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1956年我任派出所长时，在我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的一次接触

　　一、朱光同志南下广州市前的生平简况(下简称朱市长)。

　　朱光，原名朱光琛，1906年10月生，广西省博白县人，曾在广州国民大学读书，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

　　参加过广州起义，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的秘书兼集团军总部秘书长，新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嫩江军区副政委。北平军调部第36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东北中共齐齐哈尔市委书记，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秘书长，中共长春市市委书记。1949年8月奉命带两广干部南下，同年9月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赣州会议上定他为广州市接管工作委员会书记。俗称：接管广州干部大队，他任大队长。我们是由四野南工团与华南工作团合并成的南华工作团，分配来任一般干部的队员，从此开始认识。

　　二、和朱光同志的两次接触：

　　（一）1949年10月4日我们分配入“广州干部大队”后。他给我们介绍过“广州情况”，他讲话坦率、畅快、声音洪亮又带些幽默，间中为使我们能多知点广州风情，还多次引用了“广州方言”并加以解说，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广州解放进城后，华南分局决定重建中共广州市委，由叶剑英同志兼任书记，他10月24日任副书记；广州市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后，同年11月11日，政务院又任命他为广州市副市长；1949年12月为减轻叶剑英书记工作的负担，他也曾代理过市委书记，1954年10月任广州市市长。

　　（二）于1956年春全市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中：我当时是西区公安分局黄沙派出所所长，也是我第二次回来任所长之处。为不辜负组织期望，故工作也相对认真。在中山纪念堂听他动员报告时，顿悟这次报告严肃认真，显示出他的工作气魄和一定要搞好爱国卫生运动的决心，我认真聆听，并暗下决心，贯彻执行。参加听报告的是市有关单位及区、街、派出所的负责同志，朱市长除强调了重要意义外，还着重提了几方面的要求，最后他说：“如果哪个单位不重视，不执行有关规定，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随时可以直接打电话向我反映。”

　　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市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我们黄沙街也和其他街一样积极行动，但辖区内有一中央驻穗单位，对执行打扫清理其周围环境等有关规定，却不理不睬，尽管居委会主任、街道干部和派出所民警多次上门说服，仍无动于衷，严重影响我街该居委的卫生运动开展。

　　不久，西区区政府梁副区长下街检查，我们将此情况向她作了汇报。我建议她打电话向朱市长报告，她谦让(本人是民主党派)。我便直接打电话给朱市长。我在通话中表明身份后，把所遇的情况扼要向他作了报告，他听后答：“15分钟后我到派出所。”10分钟后朱市长又亲自给我挂电话补告；“因车没油，要加油，需再迟10分钟。”从我打电话至朱市长到派出所门口，总共不到25分钟。朱市长未进派出所的门，就叫我们带去他到那个中央驻穗单位。到他们二楼办公处后，我申明来意，该单位一班人正在打扑克，听了我的话，都放下扑克站了起来。朱市长则主动向那个单位人员自我介绍：“我是朱光，广州市市长。”然后问：“你们单位负责人是谁?”没人敢答。又问：“谁是共产党员?请站出来。”两个人站了出来。朱市长问清他们的姓名后，简单扼要地作了开展卫生运动的宣传，并说：“请你们向你们的领导讲，朱光市长来过，要你们遵守街道有关卫生工作的规定，要把室内外卫生认真搞好，并打扫街道分给你们负责的地段7天(街道原定，3天)。”讲完后，朱市长步行到派出所，简单向我们交待完有关事项后，连茶都未喝一口，就乘他来时的吉普车回市府了。

　　朱光市长这次派出所之行，在街道引起了很大反响，被检查的单位亦受深刻的教育，自动自觉参加清扫街道一个月。这鼓舞了街办事处、派出所、居委干部和民警搞好卫生运动的信心，也带动了驻辖区个央、省、市单位共同搞好街道卫生的积极性，按时圆满地完成预定任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全心全意，不以市长自居，身先士卒，深入第一线帮助基层克服工作困难，雷厉风行，一丝不苟，说话算数，简洁朴实，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工作作风上，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事隔一年，朱市长在视察市、区卫生重点金花街后，还特意绕道又来黄沙街看了看。

　　三、革命和战斗的一生。

　　(一)1960年10月调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后因故未到职。1961年2月又调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1965的12月调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副省长，曾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二)朱光同志在革命战斗的一生中，也遭受过国民党及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两次拘捕和残酷迫害；党内分裂主义者张国焘的疯狂打击和林彪“四人帮”的无情批斗。

　　1.广州起义失败后和革命先驱朱锡昂同志同去香港找到党组织，受李立三等领导人指示“回广西恢复共青团组织”任务完成后，被指任为广西省委负责人。后受广西省委派遣，往上海和党中央取得联系，被留上海法南区马朗路支部工作，参加“反帝大同盟组织”1928年10月因参加电车工人罢工，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被英国巡捕拘捕，后在我被拘同志的斗争下，于狱中一个多月后，才由我党属的，“互济会”和代请的律师保释出狱。1929年尾在上海，受组织指派，带人支援商务印书馆工人罢工斗争时，被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逮捕。后转解苏州高级法院十字监，因反狱方迫害，被钉上九斤重的脚镣关押，后因患严重伤寒，发烧不退，于1931年春经我党聘请律师辩护，才获保释。

　　2.1932年分裂主义分子张国焘发动了所谓反“右派”斗争，朱光同志被定为罗章龙右派分子，开除党藉。因朱写字好，能绘画，才被另作处理免遭杀害。关在保卫局和廖承志等载着脚镣写印宣传单，绘制军事地图、印发钞票。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策应中央红军，西进川西北，开始长征后，又让他们载着手拷，背着沉重的油印工具，跟随部队长征，被称为“长征路上的囚徒”。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在纪念十月革命的大会上，才由傅钟同志代表西北局宣布对廖、朱等同志撤销处分，恢复党藉，结束了三年多被迫害遭拘禁的囚徒生活。

　　3.“文革”开始，当时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受到批判与摧残，朱仗义执言，被扣上死保李葆华和叛徒、特务等罪名，对抗“文化大革命”帽子，被批斗。1966年11月朱患脑血栓，回北京治疗，1967年2月稍好转，回安徽后又被囚禁“交待问题”及接受批判。同年6月朱病加重，请假回北京诊治。1968年初，朱在北京的家被反复查抄，妻子遭捕，儿子被毒打。朱又被押回合肥，以各处罪名再被批斗。朱光患病之躯终于经不起不断的批斗和残酷的折磨，在一次批斗会上当场晕倒，卒至不起，于1969年3月9日不幸逝世于安徽合肥市一关押老干部的斗室里。终年63岁。

　　4.中共安徽省委于1978年8月8日决定推翻在“文革”期间强加给朱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并于同年9月23日在安徽合肥举行追悼大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廖承志、王震、徐向前、谷牧，韦国清、方毅、许世友、苏振华、余秋里、粟裕、宋任穷、康克清、王首道等同志分别送了花圈和发了唁电。追悼会对朱光同志的一生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朱光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好干部，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朱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1978年9月29日，朱光同志的骨灰移至广州银河公墓安放。

　　注：该文第二题“和朱光同志的两次接触”是我亲身经历外，其余主要来源于广东人民出版社《朱光文集》和广州文史第47辑《回忆朱光市长》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