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具有革命传统的名牌大学。在我的学生生活中，曾上过四所小学，六所中学，一所大学。我最怀念的是我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生活。因为是中山大学的革命火种点燃了我的心，引导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体现了人生的价值。

　　一、 在中山大学，我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行列，树立了革命人生观

　　我是1945年9月入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的。

　　第一学年，师范学院设在广州市平山堂。那时，我住在家里走读。

　　第二学年，师范学院迁到石牌校区。我和陈仁恕、张昌仁分在同一房间住宿。在密切的接触中，我们之间建立了信任和友谊。

　　由于我求知心切，特别想弄清楚在我国遭受日寇侵华战争的蹂躏之后，又爆发国共内战的情况下，中国的出路何在？我总是从香港的《大公报》、《华商报》中寻找我国政治、经济和战争的消息，又常常挑灯夜读。（从此，夜读成了我学习的一种习惯，伴随我一生。）我读了邓初民、胡绳、翦伯赞等同志写的几本政治理论著作；读了毛泽东同志《整顿党的作风》，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中共公开文件；又读了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日日夜夜》等。读着这些书，我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从想得到学位，以谋求一个好职位，挣钱养家的个人小圈子里突破出来，关注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思想感情向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靠拢，向中国共产党靠拢，逐渐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共产党人是超凡脱俗的济世仁人和勇者，是我学习的榜样，追求的目标。

　　1947年初，我参加了反对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示威大游行。还在沙面桥头反对军队阻拦，冲进沙面，到美国领事馆示威。这样，我开始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的行列。

　　年长于我的陈仁恕、张昌仁都很关心我。我们相处和睦，能讲真心话。一天，陈仁恕向我介绍爱国民主运动促进协会这个组织及其宗旨，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我说让我好好想想。我还说，不参加则已，如要参加就要好好干。1947年3月29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纪念日），由陈仁恕介绍和监誓，我宣誓加入“爱协”，代号为“师”。加入“爱协”后，主要的工作是发现，培养和吸收先进分子到“爱协”里来。这样，我就自觉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的伟大斗争中了。

　　“爱协”是在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中共领导人民群众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相配合，全方位地向蒋介石集团进行抗争的产物。“爱协”的成立和发展，强化了中共党组织在中山大学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山大学的政治局面。

　　1947年5月31日，以“爱协”成员为骨干，由中大学生发动的，全市数千名大、中学生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大示威，从平山堂出发，向长堤大马路前进，遭到了一群暴徒的袭击。游行学生奋力反击，随后结束了游行。当时，我处在游行队伍中的流动歌詠队的行列，是游行队伍的排头兵。我目睹和参与了反击暴徒横行的斗争，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这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示威活动，是广大爱国学生关心国家的命运，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向蒋介石集团提出严重抗议和给予有力打击的重要举措，是正义的行动。这是广大爱国学生不顾个人安危，敢于“铁肩担道义”的一次壮举，也是使蒋介石集团处于全民包围之中的重要之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希望现代的青年大学生，要向那个革命年代的爱国学生学习。学习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前途，勇于拼搏的革命精神，继承这种爱国民主的革命传统，树立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发扬拼搏进取精神，在促进中国和平崛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革命实践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有所作为。

　　二、 在中山大学，我在学生社团活动中提高了服务意识，提高了工作能力

　　那时，经过一年的战争，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战略态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49年7月开始，人民解放军把战争从解放区推进到国民党统治区，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蒋介石集团又处于全民包围之中。为了挽救败局，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统治区颁布“戡乱总动员令”，“戒严法”，设立“特种刑事法庭”，实行法西斯暴政。中山大学中共党组织因势利导，改变斗争方式，在1947年秋冬，以“爱协”成员为骨干，组建学生社团，进行合法斗争。“社会科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教育研究会”、“农业生产团”、“南燕剧社”、“中师剧团”（恢复）、“创造画社”等新型学生社团的成立和开展活动，打开了中山大学学生运动的新局面。

　　所有学生社团，采取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活动，目的在于吸引、团结和教育广大学生提高政治觉悟，站在爱国民主的立场上来，反对暴政，为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和平、民主、自由、平等和幸福而奋斗。

　　当时，建立了不定期的学生社团负责人联席会议制度。参加会议的，有黄建树、吕式根、张天翼、周洪、张万里等人。会议由黄建树、吕式根主持。会议内容是按照校内校外的实际情况，研究和安排全校性的大型活动，组织好各学生社团之间的协作。后来，这种社团负责人联席会，发展为院系联合会，以协调院系合作。

　　我参与了以后的三次大型活动：一次是在人工修建游泳湖的义务劳动中当上劳动模范；一次是在广州市区的敬师义演中任前台主任；一次是在悼念南京四烈士的大会上任主席团执行主席。

　　参与社团活动和全校性大型活动，无异于进了中山大学的第二课堂，使我获得了在正式课堂上难以获得的实践经验和内心体会，对于加强自我思想修养，密切联系群众，增强处事能力，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是我非常重视的一段个人的经历。

　　希望现代的青年大学生，要按照自己的专业、兴趣、需要和学习安排，适当参加学生社团活动。要把学生社团活动作为自己学习的第二课堂，以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服务意识和工作能力，终身受益。

　　三、 在中山大学，我得到真诚的友情

　　我们当大学生的那个年代，国内战争异常激烈，暴政甚为猖獗。这就使得有共同信仰和共同理想的战友之间，互相信任和互相关怀的同学之间，同仇敌忾，有着真诚无私的友情。许多事情是非常感动人的。

　　在一次演出晚会上，我在布置舞台景具的时候，从两丈高处随梯子摔倒在地上，以致昏迷和负伤。周洪将他仅有的一只金戒指无偿地交给我治伤，一些同学也支援了一些现款。黄中夏则不惧风险，不辞劳苦地陪我到市区医院治伤，历时约半月。后来，我将治伤后剩余的现款交给“爱协”处置。

　　在暴政下，我们一些抛头露面的人，常常要根据情报掩蔽自己。我在校内常去的地方，是同班同学谢耀添独住的房间。他是一个无党派开明学生，我俩的私人情谊较好。有时，我在学校熄灯后，按照事先的约定，悄悄地到他房间睡觉。他心知肚明，既不问我原因，也不惊惶失措。这就使我较为坦然。

　　有一次，在紧急通知下，我住在同班同学黄嫣曼家里，白吃白住好几天。我们除了约定按什么关系相处以防查户外，不讲安危，足不出户，保证了安全。

　　1949年5月1日，李绍膺通知我要紧急撤离学校，伺机转移到游击区工作。我将到何处待命呢？同班同学姚坚义不容辞地邀我到他叔叔家住几天。他叔叔家在广州市公安局对面巷子里的小楼上。按常理，这里是容易暴露而不安全的地方。然而，正因为如此，这里又是会被敌特冷落的地方。我在那里住了好几天，5月7日和周洪一道，随着地下交通员，经澳门，再到中山县翠享村旁，由武工队员领着我们从山间小道进入五桂山区，次日赶到中山特派室报到。1949年8月4日，在甘正嵩、谢月香二同志的介绍和监誓下，我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和周洪是相知相助的亲密战友，是同甘苦、共命运的革命伙伴。我俩也常因意见分岐而争论，有时在夜间发生争执而大声讲话，声音可达附近四座宿舍。吕式根多次闻声而来，告诫我们不要大声讲话。我和周洪之间，好就好在不会因友谊和面子而不争论，也不会因争论而伤害友谊和面子。争论过后，相互关系和友情不变。

　　希望现代的青年大学生，广泛建立起同学间的真诚友情。这是人生中的一种乐趣，一种营养，一种珍品，应该爱护它、珍惜它，而不应丢掉它、践踏它。

　　六十年过去了，回忆和中大同学共同学习、共同战斗的岁月，倍感亲切，心潮澎湃。当年一个个青年人的形象和风姿，慷慨激昂的言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以及同学间的真挚深情，都历历在目。

　　中山大学的革命火种点燃了我的心的这段历史，对于我是特别珍贵的，它铭刻在我心中，终身不忘。