹏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到，“我们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反对的声音才沉寂下去。这事虽然闹得很激烈，但不过也是一种新旧观念的碰撞，没什么奇怪的。有人说这次批判成了一场闹剧，是有道理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改革的市场取向问题。这说的是经济体制的改革。1984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有个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比起过去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确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有人还是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开，认为不能说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虽然在广州不少专家认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但还不大敢这样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卓炯早就提了出来，此时广东就很推崇卓炯，认为他是先知。到了1986年，广州计划学会的一次会议，叶维平和王锐写了一篇论文，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后来市计委把文章结集成册，该文也收了进去。

　　接着，省市有6个有关的经济方面的研究单位，开了多次会议，其结果是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已为大家所接受。张井教授有一次到北京开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应以市场为取向，他讲的不过是广东几次会议的看法。“六四”风波之后，北京就有些研究单位联合起来批判，认为这是“六四”风波发生的思想基础，提得很高，张井的意见受到围攻。听说他们每两周开一次批判会，批判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问题，批了多次，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才静了下来。但这种批判，在广州、广东并未引起什么波澜，因为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种批判不过说明改革开放的艰苦罢了。人们说：搞改革开放，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话虽不尽可取，但也说明其艰巨性。以后，改革开放还发生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争论，还有人把反和平演变作为重心，意图以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也说明了这一点。这方面大家比较了解，对广州的影响也不如省外一些地方大，就不多谈了。

　　从上述情况引发的几点思考

　　第一，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会有阻力、有干扰，这首先是思想上的旧观念作怪，要去掉旧观念，树立新观念，就必须解放思想，从旧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才能建立新观念，才能把改革开放向前推进。因此，把解放思想当成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全社会的事，上下有责，但首先是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他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带好头，工作就顺利，不至于走弯路。

　　第三，解放思想当然不会重复讲旧话，肯定是新话，这容易被旧观念持有者视为离经叛道，视为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常会利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来进行谴责。新旧观念矛盾的实质是：一方是改革开放，另一方是不断把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企图把我国拉回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现在搞新的一轮思想解放，新旧观念的矛盾还会出现，但由于情况起了变化，阻力也会不一样了。既得利益集团，老体制的维护者有可能成为新的干扰。

　　第三，必须认真正视、吸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一套你死我活，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做法的教训，使大家对此有个正确的认识，否则，冤假错案无法避免，改革开放就会受阻，构建和谐社会也会困难重重。

　　第四，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必须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没有这样的环境，干扰就无法避免。实践证明，什么时候环境宽松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就快步前进，否则就裹足不前。

　　我再说一次，以上可能有错有漏，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