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景仁：广东省台山市人，1953年毕业于华南文艺学院文学系，随即参加新闻工作，先后任南方日报编辑、佛山报编辑、广州日报编辑、时事部副主任、夜班编辑室副主任、编委、副总编辑、广州市新闻学会会长。他参与《广州日报》由4版改8版、8版改12版、12版改16版、16版改20版的决策，为前3次扩版设计报纸的总体布局初步方案，并总结扩版经验向全国推广。他改变多年来头版头条不上国际新闻的惯例，率先把重大的国际新闻放在一版头条位置，受到国内同行赞赏。他探索“两头都满意”的办报路子有明显成果，在国内有一定影响。1992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获得全国性的高层次、高荣誉奖励——首届韬奋新闻奖。

　　采访人：周艳红

　　采访地点：人民中观绿路黄宅

　　在全国地方报纸中率先扩版，是报业竞争逼出来

　　采访者：黄总，很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

　　黄景仁（以后简称黄）：不客气，接到你的电话，我专门找来了我的一本书，《竹节年华——黄景仁新闻作品选集》和一篇小文章，给你作参考。

　　采访者：你是什么时候到广州日报社工作的。

　　黄：我首先是在南方日报工作的，之后又到佛山报，1975年我调来广州日报，1983年我任编委，两年后担任副总编辑的职务，一直到1996年我退出报社领导岗位，转到广州市新闻学会工作。

　　采访者：这么说，您不仅见证了广州日报改革和发展的历程，而且参与了报社许多重大决策，您能介绍一下广州日报第一个重大改革也就是四版改八版的经过吗？

　　黄：作为广州日报来说，大的起步一个就是四开改八版，一个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成立，这两件事情在全国来说影响是很大的。四版改八版是在1987年1月1日开始的。当时就全国报纸的情况来说，只有《人民日报》是对开八版的，所有的地方报纸包括省报、市报以及地区级的报纸，统一都是对开四版或四开版的。全国都是这样的，没有一家突破这样的模式。所以我们说广州日报是第一家四版改八版的地方报纸。

　　那我们为什么会想到四版改为八版呢？这实际上是在报业竞争中逼出来的。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广州有三家影响比较大的报纸，分别是《羊城晚报》、《南方日报》以及我们的《广州日报》，被人称作是“三足鼎立”。对《广州日报》来说，作为党的机关报，市委领导对广州日报是比较满意的，认为他能体现市委的意图，宣传市委的声音。但是群众对《广州日报》不是很满意，群众更喜欢看《羊城晚报》。为什么呢？因为《羊城晚报》比较多东西看，拉拉杂杂的东西很多，市民关心的事情、喜欢看的东西，《羊城晚报》可以看到，用行话来说，就是可读性强，这一点在当时是很明显的，所以家庭都喜欢订阅《羊城晚报》。这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市民喜欢看《羊城晚报》，机关干部上班的时候看《广州日报》，回到家还是喜欢看《羊城晚报》，因为它的内容多，知识性的东西多，信息量丰富呀，当时的形势就是这样的。那么，《广州日报》如何打破这种局面，如何进入市民的家庭呢？如何改变机关订《广州日报》、家庭订《羊城晚报》这种局面呢？这就一定要丰富报纸的内容。怎样丰富报纸的内容呢？就好像坐公共汽车，座位只有这么多，座位坐满了，后面上来的人也就没有位了，广州日报承担着市委机关报的任务，指令性、指导性的东西比较多，市委市政府需要登的东西比较多，登了这些东西，那么就很少甚至不能登群众想看的东西了，那就需要扩大报纸的版面。《羊城晚报》就与我们不同，它不是党委的机关报，很多的文件可以不登，许多领导的讲话也可以不登，有些简单几行字交待一下就行，《广州日报》就不能这样，假如这样也不能成为市委的机关报了，市委也就不能满意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考虑到要扩版的问题。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也试过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出六个版或八个版，我们发现这两天的报纸特别好卖，群众比较欢迎，我们就想到是不是可以搞到每天八个版呢？每天八个版会不会做到市委和群众两头都满意呢？我们当时考虑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经过实践，我们认识到只有丰富报纸的内容才能做到这一条。但是要做到这一条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我们考虑这样几件事情。第一条，采编力量适不适应？四版改八版不是单纯的数量上的增加，还要保持一定的质量，那就需要有较强的采编力量。第二条，广告的来源能不能得到保证？当时的情况不像现在这样，当时的市场经济不是很发达，不可能象现在这样整版整版的登广告，找四版的广告都不是很容易的，更何况是八版呢？如果改八个版之后的广告不适度增加的话，成本就会有很大的增加，报纸就很难维持下去的。第三条，报纸的价钱。报纸由四版改八版，就意味着报纸的成本增加了，就一定要提高价钱，当时的报纸是五分钱一份，得涨到一毛钱，那就是订一份《广州日报》相当于别人订一份《南方日报》和一份《羊城晚报》，如果这样，发行量能不能维持下去？最低限度要维持原来的发行量。如果发行量长期大幅度地下跌，报纸维持不下去了。这几个因素都需要考虑的。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有人说当时的《广州日报》主要的问题就是提高质量，四版都不算是搞得很好，还有很多潜力可挖，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提高四版的质量上，没必要扩大版面，正所谓“室雅何需大”。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有些领导同志也有这样的看法。有人认为《广州日报》现在的日子还过得去，四版办得也还可以，反映都不错，何必要冒险改为八个版呢？如果扩版失败，后果不堪设想。就这些问题，在编委扩大会议上都有不同的意见。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编委会最后还是决定进行改版，因为编委会认为在不扩大报纸版面的情况下丰富报纸的内容在理论上说可以做得到，实际上是很难的，因为只有四个版的篇幅，上头交待要登的东西有那么多了，不可能拿出版面来适应多层次读者的多方面要求。当时我们认为一定要在适应多层次的读者多方面的要求上下功夫，这个层次包括领导的层次和底下的层次，既有教授，也有一般市民，既有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小摊小贩同工人，要满足他们多方面的要求，就一定要丰富报纸的内容，那就一定要扩大报纸的版面。在这种情况下编委会决定将四版改为八版。为此我们正式向市委写了报告。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报纸扩版问题

　　当时的市委书记许士杰主持市委工作，他的思想非常解放，对改版之事大力支持，1986年8月2日，市委书记许士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朱森林、张汉青、宋恕忠、李善培、吴晓峰、黄菘华等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广州日报》扩版的问题，原则同意《广州日报》从1987年1月1日起改出八版。常委认为，《广州日报》改出八版，既要看到其必要性、可能性，也要看到有一定的风险，对此，报社必须充分予以注意，要在抓质量、抓发行和抓特点上下功夫，要在报道内容和版面安排上进行精心设计，形成自己的风格，要把广州市的开放、改革、搞活经济和开展横向经济联合等问题作为宣传报道的中心，同时也要办好若干专版，要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为做好报纸改出八版的准备工作，8月上旬，广州日报先后在报社中层干部和全社干部职工大会上传达市委常委会议精神，发动全体同志群策群力，为办好八个版出计献策。与此同时，报社负责同志还先后召开了五个座谈会：本报历届抓业务的编委座谈会、广州地区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广州地区新闻界人士座谈会，北京上海新闻理论和新闻教育界座谈会，部分机关、厂矿、学校、商店、区街通讯员、评报员座谈会，广泛地征求各界人士对广州日报改出八版的意见。报社负责同志还登门向广东新闻界知名人士黄文俞、陈朗等人请教，邀请香港大公报、澳门日报的负责人到广州座谈。

　　9月8日，报社编委会通过广泛征求各种意见，反复对八版的内容设置和版面安排进行讨论，完成了对报纸内容设置和版面安排的总体规划，并决定在10月中旬进行试版。在此期间，为配合好报纸的发行，报社负责同志还和广州邮局负责同志进行了三次商谈，就广州日报改出八版后发行工作达成协议。

　　从1987年1月1日起《广州日报》正式改为八版，这是全国第一家改为八版的地方报纸。在改版后第一天的报纸上，《广州日报》鲜明地提出要办成一张开放型、多功能的报纸，在总编辑黄永湛撰写的《致读者》中公示：“改为八版后的《广州日报》的编辑方针是：立足广州，面向沿海开放城市，面向全国，兼顾海外，把《广州日报》办成既有指导性，又有社会性、群众性的，开放型、多功能的，适合多层次读者需要的中心城市报纸。特别是在‘开放型、多功能’六个字上下功夫。”“我们所说的开放型，包括如下的内涵：报道内容着重报道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人、新事、新风、新经验和新问题，以及与改革和开放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识；报道空间打破地域的局限，除了着重报道广州新闻外，加强对国内国际新闻的报道；思想文化报道方面，不是封闭式的，而是开放式的，尽可能评价西方思想文化，并为理论学术争鸣提供园地；充分发挥民主，不仅做到上情下达，而且做到下情上达，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规定、措施等实施情况和问题，实行公开反馈，包括在报上开展批评、进行监督和提合理化建议，切实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我们所说的多功能，就是不仅使自己的报道具有指导性、思想性，而且有社会性、群众性、服务性，使整张报纸具有发布新闻、宣传政策、宣传法制、服务咨询、介绍商品等多种功能。通过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实现多功能，把报纸办得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广州日报扩版堪称中国报业发展的里程碑

　　采访者：您如何评价此次改版？

　　黄：应该说这次改版是非常成功的，当时我们是在丰富报纸的内容，适应多层次读者多方面需要的要求下进行改版的，也是按照这种思路来安排报纸的整体布局的，于是我们做了一些其他报纸没法做到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搞了一个娱乐版，这是大众的东西，大家都喜欢看，吸引了不少读者。另外天天有体育版，也有很多的读者，到世界杯时半夜三更球迷们起床看球，我们的体育版更成为受欢迎的版面。一些人对党报搞娱乐版有看法，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党员也需要娱乐的呀，问题在于娱乐新闻是否是健康有益的呀，在健康有益无害的前提下应尽可能登群众喜欢看的东西。这点在改版前是做不到的。还出了一个连载版，每天出三篇连载，许多读者追着看。另外我们当时还搞了一个文摘版，文摘本身就受人欢迎，因为他包括全国报纸的内容，如果不精彩就不摘。当初改版的时候一个星期中五天有文摘版，后来发展到天天有文摘版，将全国精彩的东西、群众喜欢看的东西、健康有益的东西都摘了下来，读者面非常之广。所以当时著名作家秦牧说：改版前看《广州日报》几分钟就看完了，改版后看《广州日报》要大半个钟头才可以看完。这说明《广州日报》可以看的东西多了。因此改版改变了《广州日报》只能进机关、难以进家庭的局面，改版后的《广州日报》既可以入机关又可以进家庭，改变了群众眼中机关报没东西可以看的局面。

　　当时全国的新闻界都在谈论新闻改革，而我们这次改版既丰富了内容，又体现了报纸开放型、多功能型的特色，在开放型方面，我们的想法是不仅要在思想观念上开放，同时在报道的领域上也要开放，《广州日报》作为一张地方报纸，不能只登地方的东西，要更多地登全国的东西以及世界的东西，要读者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在多功能方面，作为党委的机关报，是党委的喉舌，宣传功能是主要的，《广州日报》代表的是广州市委市政府的声音，但这不是唯一的功能，传播信息、服务群众、提供知识、提供娱乐以及舆论监督都是它的功能。这些东西都需要一定的版面，如果只有四个版是没法做到好的，所以说问题的根本就在版面上面，有一句话叫做“铁框无情”，说的就是当时的情形。在当时，排版不是象现在这样用电脑排，而是用铅字排版，一个版用一个铁框围起来，里面的铅字就是一个个字放，地方就这么多，能放多少东西都是固定的，所以说是铁框无情。改版后就四个铁框变成八个铁框，原来四个铁框放不下的东西，也有地方放了。报纸的内容自然就丰富多了。

　　这次改版很受读者欢迎。扩版之后群众反映很好，广大读者认为，扩版后《广州日报》有东西看，多东西看，当年被广大市民评为广州市1987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件大事之一。在改版之前我们估计，订一份《广州日报》相当于订一份南方日报加一份羊城晚报，扩版初期发行量可能下降，但是读者经过观察，还是会重新订回《广州日报》。一角钱一份的报纸，广州市民是承受得起的，关键在于报纸的内容。实际上后来的情况正如我们预料的一样，第一年最初的时候是有所下降，但后来逐步回升，到第二年的时候反而比扩版前有所增加，广告量也上去了。这样，这次扩版使《广州日报》走上一条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实际上《广州日报》以后的路都是这样走下去的：通过扩版，丰富报纸的内容，通过丰富报纸的内容来吸引更多的读者，通过吸引更多的读者引来更多的广告客户，通过更多的广告客户来壮大报社的经济实力，从而反过来又丰富报纸的内容，来吸引更多的读者，吸引来更多的广告客户，进一步壮大报社的经济实力。所以我们在第二次扩版的时候就可以做到扩版不提价。

　　扩版在全国的影响很大，我就看到了天津日报社报给天津市委的报告，其中就说到《广州日报》扩版之后反映如何好，所以也要求扩版，得到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李瑞环同志的批准，半年后也改为八版，全国地方报纸中的老大《解放日报》第二年1月1日也扩版，他们的总编辑都来广州取经，紧接着，《海南日报》、《深圳特区报》都改为八版，到1992年我们改为十二版的时候，全国十几家报纸加入了扩版的行列，到《广州日报》十二版改为十六版的时候，全国有130多家报纸加入扩版的行列，到1994年，扩版的报纸又增加到150多家，基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地方报纸对开四版的局面。所以我将第一次扩版称为中国报业发展的里程碑。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杂志，把广州日报誉为扩版大潮先行一步的探索者和探路尖兵。市委负责同志对这次扩版作了如下评价：“在新闻改革中，广州日报做了大量工作。改出八版，对全国、全省都有影响，报纸办得越来越好，为全市人民提供了一份好的报纸，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起了促进作用。”

　　广州日报扩版的经验，受到全国同行的高度关注。1989年，我以《从广州日报的实践看报纸的扩版改革》为题，总结广州日报四版改八版的经验，发表在广东省记协、广东省新闻学会主办的《岭南新闻探索》创刊号上。1992年，我以《在更广阔舞台上推进新闻改革——报纸扩版后的探索》为题，总结广州日报4版改8版、8版扩12版的经验，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闻界权威刊物《新闻战线》在1992年第8期第1篇的位置刊登；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主办的刊物《内部通讯》，也在1993年1—2期上刊登；上海解放日报主办的《办报参考》亦在1993年第7期详细摘登。1995年，我再以《从广州日报的实践看报纸的扩版改革》为题，总结广州日报从4版到20版4次扩版实践，发表在1995年第8期《新闻战线》上，此文还获得该刊举办的“扩版之后”征文一等奖。这些从一个侧面说明，《广州日报》的扩版改革，得到中国新闻界充分肯定。

　　采访者：1992年广州日报再次进行扩版，从八版改为十二版，这次扩版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黄：第一次扩版使广州日报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能够使第二次扩版做到扩版不提价。五年之后（1992年）我们将八版改为十二版，这次改版我们社内的思想高度统一了，面临的问题就是上面批不批了。因为当时报纸的管理同现在不一样的，那时别说是四版改八版、八版改十二版了，就是临时增加两版都要报新闻出版局审批，不像现在你想出多少就出多少。当时我和代总编辑谢烽以及总经理古志英三个人一起去深圳特区报，听说他们当时也想扩版，我们想如果一起申请的话事情会顺利一些。但是深圳特区报说暂时还不扩版。我们知道当时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申请扩版，未获批准。我们就想要采取一个什么办法能使领导同意呢，于是想到扩版不提价这招，这样既不增加读者的负担，发行量又还会因此上升，获得批准的理由就更充分。我们就想，别人申请扩到八版都不批，何况我们要扩到十二版呢？只有扩版不提价，这也是全国第一家能做到这点的。之所能做到这点，就因为我们前面四版改八版壮大了报社的实力。1991年10月7日，市委常委会议讨论了《广州日报》扩版要求，同意《广州日报》从1992年1月1日起扩大出12版，随后省新闻出版局也作了批复：同意《广州日报》改出12版，试行期一年。试行期间，《广州日报》扩版又得到全国新闻界同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充分肯定。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于1992年11月4日再次作出批复：同意《广州日报》从1993年1月1日起正式出对开12版，这样广州日报就成了全国第一家对开12版的报纸。

　　采访者：改革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否遭到某些方面的压力？

　　黄：说要将《广州日报》重新改为四版，并不是省委和市委的意思，这主要是当时全国都在压缩报纸，所以当时广州日报那段时间有点紧张，不过后来还是因为省委有关部门的努力继续出八版。当时有条要求是严格控制地方报纸办子报，所以我们的旅游报交给市旅游局、青年报也交给市团委，文摘报改为内部发行。至于压力，主要是当时有些人的思想还转不过来。

　　办报业集团，广州日报再次先行一步

　　采访者：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时您还在任，您能聊聊当时的经过吗？

　　黄：报业集团成立时我参与了筹备，不过成立后不久我就正式退下来了。当时成立报业集团只有广州日报社一家，这在广州日报以至全国报业的发展史上都是一件有意义的大事。成立报业集团的背景是这样的，当时最想成立报业集团的是浙江日报，1994年6月中旬，他们邀集中央和省级10家报社的主要负责人在杭州组织了“全国首次报业集团问题研讨会”，探讨怎样在我国组建报业集团的问题。为什么后来选广州日报而不是中央的报纸呢？据说当时考虑的是报业集团是一个新兴事物，对其发展道路还处于一个摸索的阶段，还是试探性的性质，选一家地方报纸作为试验比较稳妥些。而广州日报的实力强，许多改革走在全国的前头，报纸也很受人欢迎，所以就选了广州日报作为我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报业集团的试点。实际上当时人们对报业集团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1996年5月底，广州日报新闻学术研究中心召开了主题为建设报业集团的研讨会，我当时是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主持了这次会议。我们邀请了北京、天津、上海、湖北、浙江、辽宁、广东和香港、澳门著名新闻界人士来到广州座谈，他们是李彦（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国记协常务副主席）、张琮（中国记协副主席、南方日报原总编辑）、陈念云（上海解放日报原总编辑）、鲁思（天津市记协主席、天津日报原总编辑）、丁希凌（南方日报原社长）、曾德成（香港大公报副社长兼编辑）、马达（上海文汇报原总编辑）、刘再明（香港文汇报总编辑）、许实（即微言，羊城晚报原总编辑）、周传仁（湖北日报原社长）、江萍（浙江日报原社长）、康健（大连日报原总编辑）、杨奇（香港大公报原社长）。与会者普遍认为，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成立，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一个创举，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是为党的新闻事业的改革发展探索新的路子，所以这不仅是广州日报一家报社的事情，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新闻事业今后如何改革发展的大事，因而整个新闻界都应该关心它、支持它。不过那时大家的思想并不是很明确和统一，有人就提出不叫报业集团也是这样做，对报业集团的模式与发展及其成立的必要性提出了怀疑。当然，事实证明中宣部批准广州日报成立报业集团是一件大事，对壮大报社的实力有很大的作用，具体的东西当事人最清楚了。

　　采访者：谢谢您，也感谢您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贡献，祝您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