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丰，1925出生，四川乐山人，1949年随华南工作团参加广州的接管，长期在广州市郊委工作，改革开放后曾任广州市农委副主任、广州市蔬菜领导小组副组长，广州市农经学会理事长，主持参与了改革开放之初的蔬菜流通制度改革。

　　采访地点：广州市番禺区洛溪新城裕景花园杨宅

　　采访时间：2006年5月20日

　　采访人：周艳红

　　我是1949年10月随华南工作团来广州参加接管的，随后派往芳村区工作，参加了芳村区的土改与复查。之后我担任过广州郊区办公室主任等职务，四清运动时担任广州市四清总团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时受到了审查，还被监禁到韶关的103队，1975年我担任广州市知青办公室副主任（副局级）。1978年，广州市的蔬菜问题非常严重，于是副市长梁湘等人提出让我回农委任处长。有人就说：“你杨丰那么蠢呀，在知青办，有汽车坐，是副局级干部，让你回去做处长，不是降了你的职吗？”当时正处长和副局长一样，但还是有很多的待遇不同，比如说小汽车就没有坐了。我没有介意这些，说让我去就去吧。

　　通知到了知青办，但被知青办一直压住，后来梁湘找到我，问我为什么还不去。我不知何事，说没有和我谈话呀，梁湘说：通知都下了。后来他们说给压住了，于是我又回到了农委。所以说，除了文化大革命的那几年，我都是与广州的农村与农民打交道。

　　早在六十年代，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蔬菜就出现过紧张的问题，就是市民没有菜吃，采取的应对方针就是一味扩大蔬菜的种植哦，起先4万亩，后来扩大到20万亩。农民想什么办法来增加产量呢，就给种粗菜。你要产量就给你产量嘛。其中大部分是通菜，种出来的通菜有半米来长。城市人就说吃的是“无缝钢管炒肉丝”。因为市场卖的通菜长得很老，硬邦邦的，里面还夹有蚂蝗，于是得了这个名字。当时我任公社处处长，一方面管公社，一方面搞蔬菜。在保障城市副食品特别是蔬菜供应的压力下，1959年市委书记王德病了，由第二书记赵武成主持工作。为了蔬菜问题，省里不断派人来广州，以至于陶铸开玩笑说：“广州市委改为广州菜委算了”。首先派来的是商业厅厅长杨毅，陶铸觉得不够，又派农业厅厅长朱荣来，加上原来派来的侯采苓，后面还派省委副书记文敏生坐镇广州。文敏生认为之所以蔬菜短缺是因为广州的机械化程度不够，说要给我们无条件的支持。许多农民就趁机要东西，一会说运肥料的小艇不够，一会说没有木材。文敏生就说给一千立方米的木材，不够就从纸厂调。陈郁省长说种蔬菜要肥料，“那么多化粪池的肥料，你们为什么不用？”于是农民就说没有抽粪车，化粪池的肥料抽不出来。陈老一听马上带着我去找梁湘，让梁湘马上弄二十辆抽粪车。当时是蔬菜当道，要钢材有钢材，要木材有木材，但实际上这些不是主要问题。后来领导们发现农民把菜地的水沟都种了稻子，这才知道根本问题是粮食不够。许多生产队和农民为了多吃粮，不断缩减菜地面积，还在菜田中间种杂粮、水稻，或者是好田种粮，次田种菜。粮食问题不解决，蔬菜问题就解决不了。广州市郊区书记向文敏生反映这个问题。文敏生说：“我可以给你们解决材料的问题，粮食这个问题得找赵紫阳。”当时办事的速度很快，五天之后赵紫阳减少郊区粮食任务50万斤。

　　后来有人向陶铸汇报，蔬菜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大跃进时改得太过头了。原来全市有几个蔬菜批发部，有50来个蔬菜市场。这些蔬菜市场都是小组核算，或者说是私人核算。1958年后，蔬菜批发部和市场全部改成国营，成立蔬菜公司，负责全市蔬菜的货源组织、安排市场供应等事宜，蔬菜价格由蔬菜公司确定，再由物价局批准，一动也不能动，管得过死。针对这个问题，广州市委成立蔬菜领导小组，任命我为办公室主任，和商业部门一起负责蔬菜的生产与销售问题，同时还把蔬菜市场退回小组核算和个人核算。我们还意识到蔬菜的价格虽然不能全部开放，但也不能管得太死。于是我们提出一个上下幅度议价的方案，在海珠区搞一个试点，把价格放宽了一点，即上面可以上升20%，下面也可以下降20%价格放宽一点，情况就不同，质量和数量马上就有所上升。但是菜价高了，群众又有意见，于是只好又收回这一方案。

　　蔬菜采取这一系列的措施之后，问题有所缓和。当时还提倡城市里也种蔬菜、养猪、养鸡，有人说这样会把环境搞坏了。市委领导说现在没有得吃了，不要再管什么环境卫生了。当时有个老红军就因为菜种得好、猪养得好而开现场会受到表扬，只不过有意思的是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老红军又因这个问题挨了批斗，理由是资产阶级思想。

　　买菜难：一个保姆就可以把市委告倒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产品实行的是统购统销的制度，地里长什么、以后卖给谁以及价格多少都是规定死的。到了七十年代蔬菜问题更加严重，到底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韦国清（广东省委书记）从北京开会回到广州，一下飞机，没有回省委，而是直接去看菜田，去看看菜田里有没有菜。习仲勋来到广东之前，邓小平和叶剑英都找他谈话，要求他一到广东首先要抓蔬菜生产。就在我回农委的那一年，省委、市委将广州市郊区所有的生产队大队长都找了来开了一个会。大家说这个会是从最高开到最大。当时广州市最高的建筑是白云宾馆，三十几层，会议首先在那里举行，批了一通，最后会议的规模扩大，生产队长也参加，会议的地点也就改在了最大的建筑中山纪念堂，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评，甚至于韦国清把郊区的书记叫起来批评了一顿，不让他坐下去。韦国清在会上大声说：“你们广州市就是有那么两个大窟窿，一个是广钢，一年亏那么多钱，另一个就是蔬菜，搞得这么糟糕！”批得下面人的头都抬不起来。

　　当时蔬菜出现紧张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农商矛盾太大。蔬菜公司又成为问题的焦点。农民说蔬菜公司压价，规定的价格太低；蔬菜公司则认为是农民不顾质量，通菜一丈多长，叫人怎么吃？在蔬菜旺季的时候，农民就用拖拉机一车一车地拉来，蔬菜公司根本就没有地方放，只好跟农民说拉回去，算他们完成了任务，照样给他们钱，谁知那些农民开着拖拉机转一个弯又来了，蔬菜公司又得给钱。为此蔬菜公司焦头烂额，最后只好想了这样一个办法，派人在珠江桥头守着，要农民菜卖完了就拉去，看着通菜丢到河里才行。为价钱问题，蔬菜公司一天到晚都和农民吵架，争论价钱什么的，农民不服气，拿起扁担就要打蔬菜公司的工作人员，只好就让我们去调解。

　　另外还有问题就表现在领导的保姆身上。经常听说省委哪个领导的保姆买不到菜，或者说买到的菜不够好，又要叫我们去。蔬菜公司的人向我们抱怨，说这些保姆其实是去吹牛或是串门，回家后主人问起，找借口说是买不到菜，在排队，实际上是偷懒去了。有一天省委打电话来，叫我们马上到东山龟岗蔬菜市场去，说那里卖的通菜根本不能吃，用来喂猪还差不多，怎么还拿来卖？杨毅就叫我和蔬菜公司经理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说我没有车呀。当时蔬菜公司有辆吉普车，于是接上我就一起去。去后，龟岗蔬菜市场经理跟我说：“省委的那个干部来买菜，我都和他讲，这个菜是不能吃的，两分钱一斤处理，你们拿去喂鸡呀还是可以。他当时同意了，回去就告状”。叹了一口气，他又接着说：“我要想个办法了，教我那些售货员一定要练成一个本事，那就是认保姆，一定要把那些领导的保姆认出来。一次省委常委的保姆和省长的保姆拿了优惠证来买菜，那些优惠证可以买鱼买豆腐之类，他们左挑右挑，那些售货员很生气，心想我们都没有吃，你们有特种供应，还这么挑剔，于是就顶了几句。我当时看见了，赶紧让售货员别做声，连说让她们挑让她挑，不要说她们。我当这个经理就有这个本事，认保姆，不能认保姆就不能当这个经理。”我说：“是呀，你们不仅要认保姆，看见省里的干部你们也别说什么，让他挑去”。

　　这件事情之后的一个多月，我又去那个市场，遇到那个经理，他问我：“还有没有人来投诉我们呀？”我说没有呀。他大笑：“嘿，我这个办法还是管用的哦，看来这个认保姆的本事还是必不可少的，我跟我所有的售货员说过，一定要认保姆”。

　　当时的冬瓜很多，每年市财政补贴很多钱，在市场卖三四分钱一斤，有一次梁灵光副省长的保姆说就在市委大院的旁边的菜市场买不到冬瓜，于是又打电话来找我们，我就问蔬菜公司，蔬菜公司说：“我们那些冬瓜摆在那里都卖不完，怎么会买不到呢，可能又是那个保姆跑到哪里去了，回去迟了就说买不到冬瓜。”最后他又加了一句：“保姆千万得罪不得。”

　　这些情况使本来比较紧张的蔬菜供应显得更加紧张了。由于工作性质，我经常参加市委常委会，有次梁湘又叫我去，一个市委书记就在那里对我说：“哎呀，我们这个市委都被你们的那个蔬菜工作闹得不能正常工作了，天天都在讨论你们的这个蔬菜问题。”蔬菜公司和郊委天天吵架。郊委书记经常拿两条蔬菜去找梁湘，说蔬菜公司压价。梁湘就去找蔬菜公司和物价局，物价局说：“他们的质量不好，我们没有压价呀。”梁湘被弄得不胜其烦，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梁湘对我说：“杨丰，叫你回来就是要你给这两家当仲裁，他们两家吵，我每天都是被他们闹得没办法，一边是郊委书记，一边是商业局长或物价局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后成立一个蔬菜物价小组，你当组长，你来仲裁，不管他是书记也好，局长也好，你说了算。”我说：“我只是一个处长哦，他们可是局长呀！”梁湘说：“不管他是什么长，你说了就算，蔬菜价格由你来定。”

　　当时全国几个大城市的情况都一样，一个保姆就可以把市委告倒。1986年我去西安向李鹏总理汇报蔬菜改革的问题，遇到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黄超，他就向我们发牢骚，说：“京官不好当咧！我这北京市长呀，什么事情都叫我去，人大开会叫我去，政协开会也叫我去。一个民主人士对我说：北京市长，我们要‘离荤’了！我心想你这老头这么老还想要离婚吗？离婚也不归我管呀。原来他说的‘离婚’是没有肉吃。此荤非彼婚。我们要‘离荤’的意思就是没有荤菜吃了。哎呀，听了半天我才弄明白他们是没有肉吃。” 在会议休息的时候，黄超又跟我们说：“哎呀，我这个市长有什么用呀，一个保姆就可以把我弄下台！北京市的黄瓜从春节一直到清明就是这样的，用玻璃盒装上，用个红丝带绑绑，是很名贵的。春节后不久赵紫阳的保姆买了两条黄瓜，好贵，要几块钱。回去就和赵紫阳讲，这么贵，还蔫蔫的。幸好赵紫阳还了解些情况，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呀，春节呀，哪有黄瓜，能买到黄瓜就不错了。但是赵紫阳的孙子在幼儿园上学，幼儿园的自来水不通了，回去和赵紫阳一说，又得叫我们去。北京的自来水是由国家水利局管的，又得找我这个市长了。我这个市长呀，保姆就可以把我弄下台的！”

　　任仲夷：“蔬菜问题，都是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搞坏的。”

　　当时大家开始明白，问题的关键在于计划经济体制。1983年，赵紫阳来到广州开座谈会，谈到蔬菜问题，他说1953年前我们省委从来不讨论蔬菜问题，也就是蔬菜没有问题。这时任仲夷接了一句：“都是合作化与统购统销搞坏的”。

　　1980年，任仲夷来到广东，市委召开了党代会，蔬菜又开始出现了紧张。此时梁灵光任广州市委书记，《南方日报》出了一个内部简报，说广州最好时代是陶铸、朱光时代，是黄金时代，后来的都不行，焦林义是焦头烂额，习仲勋是习以为常，杨尚昆是扬长而去，任仲夷、梁灵光是不是也想走呀？任仲夷看了，摇头苦笑，说这分明是在赶我走哦。同时他说在同一天，总书记胡耀邦、总理赵紫阳给他两个批示，内容都是蔬菜。他没有办法，只好跑到我们蔬菜办来了解情况，当时谢非任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打电话给我说任仲夷要来，我说在开党代会，领导都不在呀。谢非说：“任仲夷同志不找领导，就找你们。了解了解情况，他知道他们开党代会，不要通知他们回来。”

　　不久，任仲夷就和谢非两个人就来了，看起来心事重重，一点情绪都没有。我们请他到市委会议室去座谈，他也不去。我们当时蔬菜办的办公室在礼堂旁的一个平房内，他就坐在我们的办公室，我们找来蔬菜公司经理等人坐到一起。任仲夷非常冷静，说：“看看这蔬菜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假如说是天气问题，那就好办了，天气好了就行了。”我说：“不是天气问题，是政策问题。”

　　“既然是政策问题，你们就准备一个调查报告。”任仲夷说，总之他的心情很沉重。临走，他看了看我们的办公室旁边的一棵大榕树，回头问我：“你叫杨丰呀，丰收的丰吧？蔬菜要是象你的名字就好罗，象这棵榕树就好罗。”

　　之后任仲夷又到蔬菜公司看了看，他非常冷静，要求专门拿了一个月的时间来调查，由当时的常务副省长杨德元负责。杨德元还是很有水平的，他指定省政府一个秘书长牵头，由省政府财办主任、省政策研究室主任周尔康以及我和郊区一个书记参加。我们到每个公社去调查，整整调查了一个月。调查回来后，杨德元听取了报告，说，“问题恐怕还是出在政策上。”当时他还不敢说要开放价格，我们就向他提议我们原来是实行幅度议价。杨德元说：“根据这个情况，看样子是要下大力量落实。”

　　于是省委出了几条政策，第一条就广州市要一个常务副书记来管蔬菜，原来的副书记杨毅还不行；第二条，国家要给蔬菜极大的补贴；第三条，要减免菜农的部分粮食任务；第四条，要给一些黄豆给蔬菜公司，困难的时候做豆腐和豆芽来缓解；还有一条就是蔬菜的土地要加以保护，要划定一些地区不许征用，这次一共划了十八块或二十块地，同时还规定以后征用一亩蔬菜地要交菜地建设费。

　　采取这些措施之后，蔬菜紧张的情况又得到了好转，但其中还是有紧张的时候，主要原因还是蔬菜购销体制还没有改革，蔬菜的价格没有开放，。1983年，蔬菜又出现了紧张，杨德元又叫我们去开会，说虽然情况比以前有所好转，但现在出现了这些问题，该考虑开放价格的时候了。现在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不是治本的办法。

　　叶选平：“不要大惊小怪，蔬菜价格迟早是要放开的。”

　　1983年全国八个大城市的管农业部门的负责人在广州召开会议，于是我们认识了中央的一些人。当时中央有个民政研究室，管两个招牌，一个是国务院的农业发展中心，以杜润生任主任，这次杜润生没有来，来了另外几个人，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和他们建立了关系，引起了他们的重视。1984年年初北京方面突然派三个人来到广州进行调研，他们分别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魏唯、新华总社记者姬斌和商业部的一位女同志。市委书记许士杰和任仲夷的夫人王玄都非常重视，让我们好好接待，。他们在广州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深入到菜区基层，听取基层干部和菜农的意见，还到蔬菜公司各个购销部和肉菜市场听取经营者的意见。他们认为蔬菜购销的体制压抑了菜农的生产积极性和蔬菜经营者的积极性，在品种、价格、质量等方面，农商之间扯皮严重，矛盾突出，蔬菜公司亏损经营，国家财政补贴越来越多，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放开价格是大势所趋。于是他们亲自向市委常委作了汇报，提出应该进行价格开放。与此同时，许士杰书记亲自带工作组到黄埔、芳村等区也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加深对蔬菜产销问题的了解，增强了全面放开蔬菜价格的决心。许士杰书记事后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要请示省有关领导同意，二是要先在鹤洞、黄埔两区试行，待取得实践经验才全面推开”。

　　我们决定在1984年11月1日放开价格。在开放之前，我们进行了讨论，决定稀有品种如姜、蒜之类的价格可以开放，另外供应高级宾馆的菜价格可以开放，这样偷偷摸摸地东开一点、西开一点。物价局见到这种情况，就去向市长叶选平“告状”：他们这样欺上瞒下怎么行？叶选平市长是一个很开明的人，说：“不要大惊小怪，蔬菜价格迟早是要放开的，迟开不如早开，暗开不如明开，偷偷摸摸的开不如大张旗鼓的开。”

　　叶选平的这句话对我们的支持非常大。我们意识到，全面改革蔬菜购销体制已经到时候了。鉴于阻力较大，有必要先造舆论，统一各方面的认识，于是市蔬菜办与市农经学会联合召开蔬菜购销体制改革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基层干部、有关部门的意见，并通过传媒报导，大造舆论。5月7日，市蔬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农经学会在沙河联合召开蔬菜购销体制改革座谈会，打响了蔬菜体制改革的第一炮。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有暨南大学、华南农学院（现华南农业大学）、郊区、沙河区、市工商局、蔬菜公司等有关方面的专家和负责同志共二十多人。我主持了会议。会上主要就“统购包销”体制的弊病和实行全面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蔬菜购销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有关政策、市民对改革初期菜价上涨的“阵痛”的承受能力三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达成了共识。这次研讨会对促进蔬菜购销体制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会后，参加会议的《广州日报》记者张永熙写了报导文章《市农经学会研讨提高上市蔬菜质量等问题——建议蔬菜购销实行全面开放政策》，于1984年5月24日刊登于《广州日报》第一版，引起了省市领导的重视与广大农民的关注。《羊城晚报》总编辑吴有恒以其远卓识，主动跟进，在晚报上开辟专栏讨论。来稿参与讨论者，既有菜农和基层干部，也有城市职工和蔬菜经营者。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和批评统购包销体制带来的种种问题，绝大多数赞成蔬菜全面开放，并提出了一些合理建议，。

　　1984年7月1日，我们首先在鹤洞进行改革的试点，我们去菜市转了一圈，发现给大家的印象是菜质好、价不高，特别是通菜已不带根和黄泥巴，看不到黄叶，每把二斤来重，扎得整整齐齐，价钱也不比农贸市场高。在试点中，我们形成了一套改革的方案。首先我们认为改革购销体制的内容主要是实行“三放、三管”，即放开上市任务、放开价格、放开流通渠道；管蔬菜种植面积和蔬菜购销网点，管对基地菜农和销售单位的优惠，管菜区的“四联系”（即菜农品粮供应、菜区干部报酬和奖励、工业企业利润下拨分配和工业企业减免所得税联系蔬菜种植计划面积的实绩）。

　　也就是在这次完全的价格放开之后，广州市的蔬菜问题也得到了基本的解决。

　　武汉：“广州市蔬菜产销体制改革是相当成功的。”

　　这次改革对全国的影响很大，武汉在1984年初也改革过几天，不过后来因为菜价上涨马上就关了，只有我们广州把这次改革走到了底。在1985年我两次去北京介绍广州的经验，在1986年我和杨资元市长还前往西安向李鹏总理介绍广州蔬菜流通制度改革的过程和效果。这次会议是由李鹏亲自主持召开，他自己说是担任总理以来首次离开北京召开的会议，可见当时中央对蔬菜问题还是非常重视的。起先李鹏不参加大会，只开小会，就是让每个城市去两个人向他汇报情况。我就和杨资元两个人去向他汇报。当时广州市的粮食还没有全面开放，但也放松了一些，市民还是有粮票，但是那些粮票买来的米很难吃的，都是不知多少年的陈粮，拿来多磨几次，含有很多的黄曲霉素在里面。于是市民把粮票拿来换东西，如塑料桶呀，很多东西都可以用粮票换，很少有人吃粮店卖的粮食。当时叶选平已任广东省省长，他决定补贴一些钱给市民以贴补市面粮食涨价。但就这件事，广州市市长杨资元受到中央领导的责问：“你们广州市怎么这样搞，没有经过我们批准就这样做？这个事情我问过赵紫阳，赵紫阳说他不知道呀。”杨资元不出声，只好说是省里决定的。

　　我们回来以后，杨资元就把这件事情向叶选平汇报。叶选平给这位中央领导人打了个电话，就这样过关了。

　　全国各大城市蔬菜购销体制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率先进行的广州市蔬菜购销体制改革对全国起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的蔬菜流通体制也放开了，为菜篮子工程建设打下了基础。这个曲折反复的过程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以至于武汉市一位负责人考察完广州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成效后说：“广州市蔬菜产销体制改革是相当成功的。在它的成功背后，蕴含着广州市决策者、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以及新闻工作者同心协力促改革的参与意识和拼搏精神，正是这股合力，使贵市的蔬菜改革不断出新，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